摘要: 高等教育生态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中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更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它的切入，使高等教育理论有了一个全新的解释。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研究起源于高等教育大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平衡问题，引发从生态的视角对其关注和探讨。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其内涵理解为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以及教育资源与环境子系统对具有相应质量标准的发展规模所能承载的供容能力，它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的一项重要指标。从生态承载力这一视角来研究高等教育时，必须把握其客观性、可变性和多层次性的特征。运用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理论，可以从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弹性力、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承载压力度等三方面对区域高等教育进行测算和评价，从而更好地从宏观上来把握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质量之间的内在关系。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研究，是高等教育理论的一种创新，在理论方法、实践应用、生态评价、人才培养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发展前景。
关键词：高等教育生态;生态承载力;生态弹性力;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承载压力度
伴随着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许多新的现实问题也同时出现。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来自高等教育理论创新的支持。高等教育理论创新是指对高等教育创新进行系统化的理性认识。 “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贺祖斌教授多年来关注于理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为此，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生杨婷婷对贺教授进行了专访。
一、概念溯源：“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 的生成
杨婷婷：贺教授好，我们知道您是国内较早研究“高等教育生态”的学者，同时您还对其中“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理论进行了论证。这个理论的提出为高等教育研究增加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新的解释。请问您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这一命题的?
贺祖斌：关于关注“高等教育生态”研究，这要追溯到2002年。我当年正在华中科技大学攻读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准备做博士论文，但选题一时未定下来。我的导师文辅相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界的杰出学者，是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创者，是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点首位博士生导师，也是国内最早提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学者之一，并担任教育部首届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对于学术，他要求非常严谨，对学生要求也很高。因此，我的博士论文，曾经三次易题。第一次，我提出做高等师范教育方面的选题;第二次，我提出做高等教育评价方面的选题，都被他一一否定。他的理由就是，我从事多年师范教育，比较熟悉，难有理论创新;教育评估政策性很强，评估方法、评估技术难以突破，同样难有方法上的创新。这两方面，都是我熟悉的领域，但都被他以“难有理论和方法创新”为由予以否定。他叫我回来“再想想”，就这样，我回来“再想想”了半年。我认为，必须打破原有的思维习惯，推翻既定的方向，重新开始思考。我静下心来，在浩如烟海的论著中寻找学术灵感，挖掘智慧火花。我本科学的是生物科学专业，硕士学的是教育学专业，是否可以从生物、教育之间找一个交叉点?于是我阅读了大量的有关社会学、教育学、生态学方面的书籍和文献，再加上我原有的生态学的底子，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教育生态。我从阅读的中外文献中，进一步了解教育生态的研究状况。
一方面，在国外的教育生态研究领域，有两位学者对我影响较大，一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A·克雷明(Gremin.L.A.)。学界认为， “教育生态学(ecology ofeducation)”这一术语于 1976年首先由克雷明提出。其在所著《公共教育》中列专章探讨了教育生态学问题。克雷明认为：教育生态学的方法就是“把各种教育机构与结构置于彼此联系中，以及与维持它们并受它们影响的更广泛的社会之间的联系中来加以审视”。贯穿克雷明教育生态学思想的核心在于把教育视为一个有机的、复杂的、统一的系统，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各因子(学校及其他教育者)都有机地联系着，这种联系又动态地呈现为一致与矛盾、平衡与不平衡[1]。另外一位学者是英国教育学家阿什比(Ashby，E.)。早在1966年，阿什比在他著名的《英国、印度和非洲的大学：高等教育生态学研究》中讨论了“高等教育生态”这个概念[2]。他运用生物学“遗传”的内涵从中世纪大学的世界主义的理想、19世纪欧洲大学的主要区别以及欧洲大学向外的早期移植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发现英国的高等教育输出到印度、非洲后在文化差异、观念冲突、教育体制、课程设置等方面最初遭到了本土文化和观念的抵制;但随着引进的高等教育与植根于本土文化教育环境的不断适应、改进，以及新政策的不断推出，使欧洲的高等教育模式结合印度和非洲的环境不断地发展和壮大。因此，他得出了 “大学构造必须继续使它们自身适应变化的大学环境”的结论。阿什比经过对欧洲高等教育在印度和非洲国家的移植和发展的研究，提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的著名论断，为高等教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当然，除了以上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外，还有其他学者从教育与环境的关系入手来探讨教育生态问题，其共同特点是强调生态学的基本精神：综合、联系、平衡。研究的内容主要侧重于微观教育生态学、教育生态因子、宏观教育生态学等几个方面。因此，他们关于教育生态研究的思维和方向给了我很多的启示。
另一方面，从我国的教育生态学研究来看，20 世纪60年代，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方炳林教授最早涉足教育生态研究，并出版《生态环境与教育》一书;到80年代，李聪明著的《教育生态学导论》在台湾出版[3]。我国大陆学者对教育生态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有几位学者进行探索并出版了相关成果，诸如吴鼎福的《教育生态学》[4]，任凯等所著的《教育生态学》[5]，华东师范大学范国睿所著的《教育生态学》[6]。这些早期教育生态学专著的出版以及一些相关论文的发表，标志着教育生态学研究已开启一个新的教育研究领域。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教育生态学，特别是高等教育生态研究还刚刚起步，在如何将生态学的原理运用于对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的分析与研究上，尚有待进一步加强，该领域研究还有很多空间和空白点，值得探索。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高等教育自1999年起连续几年的大扩招在社会上也一度引起关注和议论，认为高校“办学条件不足”“质量下降”“生态平衡被破坏”等等。这些认识正涉及教育生态方面的问题，也是我下决心做这方面研究的外部动因。我坚信，对刚刚起步的高等教育生态研究，只要坚持深入下去，势必有所突破。
因此，我带着近五万字的开题报告《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学分析》，十分有信心地再次向文先生汇报，最后他一锤定音：好，很好!就这样，我又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学分析》，并顺利通过答辩，答辩委员会对其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我博士论文答辩主席、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董泽芳教授认为：该研究首次提出并论证“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等新概念，具有十分有意义的创新价值。之后，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专著《高等教育生态论》出版[7]。对此，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奠基人、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先生评价说：该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同时为高等教育问题的分析增添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运用了一种新方法，有助于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更为系统全面的观察和研究。另一方面，本书研究所得出的有关高等教育大发展所引发的生态承载力问题，必须通过提高承载力与适度控制发展来解决;高等教育区域生态失衡的问题，必须通过区域资源合理配置和优化予以改善等结论，都可为有关部门和高等学校的决策提供参考[8]。
这就是当年我研究高等教育生态的动因背景。至于高等教育生态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当然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生态哲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兴起、生态学与教育学的结合等大背景和学科交叉融合相关联。
二、话语分析：“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 的内涵
杨婷婷：在国内高等教育学术界，高等教育生态研究本身是一个新命题。在研究中，您首次提出 “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理论，并在2005年第2期《高等教育研究》发表《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承载力研究》一文，可以说，这奠定了关于“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研究的基础。“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这个全新的、原创性的概念，它有哪些内涵和意义?
贺祖斌：在自然生态系统研究中，一个避免不了的话题就是生态承载力问题的研究。“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过去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没有涉及，我是从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态承载力”的内涵延伸而来的。我们知道，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生态承载力问题，由高等教育系统与其生态环境共同构成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既然具有生态系统的一些特有规律，那么，属于社会生态系统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自然也有“生态承载力”问题。以生态系统形式存在的高等教育系统，它具有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高等教育系统像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存在相应的承载力，一旦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超出一定教育资源和相应环境的承受能力，那它的资源供给和再生能力就会受到破坏，系统将失去平衡。因此，高等教育的承载力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的规划尺度和重要指标。把生态承载力引入高等教育研究，可以更好地从宏观上来把握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和相应的办学条件之间的内在关系，是另一种新的视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自然生态系统中承载力概念的界定原则以及高等教育系统的特点，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应理解为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自我调节能力，以及教育资源与环境子系统对具有相应质量标准的发展规模所能承载的供容能力[9]。它是衡量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也是在一定时期内确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的尺度，对区域高等教育是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可量化的评价指标。这是我对“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内涵的首次界定。
如何进一步理解这一新理论?我认为，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以生态系统的持续承载为基础，以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为承载目标。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基础之上。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可从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两个方面来理解。高等教育资源承载力，是指一定质量和规模的高等教育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三个方面：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高校的基础设备和设施、高校师资配备。因此，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势必会影响投入高等教育系统的教育资源，从而将影响教育质量。高等教育环境承载力，是指一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水平为一定质量和规模的高等教育所能提供的能力。它是支撑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发展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而高等教育的发展依赖于一定的外部环境，当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外部环境的承载力相适应时，它能促进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发展;反之，高等教育的规模超过外部环境的承载力时，将打破高等教育系统与其环境的生态平衡，环境承载力将限制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因此，环境承载力是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约束条件。“高等教育生态承载力”的概念提出及其内涵界定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高等教育发展无论从静态的发展状况还是从动态的发展进程来看，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体现在高等教育的规模上。高等教育发展是按照自身规律，以长期、持续、稳定地维护数量、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为目标，以最大限度地与高等教育生态资源供给能力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相适应为准则来选择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一方面，高等教育系统的环境支持力度，即社会经济的规模和水平是由低到高、由不发达到发达递进发展的，它对专门人才的需求和对人才培养的投入也是由少到多、由小到大渐次提高的;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资源本身在一定时期内有限，其吸纳能力和发展程度是由弱到强逐步演进的。一个国家或因政治经济的急剧变革，或因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其高等教育会沿着“指数振荡式上升”的路径发展[10]。但不管受外界的影响和压力多大，高等教育系统中数量被动增长是有限度的。
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不是无限制的，它也受到高等教育系统的教育资源(投入、师资、设施等办学条件、生源质量和学术氛围等)供给能力和高等教育发展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和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等)的支持能力的限制。一旦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超出一定教育资源的承受能力，那就像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它的资源供给和再生能力就受到破坏，系统将失去平衡，其高等教育的培育质量将难以维持。同样，若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缺乏其生存环境相应的财力投入、政策支持和文化发展需求的外在压力，也很难使高等教育得到均衡持续的发展，其质量标准也将受到影响。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要维持一定质量标准和规模的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教育资源和能支持其发展的办学环境，这就是高等教育系统能够维系平衡的生态承载力。——论文作者：贺祖斌 杨婷婷
相关期刊推荐：《大学教育科学杂志》本刊向全国教育科研人员、教育实践工作者征稿。介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新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推介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经验，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服务。设有：高等教育论坛、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教学研究、高校师资队伍和学科建设、高校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高校学生管理和德育、比较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史研究等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