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技术革命正改变着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也改变了工作形态、组织方式、劳动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这一革命性变化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领域带来巨大挑战和新要求。在如此复杂的情境下，一方面，当代青年在工作经历、工作稳定性、工作偏好、工作身份选择自主性以及工作独立性等多个维度上发生了积极向好的变化。另一方面，新变革也给青年带来就业不足和失业威胁、不稳定的劳动关系、过度劳动与健康透支、基本社会保障不充分等新的挑战。部分青年面向未来的工作和生活风险较大，亟须青年政策体系适应新的时代和青年需求的变化，在政策目标设定、政策工具选择和政策实施路径等多个方面协同发力，共同为青年更美好的未来创造良好的支持环境。
关键词：新技术革命;工作变革;青年发展;青年政策
一、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变化与新要求
21世纪开启了智能时代的序幕，它与蒸汽时代、电气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并称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四个重要阶段。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和新材料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越来越多地走出实验室，转化为产业，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新技术革命正改变着全球的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治理形态。仅就工作领域而言，这一次的技术革命带来的变革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2][3]：
第一，基于技术革命而产生的新业态与新生产阶层。在生产领域，现代企业利用智能数字技术创造了以平台为依托的新型企业形态，这些新平台型企业通过在客户、生产者与提供商之间创建网络效应以及在多边模型中促进互动来创造价值[4]。与传统企业相比较，数字化平台实现规模化的速度更快，其成本更低，不断衍生和叠加出新的生产服务环节、链条和活动形态。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18)》统计，2017年新业态从业人员约7000万人，这些劳动者中青年又占了大多数[5]。
第二，工作被重新定义与工作保障的新要求。业态的变化势必影响到工作的变化，工作有了新的界定：新的工作组织方式、工作形态和工作模式。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不用去固定地点“上班”，居家也能完成工作任务。对工作者而言，其工作形态呈现碎片化，基于平台经济的短期任务增多，工作状态的多重流动性增强。人机协作逐步成为常态，数字技术的操作维护与研发同样重要，工作的宽度得到了拓展。变动的工作特质或将给劳动者就业稳定性带来新的更大的挑战。对于那些仍然从事生产率低效工作的人来说，短期的、非正规就业不能避免，由此带来的收入减少与社会保障缺位问题或许会更加严重。实施“监管与包容”相对平衡的劳动与社会保障政策成为民生建设的新要求。
第三，机器换人与提高就业竞争力的新要求。数字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让机器人等自动化系统取代员工及其工作岗位的设想变得越发真实。在生产和服务领域就业岗位的减少已经显现，由此触发的机器取代人的社会恐慌情绪开始蔓延。劳资双方的关系正发生改变，越来越多行业的劳动关系变得松散，劳动者看似获得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但不稳定的劳动关系让劳动者失去了平等谈判的地位。知识技能型竞争加剧，劳动者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技术进步的新要求。
第四，工作回报的变化与终身学习培训的新要求。技术变革与岗位变化让工作收入与知识技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技术革新正在重塑工作所需要的技能要求。市场对低技能人员的需求量正在降低。新兴技术还在加速这一变化的趋势，中低知识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会相对减少，高知识技能人才的收入还会增加。劳动者为了维持甚至改善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持续性的学习和知识技能更新，终身学习和不间断的技能培训在极速变革的时代将成为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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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改变空前巨大，造成的影响空前深刻，引发的风险和挑战也前所未有。这一变革带给工作领域的新变化、新冲击以及由此提出的新要求亟须科学分析和认真研究。青年是一个国家最具朝气的群体，也是对技术变革和社会变迁最为敏感的群体。他们思想活跃，多数人对技术对变革抱有积极态度，可以说，青年群体及其状况是国家社会发展变化的最灵敏的“指示器”。本文以此为背景，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全国数据来展示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当代青年群体的工作状况，描述近十年来青年群体工作层面的积极变化及其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从青年视角提出相关政策调适和完善的合理化建议。
二、改善：青年工作状况的积极变化
1.工作经历的“非农化”特征明显
对比CGSS2007年和2017年的调查数据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从事“非农职业”。十年间从事非农工作的青年劳动者比例增加了3.7个百分点，从占比58.7%上升到62.4%。一直务农的青年被访者的比例也明显降低，从2007年的8.6%，下降到2017年的2.4%。这说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信息化和新技术革命的促动下，青年群体职业选择的“非农化”特征愈发明显，青年劳动力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不可阻挡。
2.工作稳定性有所增强
青年群体职业稳定性可以通过其工作的全职状况来测量。对比2007年和2017年的两次调查数据，我们发现从事全职工作的青年劳动者的比例2007—2017年间上升了8.8个百分点，从83.9%增加到92.7%，同时从事非全职工作(包括部分时间工作或临时性工作、零工、不稳定工作等类型)的青年比例下降了8.8个百分点，由16.1%降为7.3%。一升一降，展现的是青年群体工作稳定的向好变化，反映出国家就业政策调整的良好效果。
3.工作单位偏好日趋理性
十年间，青年就业单位选择比例最高的类型始终是“企业”，该比例基本维持在50%以上，其次是“自主创业”，比例在25%～30%上下浮动，选择在“事业单位”就业的青年比例也基本维持在12%～13%之间，而在“党政机关”和“社会团队”工作的青年人的比例一直都比较低，1%～2%的区间这十年来几乎没有显著变化。这些数字说明，主要就业单位对于青年群体的工作吸纳能力是相对稳定的，一些特定机构因为专业性强、对青年人素质能力要求高而形成“门槛效应”限制了其显著扩充就业吸纳的力度。另外，青年就业单位选择性分布状况也反映出青年群体择业理性倾向越发明显。在2007年，青年就业单位类型中企业的比例为51.3%，而到了2017年，该比例则上升到55.8%，这表明到企业等生产经营性单位工作而不是扎堆“考公考编”进入体制内发展，已经成为更多青年的理性选择。2007年处于“无固定单位或者自雇状况”的青年的比例为31.1%，该比例在2017年则降为25.5%，这与前文发现的青年工作稳定增强的结论相互印证，同样是青年就业单位偏好趋于理性保守的表现。
4.工作吸纳呈现出“国壮、民进、三资退”的结构性特征
对比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青年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比例稳定在26%左右，在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的比例下降了2.7%，从2007年的6.9%下降到2017年的4.2%。类似的，2007年，青年在三资企业就业比例为7.7%，2017年该比例降为5.2%。2007—2017年间，青年就业单位所有制唯一有明显上升的比例是“民营/私营部门”，该比例从2007年的56.9%上升为2017年的61.9%，升高了5%。上述就业单位所有制比例的升与降，反映出青年工作取向的“变与稳”：更多的青年去民营或者私营企业工作，这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也反映出新时代青年的择业观念和行为更加务实，侧面反映的是民营经济的持续发展与进步。另外，数据分析显示，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三资企业和集体经济对于青年就业的吸纳能力已经没有改革开放之初那么强大了，这与所有制结构性因素交互作用力的此消彼长密切相关。
5.工作身份的选择多元且自主性增强
青年劳动者工作身份(受雇佣情况)在2007—2017这十年间发生了明显变化。青年自己当家做主，以“老板或合伙人”这类具备明显出资者身份开展工作的比例从2007年的2.4%上升为2017年的4%，有1.6%的增加。“不接受别人的雇佣也不雇佣他人为自己工作”的青年自由职业者的比例从2007年的1.4%增长到2017年的4.5%，有3.1%提升。在自雇或独立工作身份群体中，比例唯一下降的群体是个体工商户身份的青年劳动者，其从11%下降为8.7%。多数青年人选择了受雇于特定单位或个人的工作身份，有固定雇主的青年劳动者比例维持在73%~76%之间，2007—2017年间该比例降低了3.5%;那些从事零工、散工等无固定雇主的受雇者的青年比例由2007年的4.4%上升为2017年的5.3%。从这些数字变化中可以判断：新技术革命快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可以掌控自己的工作身份，不再局限于固定雇佣的择业模式。固定雇佣的工作生态已经开始松动，更加灵活的自雇、自由职业甚至是无固定雇主的零工经济让青年劳动者有了更多选择。
6.工作地位升降中展现了青年的独立与担当
成为“独当一面”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接班人，是国家对青年的殷切期望。为了进一步考察青年工作地位的变化，我们对比了两次调查数据中有关青年劳动者在单位内部的“管理与被管理”状况。整体看，完全处于被管理者地位的青年劳动者从2007年的62.2%下降到2017年的59.8%，具有管理者地位的青年劳动者比例从2007年的25.8%上升到2017年的29.4%，而在工作中“既不管理别人，也不受别人管理”的青年比例从12%降到了10.8%。更深入的分析表明，青年作为纯粹的管理者或者单位高层管理者的比例2007—2017年间有0.2%的下降，而“既管理别人，又受别人管理”的中层管理类型青年的比例有3.1%的上升。综合来看，2007—2017年间，那些具有先进理念和管理才能的青年不断走上重要的管理岗位，他们在单位内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承担起了各类管理和服务的职责。当然，并非所有的青年都会向往固定单位的管理地位，调查数据显示，总有10%左右的青年劳动者处于相对“独立”的工作位置上，这与前文提到的选择自雇或自由职业者身份的青年比例也基本吻合。自由的工作身份意味着更为独立的工作地位。如果把这些数字的变化放到新技术革命导致的社会变迁中加以考察，我们认为，随着单纯体力劳动者逐步被自动化机器所替代，各类工作岗位中的“管理任务”越来越依赖于智慧脑力来参与处理，这是2007—2017年间青年人占据管理岗比例提升的一种合理解释。另外，由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让自雇和自由职业岗位越来越成为时尚，这些变化让青年人自主就业、独立创业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机遇。
三、挑战：变革中的工作风险透视
1.青年群体的失业风险依然存在
青年的失业风险表现为：有能力且曾经工作过但现在找不到工作或从未有过付薪工作。2007年和2017年两次调查中都询问了被访者是否存在“目前没有工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的状况，回答比例分别占13.3%和14.4%。这一数据说明，青年有工作能力却失业的现象并非个例。另外，201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32.4%的青年“未从事任何以获得经济收入为目的的工作”，在这些“无工作”的青年中连续没有工作的平均时间甚至超过半年。而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2007年和2017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4.0%和3.9%[6]，这意味着青年就业不足或失业水平远高于全体劳动者的整体状况。这组字同时反映出，部分青年由于社会资本和工作经验积累不足等原因，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2020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显示，目前世界范围内大约只有41%的青年人口处在劳动中，全球半数以上的适龄青年缺少工作[7]。中国青年群体失业风险状况虽然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但部分青年低质量就业或失业带来的工作贫困(WorkingPoor)和福利降低等问题给青年职业生涯设置了“价值消减”陷阱，降低其“获得感”，还极易加剧劳资关系紧张，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冲突[8]。低质量就业或失业风险对青年工作权利、生活尊严和社会福祉的侵蚀和削弱等严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
2.青年劳动者普遍存在“过劳”现象且群体差异大
按照法律规定，有酬劳动一般不应超过每周40小时。但CGSS的调查显示，尽管青年劳动者每周平均工作时长从2007年的52小时(10.4小时/天)缩短至2017年的每周46小时(9.2小时/天)，但46小时/周的工作量依然超出了法定工时。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很多工作的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在人力理应得到解放的情况下，青年劳动者并没有达到每天工作8小时的标准，不得不说当代青年劳动者的工作强度还是太高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2018)》显示，中国工资劳动者超时工作相当普遍，42.2%的劳动者每天工作时间大于8小时;其中，制造业从业者的情况最为严重，接近六成从业者每天超时工作[9]。该报告还声称，当代中国青年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已经超过了加班文化闻名于世的日本劳动者，排名居于世界之首。在笔者看来，这样的“世界第一的殊荣”并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实，反而应该警惕青年劳工的过劳风险。
表1显示，青年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存在工作性质上的差异，且有随着时代变迁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2007年全职青年工作时长与非全职青年工作时长的差距为3小时左右，而到2017年这个差距扩大了6小时。从方向上看，这种差异性在2007—2017年间发生了“逆转”：2007年全职青年工作时长低于非全职青年，非全职青年的劳动强大更大，过劳现象更为突出;到了2017年，情况反转，全职青年的工作时长远超非全职青年，那些在固定单位或者体制内工作的青年加班加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一些自雇类或自由职业者对工作时间的支配反而更加自主。——论文作者：张 乐 林雪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