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用语的前提是人类交际必须在享有共同语码的群体中进行，共同语码规定了交际双方需要遵守或接受的规则。对于不同类型的文字或语言，不能根据使用它的民族文化发展状况作为评判标准。世界文字主要分为表音系统与表意系统两种类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书面语采用表音的文字系统，而汉语书面语则是表意文字系统类型的典型代表。汉字言文不一致，晚清以来学界一直都有人对此颇多诟病，甚至不乏有人推动“言文一致”的文字改造运动。但是，汉字对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无疑启迪了人造通用语的理念和实践。世界语描绘了一个世界大同的语言乌托邦，实际上是一种乐观的在科学主义层面上生发的语言乌托邦。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派提出的废除汉字、径用万国新语的主张，虽然其渴望“进步”、追求变革、向往“世界大同”的心理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废弃汉字而使得民族文化无以立根的民族虚无主义思维逻辑却是不可取、不可行的，其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唯理主义、独系进化论和价值一元论的乌托邦主义心态则是应该加以反思的。无论是强调汉语需要一切欧化，还是强调汉语的不可更改性，从根本上都可归结到文化自信上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汉语的优长处，立足于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汉字的根柢而坚定文化自信，在适当借鉴外来语言的基础上，使汉语更加精细化，更具有审美性。
关键词：言语中心主义;语言乌托邦;世界语;普世主义;无政府主义;唯科学主义
巴别塔的隐喻让人们看到了语言差异带来的不便，出于消除交际不便的考虑，对于国际通用语或民族通用语的选择与创制一直都处于进行时中，至今仍众说纷纭，难定一尊。通用语的前提是人类交际必须在享有共同语码的群体中进行，共同语码规定了交际双方需要遵守或接受的规则。不过，“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发现或发明一种超越国界和文化疆界的通用语，其意义并不限于促进便捷的交流”[1]131，正是这种超出“便捷的交流”之外的诉求，以及种族、文化的差异，使得国际通用语或民族通用语的创制和推广面临种种困境。毕竟，通用语是在语言工具层面上的乐观考量，它忽视、摒弃了语言文字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思维、经济甚至意识形态诸因素的影响。但是，语言除了交际工具这一功能外，还有意识形态属性[2]，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评价语言优劣的标准，甚至成为改革或废弃某种语言的动因。近现代中国对世界语的接受与使用，就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层面上展开的。明明是工具属性的语言文字，却要承担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多元诉求，其中的悖谬与无奈值得研究。迄今为止，学界关于语言乌托邦的研究成果不多。王一川分析了语言乌托邦与20世纪美学的关系问题，他所指涉的“语言”“实际上已不仅指原本意义上的语言，而且类比地和扩展地指整个符号表意行为及其表意系统”，同时，“还涉及其‘背后’或‘深层’的一整套语法、规则或惯例系统，以及相应的社会性环境和需要”，重要的是从语言与历史相联系的角度，阐明语言乌托邦的根源以及语言的巨大魅力[3]。刘进才分析了《新世纪》派“废除汉字”的语言变革主张，指出《新世纪》派以进化论为理论资源实行万国新语的世界大同美好理想，寄托了对民族文化和未来社会的积极思考[4]。王樱子通过评介郭勇《“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一书，分析语言乌托邦的历史内涵，指出“语言、文字既是本身富有审美意义的主体，也是传声达意的工具之一”，在实现民族国家认同的愿景基础上，近代知识分子渴望世界“大同”，一切以西为是，语言乌托邦的实践主要表现为对言文一致的诉求[5]。
对作为语言乌托邦重要内容的世界语(万国新语)的研究，学界关注点主要是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以及以世界语为中介的译介活动所承载的特殊文化内涵，有亲历者的讲述，也有学术研究的反思与审视。宋炳辉认为，世界语运动是国际文化交流史上一个特殊的语言文化现象，世界语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工辅助语，它对跨语际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内蕴复杂的文化功能。近代以来中国以世界语为中介进行的外国文学译介，多以中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对象，“其中包含了世界主义的大同理想和弱小民族的对抗意识的矛盾并存，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内在紧张”[6]。余露分析了清季世界语的引入及其引发的讨论，指出世界语运动无论是舆论宣传还是实际推行和使用，都依附于对“‘世界’各种相关观念极为主动而普遍的运用”，世界语“其方便国际交流的功能被拔高和幻化成向外求索的方向和全球大同的理想。这种向往，是对线性进化序列上更高层级的渴望。这种大同，是一元化思维下改变自己符合他人的相同和一致”[7]。张仲民分析了刘师培对世界语的推介与倡导，以“世界主义”与超越民族国家关怀为目标，指出其选择世界语是让中国迅速学习西方、融入世界、实现文明开化和世界大同的一条捷径，但刘师培对世界语过于理想化、忽略了世界语本身的缺陷，强烈的语言专制心态突显了其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乌托邦追求[8]。邓伟梳理了五四时期《新青年》的世界语讨论，指出其参与者多为五四新文化阵营或不同程度同情五四新文化之人，这一讨论属于五四新文化阵营的话题，并在内部存在较大分歧。就整体而论，这一讨论不失为中国语言文字现代转型的一次重要事件，“它极端地表现出这一时期中国语言文字变革的欧化倾向”，“也折射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语言文字的现代白话文道路在‘五四’时期已然确立了”[9]。邓军以1920年代中等生对世界语的学习与实践为研究对象指出，虽然世界语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便被打上了精英知识分子的烙印，但在20年代却吸引了一大批对于自身无法向上流动因而充满恐惧与绝望而自称“苦学生”的中等生，世界语给了他们一个人造的“希望”，可以帮助他们跨越地域与身份的区隔而与“世界人类”相连。通过世界语的视角，可以发现在那个不确定的时代，中等生是如何选择人生实践策略、对抗不断下沉的命运的[10]。
共通语的创制与推广，并非简单工具意义上的语言实践，实与近代以来超越民族国家主义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语言乌托邦的理论分析，以世界语以中心，考察言语中心主义与汉语言文字改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梳理人造通用语与世界语的推广应用，并详细分析《新世纪》派的世界语主张，探析其背后所内蕴的唯科学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底色，期冀通过这一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对我国如何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立足于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汉字的根柢而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历史借鉴与理论参考。
一、言语中心主义与汉语言文字改革
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根据记录语音和语义的情况，世界上的文字可分为两种，即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通常意义上讲，文字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表音文字记录音，由音再联系到义，如英语、日文假名;表意文字记录义，再联系到音，如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本无优劣之分，也不显示优劣之分。索绪尔指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11]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中的文字都是适应其所记录的语言的特点的，因此不同国家或民族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文字，对生活于其中的使用者来讲都是“正确、适用”的。评判语言的优劣，应以语言性质的差异为标准，而不应以使用它的民族文化发展状况作为评判标准。正如陈先达所指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是这个民族所固有的、为其生存条件所决定的。各民族的文化发展的程度和特点存在差异。……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被认为是凌驾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的。文化的价值不是绝对的，而是具有相对性的。‘一个完全用自己的文化作为准绳来判断其他文化的人，是一个民族中心主义者。’”[12]26
西方学者立足于表音文字立场，将表音文字的优势进一步放大，形成了言语(语音)中心主义。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将符号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场的、直接呈现意义的符号，如语音;一类是不在场的、间接传达意义的符号，如文字。“所有发声的语音都是在场的、直接呈现意义的符号，因为意义在其中与生俱来，内在于这个有血有肉的话语有机体中，一经说出来就直接呈现自身的意义。较之而言，那种不在场的符号，它的意义却是后来人为附加的，它犹如一幅空白的画布，人们可以在上面尽情描绘自己想要的图案。”[13]38在胡塞尔看来，正是因为语音的在场性，它不仅传达意义具有直接性，而且其意义世界充满了生命气息。文字却不能实现这一点，因为它不仅只是没有生命的冷冰冰的符号，而且其意义传达具有不确定性，人们可以任意解读这些文字。例如，对同一部文学作品，不同读者的解读就不同，一百个读者可以看到一百个不同的莎士比亚，也可以对同一部作品中的同一形象有着一百种各自不同的解读。因此，相比于语音而言，文字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的载体和中介，只是记录和保存语音以起到传承知识的作用。语音优先于文字，而且比文字更重要，原因就在于语音直接呈现了言语者明确的内容和意义，而文字由于不在场，大部分读者无法把握文字所要明确表达的意义。胡塞尔的这一思想遭到了德里达的批判，称之为“语音中心主义”，指出这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变种。在德里达看来，语言不管是用语音还是文字记载，都是有生命的，不能以言语者是否在场来判定语音和文字的优劣[13]38-39。在德里达看来，这种言语中心主义源于西方“在场”的形而上学史：“在场(presence)是谓逻各斯以言说呈现，言说以词语进行，词语是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符号所指的意义来自逻各斯的理性，逻各斯借助言说的意义———声音显示为当下的在场。”[14]
如上所述，对于不同类型的文字或语言，不能根据使用它的民族文化作为评判标准。张世禄说：“语言是人类表达情感思想的一种工具，依着民族社会习惯的分歧和变异，演成错杂不同的现象;……究竟哪一种语言可说是属于优等，哪一种可说是属于劣等呢?”[15]循着这一思路，他认为，在一般人看来，当一个民族的文化较优时，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好的;相反，当一个民族的文化较劣时，同样，所使用的语言也是劣的。在这种直观的感觉中，所谓好的语言，表现的内容较丰富，词句等发展得很完备。这一理论乍看起来颇有道理，但没有任何学理支撑。晚清以来对汉语的不同看法及其争论，大多都是这种感官式的评判，以在军事、政治上显示出优势的外国文化为优，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劣。如上所论，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语言的优劣不应以其所承载的文化甚至文化背后的因素作为评判标准，而应以其自身的适用性为标准。实际上，语言在传播推广过程中会受到经济、政治、文明程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经济发达或文明程度高的语言，或是某一国家的方言，会成为追捧的对象。清末以来中国汉字改革和言文一致的倡导与践行，其出发点就在于此，同样的评价标准也适用于不同类型文字的评价。
张世禄从语言学研究角度立论，认为不能根据使用语言或文字的民族的文化来作为评判语言文字的标准，这属于静态的学术探究。但对于晚清以来出于救亡、启蒙、复兴等考虑而进行的语言文字变革，却又另当别论。单纯从语言自身内部考察，“往往出于民族的不自觉”[15]，这在清代以前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中可以见出，属于语言的渐变。清末民初以来关于文言和白话的主张，则大多属于语言的突变，有更多的人为因素在内，这不仅表现于主张文字救国时期切音字的创制和白话文的提倡，还有新文化运动中对白话文作为文学正宗的主张，都是一种语言的突变。霍布斯鲍姆说：“语言民族主义的争夺焦点是书写语言，以及在公共场合所使用的口语。”[16]在这种语言突变过程中，同时由于传统/现代、先进/落后等因素的考虑，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诉求起到了重要作用。
语言由于其交际功能，在民族交往过程中，首当其冲地成为一个民族最为显豁的文化特征。“独立的、现代的民族语言是凝聚民族国家认同不可缺少的历史条件，也是现代文化、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学必要的土壤和媒介。”[1]82梳理历史上以语言为主题的社会变革，我们发现，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诉求总是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但丁采用意大利语入文学，常被学术界看成民族主义观念的起源。如上所述，世界文字主要分为表音系统与表意系统两种类型。汉字是表意系统类型的典型代表。中西文化的不同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书写系统的差别，西方国家主要以表音文字为主，中国以表意文字汉字为记录语言的载体。从晚清以来一直谈论的“言文一致”问题，也与对汉字的定位与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于如何认知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更具体地讲，我们如何对汉字的性质进行定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一直不断进行着并且还将继续下去的一个任务。需要指出的是，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既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豪，是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反对由于清中后期列强入侵、中国落后于西方所产生的民族自卑和文化自卑，又是吹响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号角”[12]113。从这一点来讲，发现汉字之美、汉语之美就是当代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不会再有如清末以来废除汉语汉字、全盘西化的种种文化自卑的言论与实践。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工具，文字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克服语言音响的时空局限性。表音文字的形体直接与语音相联系，语音不同，文字的形体也不同，我们可以根据文字的字形知晓它所记录的语音线索;表意文字的形体和语义相联系，是据义绘形的，我们可以依据形体了解它所表示的意义。就此而言，汉字的识读就成为学习汉语的基础。清末民初在迫切需要救亡、启蒙的时期，汉字与泰西、日本文字相比，其弊端就显现出来了。既然汉字的问题是在比较中产生的，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外国人眼中的汉字。戴维·阿伯克龙比(DavidAbercrombie)说：“在每一种原始书写系统的初级阶段每个词都分别以一个单独的语符为代表，唯有汉语现在仍然采用这种写法，而其他文字却都已采用了较为实用的办法。用所谓的‘表意文字’(对这些书写系统来说这不算是一个什么好词)有许多严重的欠缺，主要是难以详尽解释，难写难记。”[17]41早期来华的英国皇家炮兵少校亨利·诺利斯在1885年出版的《英国人在华生活》一书中说：“关于汉语的发音和语法，凡谈及这些复杂问题的书都会使学习过欧洲语言的人感到沮丧，因为汉字与我们的字母并不相同。有些由示意符衍生出来的语符代表了一些根词，经过组合、扩展和增添之后就构成了汉语的全部词汇。因此实际上并无拼写;有多少词就有多少语符，它的数目因不同学者的统计而不同，大约4万到5万之间，不过一般应用有4000个字就够了。显然，光学习书面语的一些基本知识就需强记硬背大量东西，即便学一点口语知识也非苦学一番不可。”[17]39这是与中国打过交道的外国人对汉字和汉语的印象，难写难记难学，而且入门难。之所以举两个外国人的说法，是想做一个论述变通。我们通常的做法，会直接论述清末以来提倡汉字变革者的主张，但是，清末的汉字变革主张，都有他者作为对比与模仿对象，即泰西与日本。既然这样，我们就选取两个外国人对汉字的看法，以补证国人的认知。可以说，这两个外国人的看法，与清末以来开眼看世界的知识阶层提出的汉字变革的原因有异曲同工之处。
清末以来的语言文字变革，看到了言文一致的要求，汉字因其繁难(也连同文言的繁难考量在内)而不能实现广而告之的启蒙任务，同时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不相符合。汉字要实现启蒙的目的，就必须让受启蒙者能够接受启蒙内容。卢戆章在《中国切音新字说》中强调，切音新字创制的原初目的，“无非欲华人识字日多，以救贫弱。此余之所以勤勤恳恳，不能自已也。当此国家多事之秋，当有至简至易之新字，俾得数旬之内，吾国之男女老幼无不能读书识字，以兴各种之实学，斯诚变通之大原也”[18]。由此可见，不论是接触过汉字汉语的外国人，还是以表音文字为主的泰西和日本文字为比鉴对象而得出汉字繁难结论的国人，都取同样的致思路径，即为追求言文一致计，必须改用表音文字，使识字者众以开通民智。这样的理论主张与内在追求，使得语言文字变革开始疏离以表意为主体的可视的传统汉字系统，而开始向以表音为主体的可听的语言系统靠近。其结果一是汉字的拼音化改革，二是人造共通语的推广。对于救亡、启蒙、复兴的迫切渴望，使得这些不同的语言改革方案在中国都轮演了一过，是功是过，只能留待后人评说。
需要提及的是，汉语汉字的言文不一致虽然饱受批评，但曾在源头上启迪了人造通用语的理念和实践。这可追溯到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实践。从1582年开始，利玛窦在中国传教28年，他把对中国的认知写在日记中，后由金尼阁整理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并译成多种语言版本。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五章“关于中国人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学位的运用”中，认为汉字作为象形文字，“尽管在写作时所用的文言和日常生活中的白话很不相同，但所用的字词却是两者通用的。因此，两种形式的区别，完全是风格和结构的问题”[19]。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各地的方言各异，“在口语断裂的情况下，汉语书面语实际上起到了‘通用’书写系统的作用”[1]137。这为当时欧洲正在兴起的世界通用语运动提供了第一手素材，也为世界语的创制提供了启发。在世界通用语的早期阶段，象形文字直接表意的特性和超越口语的普适性，是17世纪早期为数不少的世界通用语创制者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直接开启了自培根以来对于真正的世界通用语文字———“真正的文字”的发现之旅。在培根看来，“‘真正的文字’由于能够直接表意，便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超越民族或社群语言的界限，扮演通用语的角色”[1]147。——论文作者：时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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