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出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的争议。有学者认为，早期共产党人高语罕的三部著作最早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严格地说，高语罕的著作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或大众化的标准。不过，这一争议为重估艾思奇《大众哲学》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面所做出的理论贡献提供了新的视角。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仅以通俗化的形式和鲜活的事例来阐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贯穿着鲜明的时代旨趣、前沿的理论观点和严整的叙述形式，实现了三者的有机结合，因而真正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道路。
关键词:艾思奇;《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近百年进程中始终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积累了重要的成功经验。一大批党的理论家和理论工作者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大众化事业，艾思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20世纪上半叶，艾思奇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驱而格外引人注目。蔡尚思赞誉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1]，这一评价至今仍受认可[2]。近年来，有学者对这一评价提出异议，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应是早期共产党人高语罕，而非艾思奇。对此，已有反对意见指出，这一看法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忽视或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在逻辑和特殊规律[3]。笔者认为，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的争议，为重估艾思奇《大众哲学》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面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深入认识艾思奇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道路。
一、争议的由来
高语罕(1887-1947)是反清志士、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和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安徽传播革命思想和进步观念、从事教育工作和反清反日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新青年》发表多篇文章，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亲历中山舰事件，参与策划南昌起义。1929年，他因与陈独秀等人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而被开除中共党籍，晚年主要从事著述活动。
2011年，有学者撰文称高语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4]，他们认为，高语罕撰写的《白话书信》《理论与实践:从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出发(书信体)》(署名“张其柯”，以下简称《理论与实践》)和《青年书信》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通俗著作。从时间来看，高语罕的《白话书信》首次出版于1921年，《理论与实践》出版于1930年，《青年书信》出版于1932年，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起初以《哲学讲话》为名)出版于1935年，晚于高语罕的三部著作;从社会影响来看，高语罕的《白话书信》曾一版再版，共发行39次，总数达10余万册，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1949年前共发行32版。因此，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相比，高语罕的三本书的出版时间更早，社会影响更大。
在后来出版发表的相关著述中，这位学者较为详细地梳理了高语罕的三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调整了对高语罕及其著作的评价。高语罕的《白话书信》被认为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通俗作品，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文教、社会与家庭各个方面。该书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唯物史论、无产阶级专政更是作了通俗浅显的介绍，还充分肯定和赞扬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及其苏维埃政权。”[5]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年后出版的专著中，高语罕的《大众书信》由“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通俗作品”变为“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品”[6]227。高语罕的《理论与实践》则被认为是“一本联系中国社会实际、用通俗语言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的专门作品，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失意之时，他潜心研究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果”，“阐发了许多重要问题:革命，阶级和阶级斗争，辩证法的规律，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及唯物史观等”[5]。高语罕的《青年书信》虽然以青年学生的学校生活为主要内容，但是，“在论及历史教科书和地理教科书时，高语罕同时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伦理观、政治观、国家观等”[7]。据此，高语罕的这三本书被视为“我国历史上最早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三本通俗著作”[6]225[7]。不过，对高语罕本人的评价则被更为严谨的表述所取代:“从目前发现的史料看，高语罕是我国最早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传播者之一。”[6]225[7]
尽管如此，对高语罕及其著作的上述看法仍然挑战了人们对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的主流评价。毕竟，通常人们只是肯定高语罕的《白话书信》在安徽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义[8][9]，而新近的看法认为高语罕是“开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先河的人物”[5]。相应地，对艾思奇的评价则是:“从历史角度看，艾思奇确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或通俗化的杰出代表之一，但不是创始人或发起人。”[7]实际上，仅仅根据著作的出版时间和发行量来界定作者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或是任何其他意义上的“第一人”，难免将问题的讨论引向单纯的史料搜集和史实考证，从而削弱问题本身的理论意蕴。即使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出版时间上稍晚于高语罕的三部著作，其出版次数或发行量略逊于高语罕的《白话书信》，恐怕也不能据此否定《大众哲学》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而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著作的典范意义。更何况，正如后文的分析所表明的，高语罕这三部著作很难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或大众化标准的。不过，高语罕及其著作的内容和形式启发我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背景下，深入认识艾思奇《大众哲学》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道路。
二、高语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1921年，高语罕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白话书信》。他在“自序”中介绍了这本书的缘起、内容和目的:“《白话书信》是我教芜湖商业夜校的学生的讲义。实在和人往来和论事，论学的信不过十之一;其余是‘亡是公’‘乌有先生’。但是每篇皆含有社会极切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或描写社会的真象，抉出人心的隐秘。时或有戏曲的趣味;时或有小说的意思;时或有诗歌的情感。所说固皆‘老生常谈’，然高小三年级和中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或将引为亲爱的伴侣，亦未可知!”[10]自序就内容而言，《白话书信》在“序言”外，共分为“绪论”“家庭书信”“社交书信”“工商书信”“论学书信”等五编。其中，“绪论”共分为8章，依次简要介绍了书信的功用、名称、种类、写法、称呼、名号、敬语和格式等;其他各编分别围绕家庭、社交、工商和论学等主题，列叙了多封用流畅的白话文写就的往来书信。可见，该书由课堂讲义汇编而成，结合当时中小学生的学习场景和生活经历，向他们传授书信撰写、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等知识，帮助他们掌握书信工具、了解社会、适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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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书信中，高语罕极力宣传新文化运动以来逐渐流行的新思想、新伦理和新生活。在“家庭书信”中，他倡导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婚姻自由、个性独立、服务社会、政治民主、合作经济等观念;在“社交书信”中，他讨论动荡时局和军阀混战，批评政治黑暗、观念保守，痛斥旧式家族制度和婚姻陋习;在“工商书信”中，他详细描述了工商业近况，特别是学徒、农民、工人和商人等劳动者阶层饱受盘剥的悲惨境况，介绍了国内工人运动的进展;在“论学书信”中，他既详细讨论了中小学教育尤其是国文教育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又对历史、哲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讨论社会主义的两封书信中，他认为，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三部分;马克思主张“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classwar)的历史;人类历史的变动，思想的变迁，都是受经济变动，物质变动的影响。因此便组成他的‘唯物史观’的哲学”[10]461。尽管高语罕在其他书信也谈及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但是全书直接论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容所占的篇幅非常少，主要集中在上述两封书信中，这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不仅如此，书中一封署名“高语罕”的复信提及所谓的“爱之宗教”“爱之哲学”，倡导“不爱无诚”，以“爱力驱策”来完成救世事业[10]454-457，这些观念明显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此外，书中有多封书信论述了白话文的重要性，详细探讨了中学白话文教学的课程、教材和方法，这也契合高语罕以此书来倡导白话文的写作目的。正如他在该书出版前给胡适的书信所言，“我现在把我三年来在中学校所教授的国文编辑出来，预备付印，给一般中学生作一个新文字的指导者。因为这是我大胆试验过的，且为现在一般中等学校的青年学生所必不可少的，而一般国文教育翰林、举人式的先生还在那里‘古文辞类纂’纂个不停，又必得这种范本出来肃清他们，痛劝他们。等我抄好了，寄给你看看，还要请你指教指教”[11]。与此同时，以教授作文方法的方式来传播新文化运动的理念也是高语罕的另一部著作《国文作法》的主要内容。该书是1922年他为上海平民女校学员讲授语文课的自编教材。即使在这本教学生掌握作文基本知识、了解各种文体以及书信写法和标点符号的教材中，高语罕也不忘教育学生要以历史的眼光和民众的立场看待晚清以来的政治人物和政治现象[12]。
总之，无论是从写作目的，还是从主要内容来看，《白话书信》主要是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针砭时弊，传播新知，只有少量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且这些内容并非整部著作的主体和主旨。在1932年为《青年书信》所写的“再版序言”中，高语罕明确说道:“《白话书信》是五四运动时代的产物”，“当时我自然也是一种民主主义的大潮中的点滴，然而却已包含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种子，不过有点混乱罢了。”[13]1-3(再版自序)
在1932年初次出版的《青年书信》中，高语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和阶级学说分析、评论中学历史教科书和地理教科书以及《西厢记》《子恺漫画》和时人著作。例如，他批评当时历史教科书中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认为其最大的毛病归结于一句话，就是“所有宗教，伦理，道德，法律以及农工商事业，哪一件不是从思想发生的”[13]99。实际上，关于人类历史还有另一种唯物史观的观念，也就是说，历史不是思想的历史，而是人类生活的记录;人类生活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以及人类与人类关系的历史，前者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后者是除古代共产社会外人类互相争斗的历史。思想的来源，“就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方，某一民族，某一社会，各有不同的物质生活的实际状况，有了某一种实际生活的状况，就生出适应某一种实际生活状况的思想。”[13]101由此出发，该书分析了老子、孔子和墨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学说的阶级立场，批评了中学地理教科书中国家学说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肯定了《西厢记》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男女情爱和伦理观念的刻画，以及《子恺漫画》对现代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不过，书中的绝大部分书信主要围绕中学生的家庭关系、校园生活、课程学习、文化生活和时政看法等问题而展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分析散布其中，缺乏明晰的线索和缜密的条理。正如《白话书信》封面署名“高语罕编”，《青年书信》也并非高语罕独著，而是收录了他人的几封书信，其中的一些看法与高语罕本人的意见相左[13]4(再版自序)。这多少能够说明两部著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都缺乏深思熟虑。
以上分析表明，高语罕的《大众书信》和《青年书信》尽管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知识，并且用通俗化的语言、结合青年人的生活实际加以解释，但是这两部著作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体内容和主要目的，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论述和周密布局。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和发行，特别是《大众书信》的一版再版，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以通俗的语言和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但是，不宜拔高这两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中的地位。
如果说《大众书信》和《青年书信》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侧重于唯物史观，那么高语罕的《理论与实践》则兼顾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自序”中，高语罕阐述了该书的写作动机。他指出，当时有些青年在大革命失败后“有意沉沦”和“自甘暴弃”，甚至假借“唯物史观”为之辩护，这些都促使他“写一本解释唯物史观的粗浅的意义的小册子”[14]1自序。该书针对大革命失败后青年意志消沉、颓废堕落、诉诸社会阴暗而不愿改变现状的社会现象，在书信往来中运用唯物史观加以分析，引导青年正确看待革命的挫折，认清当前制度的剥削性质，进而振作起来、奋起抗争。书中说道:“我们知道，革命的联合战线的破裂，这并不能证明革命的失败;即使退一百步承认革命是失败，也不能证明它是永远的失败，永远的无希望。而且在这个革命受了挫折的时候，一班投机家机会主义者与夫背叛革命的阶级都在革命的民众面前自暴其罪恶，自绝其生命。我们又知道，现在社会的现象都是剥削榨取的社会制度(帝国主义的资本制度与封建的剥削榨取制度)的产物。我们既认清了敌人，就算找到了出路，既找到出路，为什么要消极，要颓废，要堕落呢?”[14]19
为了深入认识社会，高语罕引导读者了解唯物史观，并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来分析中国和世界的现实状况，反驳当时思想界对唯物史观的误解，由此激发青年读者的革命信念。在他看来，哲学旨在解决宇宙问题和人生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史观，是近代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继承了自古希腊到18世纪法国的唯物论传统，吸取了黑格尔的唯心论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它既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又是唯物的辩证法，阐发了辩证法的基本法则。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多处直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的重要论述，阐释哲学的基本问题、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等，并且灵活运用自然科学、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事例来解释辩证法的三大基本法则。凡此种种，都表明《理论与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运用有其独到之处，即立足经典文本阐释唯物史观，力图融汇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灵活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现实。这正是该书“自序”所称的写作目的:“我们的讨论不但都是以唯物史观为目标，而我们的共同的目的，也都是把‘理论’和‘实践’打成一片，就是说是从实践产生理论，复由理论指导实践。”[14]2自序
然而，尽管《理论与实践》试图通过阐释和运用唯物史观来激发大革命失败后一些青年的革命斗志，也采取书信体这一通俗形式，列举大量事例，但是就其内容而言，这部著作并不通俗易懂。这主要是因为该书对中西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论述多处引用原文，间杂一些外文术语。该书最后一封书信旨在阐发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其主要内容却是从德文本和英译本所摘录的恩格斯和列宁的大段原文，而缺乏必要的解说。高语罕甚至在书信中比较了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英译本和德译本对个别语句的不同译法[14]294-295。这些内容固然反映了高语罕对经典文本的娴熟了解与细致考察，但是过于频繁的引述和繁琐的考证无疑给普通读者增加了理解上的困难，也难以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这样的写作方式恐怕不能说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论文作者：周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