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构建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及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了中国31个省域2003—2017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研究发现，耦合度呈波动上升态势，而协调度先上升后波动下降。从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看，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宁夏的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较低，辽宁、浙江、福建、山东、海南、重庆和陕西的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较高，经济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省份及西藏、青海具有较低耦合水平和较高协调水平，其余中西部地区具有较高耦合水平和较低协调水平。从三系统发展类型看，中部地区、除重庆外的西部地区与河北省属于经济、旅游与生态环境基本协调发展地区，其余省份均属于超过生态环境承载阈值。
关键词：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
当前，旅游休闲正在成为中国人的必需品，旅游休闲消费也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但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其对经济和生态环境带来的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已成为广大学者关注及研究的焦点。旅游业对于经济的影响，从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看是很明显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重视旅游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多数旅游资源，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其本身就是旅游目的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目的地的环境不仅是吸引旅游者来访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且其环境质量还将影响旅游者的满意程度。首先，有研究表明，旅游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逐渐凸显，目前旅游业所需要的能源大多来自化石燃料，占每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5%。在旅游业导致的总体二氧化碳排放量中，航空占40%、汽车占32%、住宿占21%。其次，很多的旅游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一旦破坏，就无法再现，即使能复制，也没有最初的旅游价值了。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曾经指出：“一个高质量的环境是旅游业的基础，发展旅游业这一行动本身又构成了对高质量环境的威胁。”因此，旅游与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三者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何让旅游业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是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
耦合理论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描述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使结果朝着积极方向发展，也可能使结果朝着消极方向发展。但是由于耦合度只能说明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无法反映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为了进一步分析多因素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学者们对多因素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把耦合理论运用于旅游的影响研究也非常多，有学者对旅游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耦合协调进行了研究，如刘佳等[1]分析了2012年山东省蓝色经济区7个城市旅游产业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周瑞雪等[2]对河南省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耦合度进行了测算;姜嫣等[3]测算了2001—2010年东部10个省份的区域旅游产业和经济的耦合度;刘金栋等[4]对2010年中国31个省份的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度进行了分析;高楠和马耀峰[5]测算了1993—1999年、2000—2005年和2006—2011年三个时段中国省际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庞闻等[6]比较了2001—2009年上海和西安两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也有学者对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度进行了研究，如王宁[7]通过耦合容量模型和障碍度要素分析法对2001—2012年杭州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进行了研究;张玉萍等[8]对2001—2011年吐鲁番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研究;方叶林等[9]对2001—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旅游业和生态环境进行了耦合协调度分析;李锋和郭振江[10]分析了2012年中国省际旅游环境与旅游收入的耦合协调度;符莲等[11]研究了贵州喀斯特地区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状况;丛小丽等[12]对吉林省的各州和地级市做了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动态分析。也有学者从旅游业、经济和生态环境三因素耦合的视角做了一些研究，如韦福巍等[13]对2000年、2005年、2010—2012年广西14个地级市的旅游产业、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进行了耦合度测算;周成等[14]对2002—2013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经济、生态环境和旅游产业的耦合度进行了测算;周成等[15]对2012年中国31个省份截面数据的旅游、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进行了耦合协调度测算。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三因素耦合的重要性，但其研究内容都限定于某个区域、某个年份或若干年份，没有对我国省级层面做长时间的耦合协调分析。此外，在三因素甚至更多因素耦合的研究方面，姜磊等[16]讨论、修正了三系统耦合公式并将其推广到n系统耦合;韩文艳等[17]研究了丝绸之路经济带9个省份的城镇化—生态环境—旅游产业的三因素耦合协调关系;李雪松等[18]研究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三因素耦合协调关系;姜磊等[19]研究了长江中游城市群36个城市的经济—城市—社会—环境四因素耦合;索志林和陈佳男[20]构建了中国31个省份的城镇化评价体系并做了四因素的耦合协调分析。
综上所述，运用面板数据对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研究非常重要，它关系到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旅游业能否可持续发展，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1指标体系与耦合协调度模型
1.1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
为了评价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需要对每个系统进行综合评价。依据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系统的特征，遵从数据可获得性、指标代表性、科学性、整体性和层次性等原则，并参考相关研究成果，表1列出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的综合测度指标及对应的类型，其中，旅行社效应和星级饭店效应分别为旅行社营业收入和星级饭店营业收入与相应从业人数的比值，旅行社从业占比和星级饭店从业占比分别为旅行社从业人数和星级饭店从业人数与相应研究区域的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的比值，“+”和“-”分别表示对应的指标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越好)和负向指标(数值越小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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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由于2009年以前，对旅游企业的统计主要是以旅行社、酒店为主，而2010年对旅游企业的统计拆分成旅行社、星级饭店和旅游景区，为了指标时间序列的一致性，仅选择了旅行社和星级饭店的相应指标，对于游客行为的指标，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了国内旅游人均消费，入境旅游人均天消费、入境旅游人均停留天数3个指标。本文研究的样本期是2003—2017年，数据来源于2004—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1.2数据标准化
由于本研究所考虑的三个子系统均包含多个评价体系，而各指标度量单位和数量级均不相同，且每个指标对系统存在正向作用或负向作用。因此，需要对各个指标加以标准化来消除度量单位、数量级以及指标类型对系统不同作用的影响。
2实证分析
2.1时间序列的省域平均耦合度和协调度
建立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之后，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权重，首先利用二级指标的样本数据计算一级指标的综合值，再利用一级指标的综合值计算三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值，然后计算大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最后根据耦合度公式和协调度公式计算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首先，分析中国31个省域单元2003—2017年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平均值，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总体上，中国31个省域单元的平均耦合度值和平均协调度值分别介于0.884～0.931和0.464～0.513之间，平均耦合度呈现上下波动的上升态势，而协调度先上升后波动下降。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变化，三个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大，但相互协调关系前期较好后期变差。从平均耦合度来看，国家的每五年计划时期段，耦合度均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2008年后，虽然增加了中国的传统节假日，但是取消了“五一”长假，导致后续5年的耦合度出现下降趋势，使其相互作用力差。从平均协调度看，“十五”与“十一五”期间，三个子系统的协调作用逐渐提升，仅“十一五”的最后两年略微下降。“十二五”与“十三五”期间，三个子系统的协调作用呈波动式下降，2015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股市暴跌、天津港爆炸事件及深圳滑坡事故等旅游、经济及生态事件综合导致了2015年的协调度达到最低的拐点。
2.2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省域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变化
首先，我们计算了2003—2017年的耦合度，并按照四分数法对每一年的耦合度进行分类，图2展示了2003年和2017年中国31个省域单元的耦合度的空间分布。
由图2可知，将2017年的结果与2003年相比，耦合水平从低到高变化的省域单元有11个，包括河北、吉林、上海、安徽、河南、湖北、海南、四川、贵州、云南和陕西，其中，吉林和陕西的变化最明显。耦合水平从高到低变化的省域单元有11个，包括天津、山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和宁夏，其中，天津和浙江变化最明显。
2003年高耦合度值主要集中在辽宁、浙江、福建、山东、湖南、广西、重庆、新疆。耦合度低的地区大多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的中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吉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和青海，也包括经济与旅游均发达但生态环境压力巨大的上海。
从2017年的耦合度空间分布来看，高耦合度值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安徽、湖北2个中部省份，四川、陕西和新疆等3个西部省份，也包括东部的辽宁、山东和海南。低耦合度值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的内蒙古、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等5个西部省份，还包括经济发达的天津、江苏、广东等3个东部沿海省份。
耦合度仅能反映系统间是否有相互作用，而要了解系统间作用力是否协调，需要进一步从协调度来反映。因此，我们计算了31个省域单元2003—2017年的协调度，并按照四分位数法对每一年的协调度进行分类，将31个省域单元划分为低协调、中度协调、较高协调和高协调四种类型。
图3展示了2003年和2017年中国31个省域单元的协调度的空间分布。高协调度地区都集中在经济发展好、旅游业发展快但生态环境发展较差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7个东部省份。此外，2003年西藏与2017年内蒙古的协调度也很高。经济、旅游、生态环境发展都较差的河北、吉林、河南、广西、贵州、甘肃、新疆在2003年和2007年均属于低协调水平，安徽和黑龙江分别是2013年和2017年协调度低的地区。各地区协调度高低的分布受制于三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和权重，比如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的经济发展和旅游发展均排在全国前五名，生态环境排位比较靠后，这几个地区均为高协调地区。
2.3省域的平均耦合度和平均协调度的变化
图4给出了31个省域单元2003—2017年的平均耦合水平和平均协调水平分布。吉林、黑龙江、江西等3个中部省份与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宁夏等5个西部省份的平均耦合度和平均协调度都相对较低，特别是贵州、甘肃2个省的平均耦合水平与平均协调水平都极低。辽宁、浙江、福建、山东、海南等5个东部省份以及重庆、陕西的平均耦合度和平均协调度都相对较高，福建表现最为明显，均为极高水平。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东部沿海省份与西藏、青海2个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的西部省份具有较低的耦合水平与较高的协调水平，北京、上海2个直辖市的耦合水平极低但协调水平极高。地处我国中西部的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和新疆具有较高的耦合水平和较低的协调水平，其中，新疆具有极高的耦合水平与极低的协调水平。沿海地区三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力表现不明显，但由于经济发达，一定程度能拉高该地区的协调水平，尤其北京、上海2个直辖市人口密度过大，污染物排放量也大，环境质量有恶化的趋势，从而导致其耦合度偏低。西部的广西、贵州、甘肃、新疆及中部的吉林、黑龙江、河南，其自然资源禀赋相对较高，同时，因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污染物排放量也相对较小，所以生态环境得分偏高，但这些地区旅游发展起步较晚、区位与交通条件不好或产品比较单一，拉低了这些地区的协调水平。
2.4系统发展的类型分析
从上文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分析可知，许多地区处于高耦合度低协调度或低耦合度高协调度的状态。为了进一步了解三子系统之间作用力强协调关系差与作用力弱协调关系强的原因，进一步对耦合协调度进行分类分析。从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的发展角度来看，对31个省域单元三个子系统在整个研究时期的平均综合评价值进行比较，可将其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1)经济超前型，经济与旅游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系统基本协调。(2)旅游超前型，经济与旅游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系统基本协调。(3)经济超前型，经济或旅游的发展超出了生态环境系统的承载阈值。(4)旅游超前型，经济或旅游的发展超出了生态环境系统的承载阈值。上述四种类型分别用经济超前且基本协调型、旅游超前且基本协调型、经济超前但超出生态承载型和旅游超前但超出生态承载型表示。
由图5可知，11个东部地区中有10个地区(占比达90.91%)，其经济与旅游发展超出了生态环境承载阈值。其中，广东和海南属于旅游超前发展，且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超出了其生态环境阈值。作为南方沿海省域的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工业产业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走在了全国前列，集聚了大量人口。同时，广东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如韶关的丹霞地貌、清远的原始森林、湛江的热带半岛及美丽的海滩等，还有良好的区位优势(是出入境旅游的重要通道)，加上舒适的气候及品种繁多的美食，成为我国旅游热门的地区。由于工业发展及大量的游客导致了广东污染防治力度与经济快速发展不相匹配，重点流域存在部分断面水质明显下降等现象，使得该地区的旅游发展和经济发展明显超出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海南依托热带海岛的优势地理位置和独特的热带风光，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游客，但过去这些年盲目填海造地造景和过热的房地产项目等，引致该地区生态环境出现部分恶化，旅游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度消耗了生态环境资源。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山东等8个东部沿海省份及西南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居住密度偏大，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生态环境或者说过度利用生态环境，引致的污染物排放也较大，且其本身的自然资源禀赋相对缺乏，属于经济发展超前且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水平。经济与旅游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系统基本协调型的地区集中于8个中部省份和10个西部省份，此外东部地区河北的经济与旅游的发展也与生态环境系统基本协调。其中，中部的河南、湖南两省与西部的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新疆6省份属于旅游发展超前，经济与旅游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系统基本协调。东部的河北、中部的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北6省份和西部的内蒙古、西藏、甘肃、青海、宁夏等5省份均属于经济发展超前，经济与旅游的发展和生态环境基本协调。——论文作者：戈冬梅1，陈群利1，赖志柱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