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易经》在分析心理学派创始人荣格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与卫礼贤在西方积极推介《易经》智慧密不可分。荣格受《易经》的启发而提出“共时性原则”，所以人们多从此出发探讨荣格分析心理学与《易经》之关系。实际上，荣格分析心理学蕴含着更深层的本体生成论内涵，这些内涵与《易经》哲学中的本体生成论遥相呼应。荣格心理学中的“原型”“自性”“自性化”“曼荼罗”“阿尼玛”“阿尼姆斯”“面具”“阴影”等术语与《易经》哲学中的“太极”“两仪”有十分紧密的内在关联，尽管荣格没有明确指出这些联系。通过《易经》哲学来审视荣格心理学，可以加深我们对后者的理解;通过了解荣格心理学与《易经》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启示我们如何更好地推进《易经》哲学与西方的学术交流，从而进一步推进“东学西渐”。
[关键词]《易经》哲学荣格分析心理学太极自性内在关联
众所周知，《易经》(包括《周易》古经与《易传》)在中国一直被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汉书•艺文志》)，而《易经》在分析心理学派的创始人荣格(C.G.Jung，1875-1961)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且《易经》后来亦成为分析心理学派的必读之书。这与德国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对《易经》的译介是密不可分的。卫礼贤自1899年开始来中国青岛传教，但他更喜欢中国文化并深受中国文化的浸润。故在他后来居住在青岛的20余年中，没有发展一个基督教徒，而他本人“却成为孔子的信徒”1，并被西方人称为“发现中国内在世界的马可•波罗”2。卫礼贤极力在欧洲推扬中国文化，把“中国智慧作为现代欧洲的拯救者”3，故他除在德国创办“中国学社”及《中德年鉴》《中国》《东亚评论》等报刊之外，更是将《论语》《孟子》《礼记》《易经》《道德经》《列子》《庄子》《吕氏春秋》等书译介到欧洲。卫礼贤拜晚清遗老劳乃宣4为师学习《易经》，历10余年的时间把《易经》译成德文。在张君劢看来，“(卫礼贤)对《易经》的翻译抓住了中国智慧的制高点。”5而在荣格看来，卫礼贤“最伟大的成就便是其对《易经》的翻译和阐释”6，“卫礼贤领会了《易经》中活生生的意义，这使得其翻译具有深远的视野。”7在见到卫礼贤德译本《易经》之前，荣格研读的是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的英译本《易经》，但他认为理雅各的译本不能为西方人的心灵所理解。卫礼贤德译本《易经》对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卫礼贤《易经》译本的启发，荣格在为卫礼贤英译本《易经》[由贝恩斯(CaryF.Bynes)翻译]所写的《序言》中提出了“共时性”(synchronicity)一词，故学术界多由此出发来探讨荣格分析心理学与《易经》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际上，荣格分析心理学中其他术语如“原型”(archetype)、“自性”(Self)、“曼荼罗”(mandala)、“阿尼玛”(anima)及“阿尼玛斯”(animus)、“面具”(persona)与“阴影”(shadow)，等等，皆与《易经》哲学有内在联系，尽管荣格当时没有明确指出这些联系。了解这些内在关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深层内涵及其未尽之处，亦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推动“东学西渐”，让以《易经》为源头活水的中国文化更好地在全世界发挥其“人文化成”的作用。同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讨论这些关联，亦对我们如何让《易经》哲学更有效地走出去，以进一步推动《易经》哲学与西方学术之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此本文之所由作也。不当之处，请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一、《易经》中的宇宙生成论
为了深入了解荣格分析心理学，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易经》哲学本身的基本内容。《易经》哲学主要由其所蕴含的宇宙生成论和心性本体论组成。
(一)《易经》中的宇宙生成论
《周易》与古今中外的其他经典最为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套象数符号系统，其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亦是由这些符号及文辞系统显现出来。《周易•系辞上》有云：“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传统认为，这里所说的“神物”主要指“河图”“洛书”。“河图”为龙马背上所负之图(见图1)，“洛书”为神龟背上所负之图(见图2)。尽管有很多学者怀疑此图为宋代人所创，但《汉书•律历志》《易纬•乾凿度》以及郑玄(127-220)、虞翻(164-233)等皆有类似说法，1可见此图式必渊源甚久，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周初《周易》成书时已有类似图式存在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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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洛书则与郑玄在解释《易纬•乾凿度》时所说的“太一”行九宫之说相合。2朱熹(1130-1200)亦将此两图及下面将要提及的伏羲八卦即先天八卦图、文王八卦即后天八卦图等列于其《周易本义》。朱熹的这一做法虽然受到后儒的许多非议，但这些图确能帮助我们理解《周易》的许多哲理内涵，故我们在此仍据这些图分析《易经》中的相关哲学问题。
后人一般将河图解读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其中一、二、三、四、五等五个数是生数，六、七、八、九、十等五个数是成数;且六与一、七与二、八与三、九与四、十与五之差皆为五，可见“五”在此图中具有至关重要性。该图中间的“五”发挥着核心作用，而这五个白点又以其中间的白点为核心，故又可以说是以“四”围绕核心的“一”为中心。此“五”与“一”扮演着超越的或形而上的角色，与下文所说的《易经》中“太极”(○)有异曲同工之妙。
河图体现的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宇宙生成图景。在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论中，“天道左旋，地道右旋”。具体到河图之中，阳数之一、三、五、七、九顺数，体现的是天道左旋(即顺时针方向)之运行轨迹，意即“自北之阳数一始，转东之三、南之七、西之九，与中央之五，其次自然顺行，为一三五七九。是阳数始一终九，九则阳气已极，曰老阳”，1故阳数用九。阳极则阴生，故“阳终则阴始。阳数终于西方之九，即交于同方之四。阴数自四始，转而南之二、东之八、北之六，合中央之十，其次亦自然逆行，为四二十八六。是阴数始四终六，以六为至阴，阴气亦极于六，故阴数用六”。2由此可知，九、六为天地之主数，而《周易》乾卦之“用九”、坤卦之“用六”，皆基于此;而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凡是阳爻()皆用“九”来表示，凡是阴爻()皆用“六”来表示，亦基于此。
从洛书的数字之顺序(见图3)可以看出，由“一”至“三”仍为顺行，而由“七”至“九”则变为逆行;由“四”至“二”变为顺行，而由“八”至“六”仍为逆行。这体现了洛书重交错、重变易之特点。洛书中央亦为“五”，“以生化之始不离于一，故生化之众不失其中。有此中极，则千变万化不离其序。此中央之五，永不易者也。”3由此亦可见河图、洛书中间的“五”即指《易经》中的“不易”之本体。
《系辞传》有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太极”即“一”，“图而象之，则为○，此示浑然之气也;以其既具动静也，则为，示已生两仪也。……如是则见太极之体及所生两仪之象也。”4后人将《系辞传》这段话用图来示之，称之为“伏羲八卦次序”(见图4)及“伏羲八卦方位”图即先天八卦方位图(见图5)，将《说卦传》“帝出乎震”一段所述用图表示之，称为“文王八卦方位”图即后天八卦图(见图6)。显然，先天八卦之阴阳分列，即从震[]之一阳，至兑[]之二阳(离[]亦为二阳之卦，其所处位置象日出东方)，再至乾[]之三阳，为阳之列;从巽[]之一阴，至艮[]之二阴(坎[]亦二阴之卦，其所处位置象征月亮在每个农历月的初三黄昏时在西方出现)，再至坤[]之三阴，为阴之列。故先天八卦图显示的是阴阳之间的分列及阴阳之间的消息盈虚即循环往复。而在后天八卦图中，代表男性之乾[](父)、坎[](中男)、艮[](少男)、震[](长男)四卦置于左下方，而代表女性之巽[](长女)、离[](中女)、坤[](母)、兑[](少女)四卦则置于右上方。由于代表男性的阳气上升，代表女性的阴气下降，一升一降，阴阳交合，故整个后天八卦图有“男下女”(《咸•彖》)之阴阳交济、交错之象。
先天八卦为体，后天八卦为用，亦即太极(○)及先天八卦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的存在，而后天八卦则是道体之显现，代表的是具体的事物。先天生后天，后天之中有先天，故“习易者，不得有先天而轻后天，不得因后天而弃先天。此文王之易与伏羲之义，原相阐明为用者也”。1
由于河图与先天八卦图皆有阴阳分列之特点，故后人认为先天八卦图乃受河图启发而作;由于洛书与后天八卦图皆有阴阳交错之特点，故后人认为后天八卦图乃受洛书之启发而作。河图与洛书之关系亦如伏羲八卦与文王八卦之关系，一属先天，一属后天。
先天卦序主常，表现的是阴阳二气分行及其循环往复之有序性，可用两仪图“”来符示之，而其本源则为先天太极，可用“○”来符示之，即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后天卦序主变，体现的是后天世界阴阳五行之间交错变化之复杂性。
今本《周易》六十四卦卦序称为文王卦序(见图7)，又称后天卦序。该卦序既反映先天卦所具有这种循环往复性，又反映了后天八卦所具有的阴阳五行之间之交错复杂性。“六十四卦虽为一大环，其间或两卦，或四卦，或八卦，复为一小环，以象日月岁时之气，即以象天地宇宙之数也。”2如屯卦[，3]与蒙卦[，4]为一循环，前者下卦震[]为雷，有奋迅上升之势，上卦坎[]为云，有云蒸之象，整个卦则有气之上行之象;后者上卦艮[]为止，下卦坎[]为水而下行，整个卦有气之下行之象。两个卦合起来的气行之象正好可以用两仪图来表征，彰显出阴阳二气之间的循环往复。每个卦自身也是一个小的循环。而“自屯蒙之后，气行益杂，生化益繁，则交错之情，亦随之益频……愈交愈频，愈错愈众，于是生化愈广，名类愈多”，1则体现其阴阳交错之特点。——论文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