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谷苞先生在新疆天山南北的农牧区社会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在前期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谷苞先生在关注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思想，进而将其用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关系;同时，谷苞先生认识到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前提，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这是谷苞先生最重要的民族学研究成果。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并对中华民族进行长时段的形塑。谷苞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理论，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策略。
关键词：谷苞;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如果考察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史，就会发现“魁阁时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在抗战时期，谷苞先生和费孝通、张之毅、田汝康、史国衡、许烺光、李有义、胡庆钧等诸位先生都是魁阁重镇的要员。20世纪后半叶，谷苞先生在新疆农牧区社会开展调查，为新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从事新疆民族地区社会调查的过程中，谷苞先生的民族学研究思路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他开始涉及新疆多民族历史的研究。新疆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区，新疆的多民族历史也是丝绸之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丝绸之路上不同的文化会跨越各种边界，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共有，丝绸之路最基本的特色是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通过对新疆多民族历史与丝绸之路的研究，谷苞先生开始关注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此基础上，谷苞先生进一步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这是谷苞先生对民族学界的重要贡献。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谷苞先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思想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理论对于新时代的民族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作为研究基础的社会调查
谷苞先生的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基本上是以社会调查为基础展开的，他先后深入中国的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纵观1949年之前谷苞先生的社会调查，一方面是对边政地区的广泛关注，这也是当时兴起的一种风潮;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农村的深入思考。由于长期在边区进行社会调查，谷苞先生对甘肃边区民众生计问题产生忧虑[1]，《为筹边者忧》[2]是谷苞先生为边区社会问题发出的一声呐喊，体现了谷苞先生的忧国忧民情怀。对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也是20世纪上半叶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以及民国时期一大批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谷苞先生在考察农村问题时，把中国西北农村的症结归为借贷问题与土地制度问题。正如张亚辉在分析谷苞先生的卓尼经济研究时，用“土地制度”与“边政忧思”总结谷苞先生的研究主题[3]。其实，谷苞先生1949年之前的社会调查完全可以纳入二者之中，只是他在研究土地制度的过程中发现了农村的其他问题，如高利贷等，这也体现了谷苞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和担当。
1949年，谷苞先生投笔从戎，穿上军装，离开兰州赴新疆。谷苞先生1950年进入新疆北部的农牧区社会，在伊犁专区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的蒙古族牧区进行调查，发现阶级剥削和压迫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新疆牧区社会的主要问题[4]320-355。1951年，谷苞先生随调查组进入新疆南部地区的维吾尔族农村，调查莎车县四区四乡，关注南疆维吾尔族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新中国成立前的阶级剥削[5]87-102，以及南疆维吾尔族社会的封建集团和政权组织[6]213-221。1958年，进入南疆地区墨玉县夏合勒克乡，调研新中国成立前当地的封建庄园和农奴制[7]1-86。除以上调查之外，谷苞先生还在新疆进行过多次调查，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完成了一些有重要意义的调查报告。
自1950年以来，谷苞先生在新疆天山南北的农牧区社会作了广泛的实地调查，正如他自己所说：“解放初期，我的工作、学习的生活基本上是在维吾尔族农村、哈萨克族的牧区度过的。其中，三次到南疆十四个县的维吾尔族农村进行过社会调查，三次到北疆五个县的哈萨克族的牧区进行过社会调查，两次到蒙古(族)牧区进行过社会调查，一次到民族杂居的乌鲁木齐市近郊进行过社会调查。”[8]411纵观20世纪50年代之后谷苞先生在新疆的社会调查，可以发现这些调查部分地承袭了其前期社会调查的脉络，关注和思考新疆农牧区社会问题的关键因素。和以前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间段谷苞先生基本使用阶级话语的分析范式，把这种范式置于特定的时代语境之中，也不失为一种有效分析社会问题的路径。谷苞先生长期以来的社会调查为往后民族问题的思考以及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李正元指出：“调查资料是谷苞先生学术研究的资料和观点来源之一，也是其晚年进行宏观中华民族问题思考的经验基础。”[9]4
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性生成的基础与机制
1956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成立，谷苞先生担任副院长。1957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历史研究室成立，谷苞先生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0]，承担新疆多民族历史的研究工作。由于新疆地处古代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的很多特色在新疆都有所体现，谷苞先生发现了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特色是文明的互动与交融。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不同人群，携带着各自的物品(商品)和文明，穿梭在中原和西域之间。由此丝绸之路实现了物品(商品)跨地域、跨族群的流通，也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在这种情形之下，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为不同的人群所共享，不同地域的文化具有了很多相同的成分，同时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文明经常出现相互融合现象。其实，丝绸之路只是反映社会流动与文化传播的一个窗口而已，历史上人群的互动与文化的流通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尽管在有些情境下，人们把自己框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强调特殊性和独有性，但是文化的共享性谁也无法抵挡。就空间而言，尽管不同的人群之间有一定的距离，相同的文化却能把他们关联在一起。就时间来说，不同人群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早已发生，只不过有时候是一段尘封的历史而已，很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频繁发生。
每当谈到丝绸之路，物种的流动就成了一个不能避开的重要话题。谷苞先生在考察中原和西域在农作物方面的交流时罗列了历史上从西域进入中原的一些水果、蔬菜等农作物，并指出：“在说到古代由西域传入内地的各种农作物的时候，我们便不能不想到，由内地传入新疆的农作物又是些什么呢?”[11]182紧接着又指出：“至今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对花生、洋芋、茄子、白菜、韭菜、芹菜、辣子等的称呼，仍然沿用着汉语名称，就很清楚地说明它们是由内地传到新疆的。”[11]182农作物在丝绸之路上流通的过程中，种植技术的交流与传播也在进行。“丝绸之路”的名称本身就体现出丝绸以及蚕丝生产技术的重要性，基于此，谷苞先生对于养蚕织绢技术从内地传入新疆的过程进行了论述和分析[12]156-160。
谈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流通，会发觉音乐和舞蹈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话题。各种文献中的“胡乐”“胡舞”成为历史上西域乐舞的代名词，也见证了中原与西域之间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谷苞先生关注到历史上西域与中原之间在音乐舞蹈文化方面的广泛交流。乐舞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既有东向的传播，也有西向的流通。谷苞先生分析了古代龟兹乐舞进入中原内地的过程以及在历史上的流行状况，强调了西域乐舞对于中原社会的影响，以及西域乐舞在中原地区“在地化”的过程[13]172-177。历史上的河西走廊是进入西域地区的门户。由于地缘关系，哈密盆地与河西走廊之间的文化交流比较普遍。谷苞先生关注过历史上的伊州(哈密及周边地区)与河西走廊之间在音乐文化方面的交流，通过对《伊州乐》与《凉州乐》的比较分析，发现了二者的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融合了龟兹乐舞、汉族音乐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14]。这一点，也是丝绸之路研究领域近年来关注的热点。在丝绸之路的研究中，一般认为狮子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流通的物种，经历了从西域进入中原的过程。而狮子舞是一种在丝绸之路上流行的艺术，谷苞先生对曾经在中原地区广为流行的狮子舞进行了分析考证，指出狮子舞从波斯传入龟兹，再由龟兹进入内地[15]73-82。乐器是乐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区域乐舞文化的交流必然意味着乐器之间的交流，谷苞先生也注意到这一点。在关于鼓吹乐的论述中，他指出北方游牧民族的乐器及音乐文化首先传入内地，形成了鼓吹乐，然后内地的鼓吹乐又传到北方游牧民族地区[16]100-112。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文化的交流是常态，乐舞文化仅为一种交流的案例类型。
相关期刊推荐：《西北民族研究》1984年试刊，创刊于1986年。刊发蒙古学、藏学、阿尔泰学、中亚、回族伊斯兰以及敦煌学、西夏学、丝绸之路等领域之人类学/民族学、民族社会学、民俗学方向的专业研究与田野考察的论文、报告。涉及历史、宗教、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等等领域。本刊严格编风、严格学术规范、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操作、培养学术新人的举措等等。获得学者、读者好评。
河西走廊历来是一个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地带，在这条多民族走廊内部曾演绎过一些多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这一点谷苞先生在研究中有所关注，在上述研究成果中就涉及历史上河西走廊与西域之间乐舞的交流交融过程。自西汉以来，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天山北部地区这三个大游牧区的边缘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农耕社会，同时商业也开始在河西走廊的农耕区域内部兴起。从此，河西走廊在王朝国家时期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一方面起到隔断羌胡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早期疆域的形成与巩固以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谷苞先生强调了河西四郡的设置对于关联周边几大农业区与游牧区的意义[17]。河西走廊对于周边游牧区域的部分民族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当地能够为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天山一带游牧区的部分民众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大量物品，这就促成了河西走廊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交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探讨河西走廊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的基础上，谷苞先生进一步总结了西北地区的汉族农业区与少数民族游牧区的关联。谷苞先生指出：“在历史上，西北地区一直是我国主要牧区的所在地，由于游牧区的少数民族牧民不能生产自己所需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需要汉族农业区为他们提供粮食、各种金属工具、丝、麻等衣着材料、茶叶、瓷器等等。农业区的汉族居民也很需要游牧区的牲畜及各种畜产品。在这方面汉族农业区与少数民族的游牧区长期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18]143-144
尽管在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出现过冲突和战争，但多民族关系的主线还是交往交流。历史上交往交流是各民族群众日常生活的主题，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而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经常与政治关联在一起。由于历史书写与历史讲述的缘故，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在民族关系的天平上，砝码总是有意无意地向冲突及战争的一端倾斜，而忽视了作为主流关系的交往交流。关于这一点，谷苞先生在论析中指出：“我们认为：在历史上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为我国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19]谷苞先生在论述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时进一步论述：“农业区与游牧区的并存，两者之间的战争，特别是游牧民族中的统治阶级(奴隶主与封建主阶级)所发动的掠劫性的战争虽然史不绝书，但这不是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民族关系的主流;两者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以及从而产生的两者之间在经济上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才是历史的主流。”[20]7
西北地区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交往交流的过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现象时有发生。在多民族的互动交流中，或是农耕民族融入周边的游牧社会，或是游牧民族融入农耕民族。农耕区域的一些汉族民众为了生存进入周边的牧区社会，到了下一代基本上完全融入游牧民族之中。这种个体化的融入，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当然融入是双向的，由于各种原因，也有部分游牧民族融入农耕社会。在农耕和游牧过渡带上的部分族群，到底发生了少数民族的汉化还是汉族的少数民族化?在有些情况下，历史事实与现实认同可能会有一定的错位。谷苞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洮岷走廊的汉藏交界地带调查时就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且指出：“我们访问遇到洮河上游的许多番村和番民家庭，他们中很多都有汉族的血统。一般旅行过这些地方的人士，都曾注意到一个事实——番民的汉化，可是他们却忽略了另一个事实——汉族的番化”。[21]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之间的交融是一种常态，而且交融是多向的，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境，不同民族之间的交融时有发生。谷苞先生分析了历史上多民族交融的类型，指出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之中;二是有大量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之中;三是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22]。在一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华民族就是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三、“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理论阐述
关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的研究，是谷苞先生学术思想的精髓。20世纪80年代中期，谷苞先生发表《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1985年)和《再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1986年)两篇论文;2007年，谷苞先生又发表了《三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这三篇文章相继阐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理论。谷苞先生的观点在当时得到费孝通先生的赞同和支持，前两篇论文收入费孝通先生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23]132-165。当然，在谷苞先生的其他论文中也有一些关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的具体论述与思想表达。谷苞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理论，不仅在当时的民族理论与民族实践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顾颉刚先生于1939年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24]34-44，然后学界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展开了大讨论[25]。随着中国民族识别工作的进行以及注重追溯源流的族别研究的兴起，在民族学界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研究单一民族的成果居多，而研究多民族关系的成果相对要少。针对当时的民族学研究现状，谷苞先生也看出了单一民族研究的理论范式对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于是开始对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进行探索。他在《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境内有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的族名，同时，五十六个民族又有一个共同的族名，即中华民族。”[26]在界定“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同时，谷苞先生对“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作了界定：“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都有着各自所独有的鲜明的民族特点与特长，同时又有着许多民族所共有的共同之点，即中华民族的共同性。”[26]
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前提，更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的核心就是文化，其内涵包括诸多的层面。就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来说，语言及以语言为载体的口头传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也反映了文化的特征。关于民族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探讨，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正如谷苞先生指出的：“在我国，有些民族共同使用着一种语言文字，有些民族主要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有些民族没有文字，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使用其他民族的文字，其中最主要的是使用汉文;有些民族除使用本民族语言外，还同时使用一种或几种其他民族的语言。”[26]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语言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又存在着相同性。一方面，这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众之间互动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众在互动过程中，总会把某一种语言作为双方或多方交流的共同语言。在很多情况下，历史上多民族的互动会把汉语作为共同的交流语言，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也会把某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交流的共同语言。关于这一点，谷苞先生指出：“在这方面存在着两个特点：一个是全国性的特点，有许多少数民族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能使用汉语、汉文，也有一些少数民族通用汉语、汉文;另一个是地区性的特点，如在五个自治区和甘肃、青海、云南、贵州等多民族的省内的人数更少的少数民族，都分别能使用蒙语、维语、藏语、僮语、苗语、彝语等。在我国语言使用上，既存在着多民族的特点，又存在着中华民族的共同性。”[26]长期以来，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逐渐生成，这恰恰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的一个重要体现。——论文作者：李建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