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认为，国内众多影视审美价值批评类文章在批评某类节目、反思某些具体问题时，大都会援引“法兰克福学派”思想观点作为理论依据，从中不难发现中外影视媒介发展中存在的既普遍又特殊的现代性危机。故此，有必要回溯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领军人物的批判理论观点，以增进学界对影视媒介的社会共识。
【关键词】影视媒介;法兰克福学派;审美价值批判;芝加哥学派;规范化建构
纵观国内众多影视审美价值批判类文章，它们在批评某类节目，反思具体问题时，大都会援引“法兰克福学派”思想观点作为理论依据。从中，我们可以看见中外影视媒介发展中存在的既普遍又特殊的现代性危机。故此，有必要回溯一下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领军人物的批判理论观点，以增进学界对影视媒介的社会共识。
一、影视媒介审美价值批判：从阿多诺、霍克海姆到列斐伏尔、阿甘本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领军人物阿多诺、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对媒介工业的大众化、统一化、规模化生产引发的审美均质化、僵化、贫困化有着尖锐而深刻的学理批判。如同满大街跑的都是黑色“甲壳虫”式福特汽车一样，“所有观众都被迫去看几乎完全雷同的节目……影视会使审美迅速陷入极端贫困的状态，以至于在将来，所有罩在工业文化产品上的厚重面纱都会被打开，都会以嘲弄的方式实现瓦格纳的总体艺术作品之梦”。①
霍克海默、阿多诺将媒介审美危机诊断为文化工业资本、权力技术合谋的结果。对于权钱合谋和对目的理性欲望的无限膨胀追求，加之文化工业的急速发展，使得媒介审美创造力急剧萎缩，只在局部细节上展开差强人意的改变。这些细节局部变成了“自由”代言人。“在音乐中，单纯的和声效果消除了对整体形式的意识;在绘画中，对各种色彩的强调削弱了构图的效果;在小说中，心理描写变得比小说框架更重要。而所有这些，恰恰是文化工业的总体性所带来的后果。”②尽管文化还与眼、耳、口、鼻、舌、心、身、意、体等诸感官感觉有关，但拘泥于细节部分的媒介生产却仍然未能逃出整体固化的程式僵局。“在德国，专政所带来死气沉沉的寂静，已经笼罩在民主时代最欢快的影像上。”③
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带来的现代性负面后果是对观众想象力的抹除，对思考能力的消解，让影视前的观众都变成尼尔·波兹曼所描述的“影视人”，变成马尔库塞批评的“单向度”人，变成西美尔批判的“货币永动机”，变成阿甘本批判的“既被排除在人间法之外，又被排除在神法之外;既被排除在世俗领域之外，又被排除在宗教领域之外的赤裸生命”，④他们不再进行连续思考，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奋斗，而是选择沉迷于影像故事情节的无意义耗散中，严重忽视了现实生存的奋斗拼搏意义。“电影没有留给他们任何想象的空间，强迫它的受害者直接把它等同于现实，”⑤让他们分不清日常现实与虚幻，搞不清真实与虚假，以致波德里亚称这种媒介化生存为《象征、交换与死亡》的宿命，感叹消费社会中每个人都在用虚拟的数字符号、影像图案声音与现实肉身、情感体验、意志形态上演永不落幕的能量交换。
波德里亚的老师列斐伏尔在其成名作《日常生活批判》中对于混淆现实与虚幻、物质与精神等二元矛盾危机有着深刻的媒介批判揭露。他认为国家主导的文化工业在间接地管理着日常生活。“国家通过法律和法规、大量的规定、国家机关和行政管理部门的保护行动，直接管理着日常生活。国家通过税收、司法部门、操控媒体，间接管理着日常生活。”⑥借助各种媒介手段，国家会登记、描绘和规定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后人类影视剧，如《黑镜》《攻壳机动队》《银翼杀手》《机器姬》等情景描述中，人类身体、情感记忆及家庭成员等等的几乎全部的生活、工作岗位都会由人工智能和计算机中央处理器统一安排，集中调度。人与机械的界限，生活世界与社会工作的界限，真实记忆与虚幻意识的界限等都会被抹除。
就像福柯在《规驯与惩罚》中所揭示的那样，工厂、学校、医院、街道、广场等等所有公共空间都会在监控摄像头下被全方位监视起来，进而把日常生活紧紧地攥在手上。国家意志通过巨大的网络、渠道、回路都从日常生活开始，经过多个层次，到达全球卫星，然后再返回权力官僚阶层和信息技术的市场买卖空间。于是，媒介信息成了知识的替代品，成了删除思想的利器，成了空白记忆的帮凶。“否定消失在完全的实证中。信息意识形态成了披上实证知识的外衣，有时甚至装扮成技术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信息意识形态成了认识活动中、政治中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错位因素。”⑦不仅是错位的，而且是扭曲变形，甚至一度被压缩乃至消失的缺席空间。
与此同时，广播影视媒介的“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很普通的说法，已经被带进了行政领域，具有图式化、索引和分类的涵义”。“消费者总是那些工人、雇员、农民和地位偏下的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从身体和灵魂上对他们进行了限制，使他们成为孤立无援的牺牲品。相比于自身而言，统治者总是很自然、很严厉地对他们施加道德压力，今天受骗的大众甚至要比那些成功人士更容易受到成功神话的迷惑。他们始终守着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⑧
在霍克海默、阿多诺、列斐伏尔眼中，媒介文化工业与资本权力、欲望工具的结合，是在不断制造虚假的娱乐，是在畅销书中的胡言乱语中泯灭人性，是要让大众在盲目狂欢中控制大众的情感走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娱乐实现了情感的净化，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就是悲剧的作用，或者用阿诺德的话来说，这正是电影所要达到的目的。无论是真理，还是风格，文化工业彻底揭示了它们的宣泄的特征。”⑨如此一来，启蒙理性的“祛魅”与传统神话的“蛊惑”走到了一块儿。历史的进步与倒退，就成了阿多诺、霍克海默眼中的悲喜剧。
概言之，阿多诺、霍克海默纠结的是媒介文化工业“自律与他律”之间的矛盾，而列斐伏尔、波德里亚则将审美批判指向了媒介信息技术、商品编码符号对日常生活的监视、钳制。他们都是在主、客二元框架下展开的反思性批判研究。批判的矛头指向的是媒介现代性负面效果，而对于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并未给予过多的肯定性阐释。在哈贝马斯看来，走出这种形而上审美主义经验批判的困境，就应当打开交往理性视野，在社会公共领域和精神文化空间中展开对话协商。立足于主体之间的多元互动，磋商沟通，共同探讨公共领域的现代化转型，让生活世界“去殖民化”，应构成广播影视、报纸杂志等媒介规范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影视媒介规范化社会建构：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视野开拓
与大面积影视审美价值批判类研究不同，国内部分学者选择从媒介规范角度开展正面建构探索，有的借鉴国外影视媒介发展经验尝试诊断性批判建构，如谢静在阐述美国新闻权威批评与其新闻言论出版协商规范建构交互发展的曲折历程时，反思中国新闻媒介发展产生的问题，“如资本市场对新闻业的腐蚀……加强对批评者的批评，成为许多有志之士的共识”。⑩有的立足于媒介权利主体和义务职责的法理分析，如陈绚《新闻道德与法规：对媒介行为规范的思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则对宪法赋予新闻记者、主播、政府公职人员、社会大众等不同主体以相应的平等权利义务等问题展开了较全面阐述。有的结合具体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如姜彦慧针对少儿影视节目主持人套路脸谱化，乱用港台腔、美国腔或粗俗土话，丢掉个性童心等问题，提出了“树立多元化角色形象，增强即兴表达成分，强化语言训练”11，凸显儿童本有的身体情感语言(站姿、步态等)规范行为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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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影视媒介规范化建构道路探索方面，很多学者会提及麦克卢汉的“媒介作为身体的延伸”论，雷蒙·威廉斯的“媒介信息传播”论，或斯图亚特·霍尔的媒介符号“编码/解码”论，格罗斯伯格的媒介“情动”论，或莱文森的“媒介环境进化”论、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论，包括近年来关于伯明翰学派的“媒介文化专题研究”12都已经为新闻传播、广播影视编导专业所熟悉，但对于西方媒介规范化社会学建构理论探索和本土转化研究略显单薄，其中缘由耐人寻味。
实际上，“芝加哥学派”是走在媒介社会学理论探索前沿的，该学派自1895年创建美国第一个社会学刊物《美国社会学期刊》以来，斯莫尔(AlbionW.Small)、托马斯(W.I.Thomas)、吉伯斯(ErnestBurgess)、库利(CharlesCooley)、帕克(RobertPark)、米德(GeorgeMead)等学者的媒介社会学思想逐渐对全球影视、广播、报刊等的发展产生理论影响。
提起“芝加哥学派”，绝大多数人会想到建筑师沙利文和他的经典设计名言“形式服从功能”，想到数学分析学派吉格曼德将傅里叶分析方法引入偏微积分研究，想到城市社群互动理论，想到推崇自由市场机制的经济学理论主张，很少有人想到它的媒介社会学、新闻传播思想创建性贡献。因为“芝加哥学派”的媒介社会学建构理论也是后人总结的产物。目前对于哪些人属于芝加哥学派?它的核心主张是什么?其实也没有一个集体共识。“甚至诸如‘学派’这样的概念也许都是有问题的。”13本文这里采用这种“不可能之可能”的概念，只是为了便于阐释和让读者理解它在媒介思想脉络中的学理位置而采取的简化做法。
罗杰斯的《传播学史》提到较多的学派代表人物是杜威、托马斯、库利和帕克。杜威，大家比较熟悉，是美国经验主义的旗手。库利和帕克是杜威的学生，帕克是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而米德是杜威在密歇根大学时期的同事，是社会心理学巨擘，且以社会思辨“符号互动论”而著称于世。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一书中，开辟两大章节“多元声音中的理性同一性”和“个体化与社会化：论米德的主体性理论”，14重点探讨其主体间性声音、语言的交往模式。
自1892年斯莫尔在芝加哥大学建立社会学系以来，“芝加哥学派”就一直主导着美国媒介新闻传播理论发展。20世纪40年代后，在米德发展出的“符号互动论”旗帜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又集聚了诸如布鲁默、休斯、贝克尔、戈夫曼、里思曼等知名社会学家，他们又被称为“二代芝加哥学派”。不论是“一代芝加哥学派”，还是“二代芝加哥学派”，他们都受到马克斯·韦伯、涂尔干、特洛尔奇、西美尔等欧洲社会学家的广泛影响。其中，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重点探讨了西方宗教是如何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积累，如何展开现代性社会转型的，基督教、天主教是如何实现宗教教义改革，如何在“因信称义”的信念中服务于垄断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当然，还有西美尔的时尚哲学、罗兰·巴特的《流行体系》等都对“芝加哥学派”的媒介社会学理论建树产生了同样深远的影响。
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RobertK.Merton)在他1935年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一文中直接指出，“17世纪的清教伦理是推动现代科学产生的强大力量，因此也是推动工业革命的强大力量。”15同样的道理，韦伯的新教伦理思想研究、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西美尔的时尚哲学在推动美国社会文化发展以及芝加哥学派媒介思想脉络形成方面同样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概括来讲，“芝加哥学派”媒介规范化社会学建构主要有四大理论主张：(一)杜威推崇新闻传播的民主、公众价值，强调新闻言论自由，主张民众积极参与，捍卫新闻言论的公共价值，服务于公民社会的集体利益。在影片《公民凯恩》中，我们能深刻感触到，个体通过报刊出版等媒介形式来推动公共文化建设的民主化历程，看到新闻出版在连接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媒介功能;(二)帕克主张新闻采编的实证调研和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媒介的保护、经验开拓。帕克代表作《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是最早对移民、少数民族的媒介传播思想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采用意第绪语、波兰语、德语等非英文形式传播的报纸杂志在帮助移民懂得如何在美洲生存下来，如何同化他们的同时，更应帮助他们保留自身的民族特色。他认为这种保留移民、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更有利于他们带着他们家乡的语言而融入现代都市生活，融入美国社会。另外，关于美国贫民窟、黑人犯罪、种族歧视、女权主义等现实纷争问题也应该构成大众传播的重要信息内容;(三)库利的“他者”作为自我的另一面镜子，是反观自己，认识评价自己的不可或缺的社会成员。习俗、节日、伦理等对于维持社会秩序正义化构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四)米德强调自我的社会角色扮演，角色之间互动往来之于社会良性运转和公正秩序建构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价值。——论文作者：张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