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科学之关系而言，传统理论注重强调人文主义艺术对于科学的启示意义。而转化视角会发现，彼时的科学思维也对艺术经验的知识化、理论化带来了深远影响。以达·芬奇为代表的“高级技术工程师”通过量化思维消除艺术经验的大约知识特征，以数学为基础重构艺术知识体系，并使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经验在实验确证的过程中被凝练，升华为具备逻辑性与因果律的理论文本形式;艺术经验中大约性的、口传心授的知识传承形态被精确性知识和原理所取代。文本性的理论知识与经验性的实践知识的汇合，带来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繁荣和鼎盛，也开启了现代科学之路。这种科学与艺术的亲密合体关系，对于我们今日所倡“新文科”运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量化思维高级技术工程师实验艺术经验艺术的理论化
近年来，关于艺术与科学之关系的理论研究似乎无话可说。艺术对科学有灵感的启迪意义、科技对艺术有技术的创新价值，这种双向的“辨证”说几乎沦为一种俗套而肤浅的话语闭环，特别是面对“新文科”建设的时代倡议时，这套缺乏逻辑推论和历史细节支撑的俗论已然成为艺术理论发展的思想障碍。为此，我们尝试从知识史的研究视角，就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科学关系做新的剖析。
艺术与科学之间亲密互促的理想状态，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为典型。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研究中，学者们常会将人文主义与艺术视为实验性科学中的点金石或催化剂来读解。如化学家威廉·奥斯瓦尔德(WilhelmOstwald)承认艺术是“科学的预兆”①;社会学家也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个性在艺术上的解放，是科学的预备阶段”②;就连反对滥用人文主义概念的加林(EugenioGarin)也提出：“科学试验的新方式、革新了的世界观、企图征服和利用自然的努力也应归功于人文主义的影响。”③这些理论都承认人文主义与艺术对于科学的重大启示作用，其中的潜台词都是人文主义的伟大胜利对于科学的重要准备意义，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文化研究中流延不绝，成为研究文艺复兴科学史的首要命题。但就艺术而言，过于陶醉或迷恋这样一种学科史上的优越感，却容易导致自身困囿于一种口号化的、关怀式的话语僵局中，基于学科主体的艺术知识特性，以及艺术自身与科学的历史性关联很难被真正打开。本文从具体的思维方式、学科特性等方面来重新思考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艺术的关系。
一、从量化思维到高级技术工匠
20世纪以来，学界就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与人文主义那种大而无当的模糊关系进行了大量反思后发现，虽然科学和美的艺术的历史学进程的方式和方法是有显著一致性①，但人文主义者对五大语言类知识——语法、修辞、诗学、道德哲学和历史的偏重，导致他们虽然翻译并引入了大批的古典知识，却很少在真正的哲学和技艺理论方面对艺术的具体生产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②。那么，从艺术的价值判断到实操性的科学实验，现代知识中处于两极的艺术与科学如何汇合?这就需要在自然科学史中发现并追踪艺术知识转型特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科缺乏数理知识内容，而是偏重道德哲学、古典文学等语言或精神层面，但近年来的许多艺术史研究皆已证实，恰是在被人文主义学科所少关注的自由七艺之“四艺”③类知识支持下，量化思维的兴起，艺术与算术、几何等类理性学科知识的结合，改变了绘画、雕塑、建筑等视觉艺术类知识的历史轨迹，整体艺术理论获得了急速发展。
让我们从一个事例开始。巴乔·班迪内利(BaccioBandinelli,1493——1560年)在《回忆录》(Memoriale)中曾记载了自己的一位堂兄与维达姆·沙特尔(VidamedeChartres)之间发生的一场决斗，起因是后者指责佛罗伦萨贵族的手工化，因他们在绘画和雕塑方面表现出太过积极的兴趣④。贵族是否适宜从事手工活动显然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焦点话题，而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知识的性质问题，即绘画、雕塑类手工艺中是否具有知识，这类艺术到底是纯粹的手工经验还是具备有原理性的知识?
应当承认的是，中世纪的工匠就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艺术技能，不过这种基于日常生活的知识应用满足着一种“大约的世界”⑤的知识观。柯瓦雷认为直到伽利略时代之前，“从未有人试图超出不精确的日常生活中实际运用的数、重量和度量——数月份和牲畜，丈量距离和土地，称量黄金和谷物——以把这种运用变成精确知识的要素”，这是因为背后有一种非常典型的心态，那就是“‘大约的’世界的一般结构”，这种“大约的知识”多存在于工匠、技师和对理论不熟悉的人的知识领域。勒高夫认为，与其他机械技能相比，中世纪的建筑师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工匠们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用经验主义的灵巧来弥补他们的无知”①，并在造物过程中贯穿他们的科学与神学的观念。但这种以“大约的知识”为主导的经验性手工技艺观念在文艺复兴早期开始受到质疑，其原因就在于量化思维在艺术中的兴起。
据《米兰大教堂编年史》载，1398年在建筑米兰大教堂时曾发生过一场论争，意大利的建筑师认为在构建建筑的形式时“：几何科学不能运用在这些事上，纯粹的艺术是一回事，艺术是另一回事”;而从巴黎被召来的建筑家(Mignot)则回应：“没有科学的艺术(换言之，缺乏理论的实践)‘毫无价值’(arssineScientianihilest)”。②手工技艺是走向科学性的确定知识，还是经验性的技能，这实际上取决于艺术家所掌握的知识。彼得·伯克研究认为，这里泥瓦匠和建筑师显然代表着建筑这门专业内的两类身份定位：一是拥有经验知识的纯手动操作的泥瓦匠;一是掌握了几何等自由艺术知识的建筑师，尽管都是实践者，但争议的焦点在于几何等纯科学知识在艺术活动中的效用问题。
14世纪末的这次争论与不快之后就被一种联合关系所取代，其第一原因就在于艺术家开始普遍接受严肃的教育。约翰·梅里曼认为，与经验主义的灵巧来弥补他们的无知的工匠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塑家及建筑师们由于有机会能进入知识教育体系③，因此其知识结构与中世纪有了鲜明的区别。艺术史研究表明，文艺复兴时期大部分背景已知的艺术家的父亲是城市里的零售商和工匠，且通常从业于奢侈品行业;艺术家中第二大群体是贵族的孩子，第三大人群是商人或公证人、律师及官员等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的孩子;也有如拉斐尔那样，子承父业的艺术家之子;农民出身的极少④。由于他们多数是受过教育的家庭出身，故而有条件去追逐知识，进而有机会触碰到精准的科学理论，量化思维在经验性的艺术活动中的贯穿和运用，导致高级技术经验和学者理论的相互融合与联通。古代思想史中理论和实践的二元分裂结构，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出现了弥合的迹象。
相关期刊推荐：《新疆艺术学院学报》办刊宗旨是发掘整理和研究西域文化艺术遗产，评论、研究新疆艺术创作，关注介绍当前国内与世界有影响的艺术成果和理论动态，研究艺术教育的新观念、新办法。本刊的主要栏目有：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包括木卡姆专题研究，石窟艺术专题研究，这是本刊的重点栏目;乐舞研究，包括新疆现当代民族乐舞研究;美术与设计研究;影视戏剧研究;艺术理论与美学研究;文化艺术管理研究;艺术教育研究，包括艺术教育理论研究，艺术教学实践探索;西域艺苑精英研究等。
艺术与科学相联合的另一重原因是对古典艺术知识的发掘所需。要知道，如果没有古拉丁语专家和建筑师及本刊的主要栏目有：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包括木卡姆专题研究，石窟艺术专题研究，这是本刊的重点栏目;乐舞研究，包括新疆现当代民族乐舞研究;美术与设计研究;影视戏剧研究;艺术理论与美学研究;文化艺术管理研究;艺术教育研究，包括艺术教育理论研究，艺术教学实践探索;西域艺苑精英研究等。泥瓦匠之间的通力合作，却又试图对古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的建筑论著进行校订并添加插图，这将要面对不可想象的困难。彼得·伯克发现在1556年，威尼斯贵族达尼埃莱·巴尔巴罗(DanieleBarbaro)在校订和翻译维特鲁威的论著时，曾得到泥瓦匠出身的建筑师帕拉迪奥(AndreaPalladio)的帮助。⑤贵族与建筑师的合作、建筑师与泥瓦匠的身份重叠背后是理论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合体，其结果就是出现了“高级技术工匠”这一职业身份。因此，至16世纪时学者与技术工人的身份开始了明确的重叠。
艺术家(或曰工匠、技术工人)开始接受教育以及人文主义带来的古典知识复兴，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量化思维开始在工匠群体中普及。高级技术工匠成为经验知识与理论知识的合体，也成为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合体。根据1942年埃德加·齐泽尔(Edgarzilsel)在《美学社会学杂志》(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上发表《科学的社会学根源》一文可知，16世纪中的“高级工匠”中普遍产生了科学思想①。
埃德加发现，现代化早期(1300——1600年)存在着三个“脑力劳动层次”：大学学者、人文主义者和技术工匠。其中，大学学者和人文主义者都受过理性的培养，二者都强调把文科与机械艺术区别开来，且都鄙视体力劳动、实验和解剖。但与此同时，那些技术工匠却是这一时期因果思维的先驱。埃德加区分出将技术实践发展至“高级人工技术”水平的五个团体，并指出，某些高级体力劳动者(艺术家、工程师、外科医生、航海和乐器制造商、测量员、导航员、炮手)会进行实验、解剖并使用定量方法，只不过早期的工匠们缺乏系统的智力训练。按照往常的理解，逻辑训练留给上层学者;实验、因果兴趣和定量方法留给或多或少的平民工匠，科学方法的两个组成部分被社会阶层这一障碍分开。但是，文艺复兴时期兼顾高级技术工人和学者理论素养的人才的出现，打破了科学上的社会层级壁垒，他们即埃德加所指的人工技术工程师。这批工程师不仅绘制图画、铸造雕塑和建造教堂，还建造了提升工程、管道和水闸、大炮和堡垒，发明新颜料，发现透镜的几何法则，甚至发明了新型测量工具。②问题是，这批高级技术工程师是如何获得如此强大的天才能力呢?其中必有通关密道。
事实上，从工匠身份来理解，当时的艺术家除了要获得教廷及宫廷贵族的认可外，更要与知识分子积极合作，通过增加自然哲学知识以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来实现对所从事技能的知识化和理论化。正如埃德加所揭示的，正是受过教育的“体力劳动者”“通过在理论和自然方面表达他们的技术实践，寻求自身的价值”。③而作为这批高级技术工程师的翘楚，达·芬奇曾身体力行地实践了数学“成果”，还拟出了“理论力学”一书的纲要。“理论力学”思考并演示了“重”“重力”“运动”“运动和力”“冲量和撞击”“摩擦”“螺旋”等多个实用机械学的定义与原理。④这样一批工程师“虽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科学家，但他们是科学家的前辈先贤”;这些艺术工程师虽然都是平民和工匠，或者在大师工作坊学过手艺的机械师，他们拥有知识，崇信科学，“有着量化和因果的逻辑思维”。⑤这是他们能普遍在多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因素。
反之，从艺术学史角度看，这一时期兴起的这批高级技术工匠恰恰与艺术家身份相重叠，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何文艺复兴时期会产生大量强调数理特性的艺术论说。阿尔贝蒂的《论绘画》(1436)、《论建筑》(1450前后)和《论雕塑》(1464年前)，达·芬奇笔记《论绘画》，以及乔尔乔·瓦萨里完成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1550)，无一例外强调了艺术知识的数学性质。这些皆表明，作为高级人工技术工程师的艺术家群体既掌握了几何数学，又拥有高超的动手实践和发明能力，是纯粹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的完美合体，也是当时社会中的天才①，他们使得艺术中的原理深入和技术进步与严谨的科学进步结合起来。
文艺复兴时期的工匠们不断强调在实际生产活动中应用数学的重要性，如此一来，不同于古希腊哲学家们热衷于纯粹的抽象理论数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实用性知识和经验知识的盛行不仅推动了科学的进步，也带来了哲学上的重大变革。人们开始将自然界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视为完满的和谐，且坚信这种和谐是可被心灵直接把握、被感官正确辨认，因为它服从数学比例关系②。由此，艺术家们更倾心于发掘数学应用性潜力，很多时候几何学被认为是军事工程和建筑技艺的应用，算术则成为商业学校的教学内容，这也使得商用数学大为发展，在汉斯·霍尔拜因的《使节》一画中对这一点亦有所表现③。以感官获得的关于世界的经验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普遍的规律是应该经过实验检验的，是能够应用于实际的生产和艺术工作中的。发现感官和应用数学等知识的综合带来了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理论的蓬勃兴盛。——论文作者：孙晓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