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究疫情严格隔离措施下普通人群压力/抑郁状态及其影响因素，为今后隔离措施的优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方法：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流行中后期部分人群开始复工的时间段，对经历社区居家隔离的人群进行线上无记名形式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人口基本信息、疫情对生活的影响、感知压力量表(PSS-10)、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DI-Ⅱ)。结果：学生群体(Mann-WhitneyU=19809，P<0.001)、青少年群体(Mann-WhitneyU=10436，P<0.001)、出门频率较低群体(Mann-WhitneyU=9852，P=0.016)和主观判断疫情较为严重的群体(Mann-WhitneyU=6041，P=0.012)压力水平显著较高，未复工群体抑郁水平显著较高(Mann-WhitneyU=1174，P=0.028)。结论：学生、青少年、主观认为疫情严重的群体可能是疫情期间压力或抑郁的易感人群，需要获得适当的关注和及时的心理疏导和政策支持。复工有利于降低疫情隔离产生的不良情绪;适当外出有助于降低压力水平，而网络社交、运动则没有显著效果。
【关键词】新冠状病毒肺炎;感知压力量表;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隔离;普通人群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迅速演变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截至2020年5月30日，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5819962例，死亡人数达到362，786人[1]。我国作为较早受到波及的国家，采取了严格的隔离防疫措施，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对遏制疾病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全民防疫过程中，人民的生产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疫情流行期间住院、集中隔离的COV-ID-19患者和医疗健康工作者更加容易面临精神健康问题，表现出更加普遍的焦虑、抑郁症状[2-5]。与此同时，未感染新冠肺炎或也不曾是密切接触者的普通大众则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其作为堪称人类现代史上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公共卫生事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引发了全球许多国家/城市的社交隔离、停工、停学、封城等举措，极大地改变了人民的生活。在此次疫情中，除了疾病对生命健康的直接威胁之外，不断推迟的复工复学时间、居家隔离等特殊时期的生活安排也可能给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这种广泛的影响可能会改变社会中每个个体和家庭生活质量，也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息息相关[6-7]。因此，在隔离措施严格实施的情况下，对普通人群精神压力和精神健康问题的关注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对于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通过分析居家隔离措施实施中期普通民众的情绪状态以及不同因素对压力、抑郁水平的影响，为在持续抗疫期间应该给予哪类人群更多的关注及社会支持提供参考，为优化防疫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本研究于2020年3月8-14日COVID-19疫情流行中后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对象为只经历居家隔离的普通人群，研究利用问卷星企业版平台制定自评问卷，线上自愿无记名形式发放问卷。
1.2方法
1.2.1人口学特征信息本研究收集了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16岁)、所在地区、是否有慢性病、所在行业等人口学特征信息。
1.2.2疫情环境下的生活状态信息本研究采集被试对自身所在地区的疫情态度，对返校复工的渴望程度，附近的疫情情况，出入村庄或小区的频率，对COVID-19新闻的关注度，每天活动时间分配等信息。
1.2.3压力水平本研究应用中文版感知压力量表(PerceivedStressScale，PSS-10)测量被试压力水平[8]。PSS-10简体中文版共10个条目，每个条目分为0(从来没有)到4(非常常见)5级评分。其中1、2、3、6、9、10为危机知觉因子测量条目，进行正向计分;4、5、7、8为应对能力知觉因子测量条目，进行反向计分。量表分为各条目分的总和(0～40分)，总分与感受到的压力呈正相关。中文版的应激感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全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1，两周后重测相关系数为0.69[9]。
1.2.4抑郁状态本研究应用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DI-Ⅱ)测量被试抑郁情绪[10]。共21个项目(考虑到被试中有学生群体，本问卷删除了最后一条关于性的问题)，每个项目分为0～3分共4个等级，评分量表总分为20个条目的评分总和，采用秩和检验检测各组差异。
1.3统计处理
统计软件采用了SPSS20.0和MATLABR2018b。采用Kruskal-WalisH检验、Nemenyi法检验、Mann-WhitneyU检验、Pearson相关等，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不同人群的抑郁和压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使用Excel软件自带的统计分析功能对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分析。
2结果
2.1人口学特征
共计回收问卷354份，其中有效问卷346份。所有被试者均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与前人结果类似[11]，被试BDI-II量表得分和PSS-10量表得分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0.556，P<0.001)，压力量表得分越高的人群平均抑郁水平越高(图1)。基本人口学特征见表1。
PSS-10得分在不同年龄组间差异较大，累积分布图(图2)显示青少年(<30岁)组较之中老年(>40岁)组在较低压力水平分布较少，在较高压力水平分布较多的特征。青少年组(PSS-10得分16.68±0.33)整体压力水平高于中老年组(PSS-10得分12.29±0.68，Mann-WhitneyU=10436，P<0.001，2-tailed)。且青少年组的危机知觉因子得分与应对能力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中老年组(危机知觉得分：青少年组=9.91±0.29vs.中老年组=7.33±0.48，Mann-WhitneyU=9727，P<0.001，2-tailed;应对能力得分：青少年组=6.77±0.18vs.中老年组=4.95±0.37，Mann-WhitneyU=10042，P<0.001，2-tailed)。
学生组的PSS-10得分(16.85±0.37)显著高于非学生组(13.90±0.40，Mann-WhitneyU=19809，P<0.001，2-tailed)。其中学生组在压力感知因子(学生组：10.00±0.33vs.非学生组：8.57±0.31，Mann-WhitneyU=17837，P=0.001，2-tailed)和应对能力因子(学生组：6.97±0.20vs.非学生组：5.32±0.21，Mann-WhitneyU=20595，P<0.001，2-tailed)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学生组。为排除年龄影响，单独选取20～30岁年龄组进行学生组和非学生组间的比较，结果PSS-10得分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学生组：16.62±0.54vs.非学生组：15.50±0.68，Mann-WhitneyU=2171，P=0.083，2-tailed)，且两组应对能力因子间存在显著差异(学生组：6.71±0.28vs.非学生组：5.64±0.29，Mann-WhitneyU=2339，P=0.009，2-tailed)。
2.2疫情环境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调查的疫情相关因素包括：工作群体的复工情况、对复工的渴望程度、自行评估所在地区疫情的严重程度、对复工/即将复工期间面临感染风险的担忧、附近是否有确诊患者、出入小区/村庄频率和对疫情新闻的关注程度，见表2。
按照报告确诊病例数目(截止3月7日)将地区划分成4类，见表1。未发现处于疫情严重程度不同地区的人群存在PSS-10压力或贝克抑郁量表得分的差异。然而主观认为疫情不严重人群PSS-10量表得分(15.67±0.45)显著低于其他人群(17.05±0.44，Mann-WhitneyU=6041，P=0.012，2-tailed)。
在工作人群中是否复工对被试的抑郁程度存在影响。已复工人群的贝克抑郁量表得分(6.30±0.97)显著低于未复工人群(10.67±1.93，Mann-WhitneyU=1174，P=0.028，2-tailed)。
出门频率对PSS-10压力量表得分存在着显著影响。至少3天出门1次的被试(14.88±0.47)较之大于3天出门的被试(16.52±0.35)压力得分显著较低(Mann-WhitneyU=9852，P=0.016，2-tailed)，其中压力感知得分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U=10704P=0.187);而压力应对得分出门较频繁组(5.65±0.26)显著低于出门频率低组(6.70±0.19，Mann-WhitneyU=8758P<0.001)。
2.3居家活动的影响
本研究调查的居家活动因素包括：每天健身、看影视剧、使用社交软件、打游戏和学习时间，见表3。
在各项因素中发现，观看影视剧和使用社交软件会对被试的压力情况产生一定的影响(影视剧：Kruskal-WallisH=9.217，P=0.01;社交软件：Kruskal-WallisH=6.844，P=0.033)。观看影视剧<0.5h组PSS-10量表得分(14.69±0.57)得分显著低于0.5～1h组(16.50±0.58，Nemenyi检验P=0.05)和>1h组(16.36±0.39，Nemenyi检验P=0.02)，且<0.5h组的压力感知分量(8.45±0.47)也显著低于0.5～1h组(10.14±0.50，Nemenyi检验P=0.01)和>1h组(10.06±0.32，Nemenyi检验P<0.01)。使用社交软件时长<0.5h组PSS-10量表得分(14.55±0.55)得分显著低于>1h组(16.71±0.42，Nemenyi检验P=0.04)，其中<0.5h组的压力感知分量(8.42±0.51)显著低于>1h组(10.33±0.34，Nemenyi检验P=0.01)。
相关期刊推荐：《中国健康心理学》(月刊)创刊于1993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学术期刊。主要栏目：论著、综述与讲座、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健康研究、不同群体的心理健康调查研究、变态心理研究、性心理研究、心理治疗、心理咨询。
进一步在长期居家人群(大于3天出一次门)中分析运动和社交的影响，各组PSS-10、BDI-Ⅱ量表得分均无显著差异，见表4。
3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自国内爆发以来，各省均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居民居家进行社交隔离。三月上旬疫情的扩散已基本遏止，但是很多行业仍处于停工停产的抗疫特殊状态，学生返校时间也持续推迟。小区和村庄持续施行限行令，人们长时间处于固定且封闭的居家隔离的状态，面对活动空间狭小、面对面社交缺乏、及个人的日常生活节奏被改变等问题。因此，居家隔离时期人们可能更加容易产生压力、抑郁等负面情绪。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2020年5月13日发布的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与精神卫生的政策简报表示，COVID-19疫情不仅侵害人们的身体健康，丧亲的悲戚、失业的冲击、隔离和行动限制等也带来了更大的精神压力和精神健康问题，给家庭和社群都造成冲击。因此，他敦促各国政府、卫生当局和其他各方等紧急携手合作，加强关注并解决这场大流行病所带来的精神卫生问题[12]。本研究通过对经历近一个半月居家隔离的人群进行心理健康调查，将为今后隔离措施的优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3.1学生及青少年群体压力水平显著高于中老年群体
青少年群体压力感知和应对能力得分均显著高于中老年群体。青少年时期是人类高级认知功能和社会、情感行为的神经生物学机制成熟的关键时期，负责高级认知的脑区功能在青少年期和成年期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13]。青少年所面临的身体上、认知上和社会心理上的发展不同步可能会限制他们恰当的风险感知和判断。而且青少年基本都还在学校学习或者刚刚踏入社会，正在逐步形成独立的人格、建立起负责任的行为和成熟的个人价值体系[14]，不能够像已经有较多物质和经验积累的中老年群体一样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在面临突如其来的疫情时显得更加手足无措。同样学生群体压力得分显著高于非学生群体。学业压力和心理上、外界环境上(疫情传播、隔离条件下的网络学习等)的巨大改变都可能成为青少年和学生群体在疫情隔离状态下感知压力较大的原因。因此，在疫情期间对青少年群体的关注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可以大力宣传相关知识，以便家长和老师及时给予青少年恰当的支持和指导，并在必要时及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3.2待复工群体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已复工群体
已复工群体抑郁水平得分显著低于待复工群体，该结果表明复工有利于降低疫情隔离产生的抑郁情绪。疫情期间待复工群体抑郁水平较高的主要原因可能为失去收入预期、经济陷入窘境等。多国研究表明家庭低收入与包括抑郁在内等多种精神障碍及自杀企图显著相关[15-16]。我国已采取点对点专列政策帮助各行各业尽快复工复产，并发放消费券对民众进行消费补贴。在今后与疫情的持久战中，短时间的停工停产状态仍可能出现，相关政府工作人员需要及时关注停工者的精神状态，并对产生抑郁情绪的群体进行有效干预。
3.3长期居家者压力水平显著高于外出较频繁者(至少3天出门1次)
长期居家者压力得分显著高于外出较频繁(至少3天出门1次)者，且两组间对压力的感知得分无显著差异，但是长期居家组压力应对得分显著高于外出较频繁组，表明适量外出有利于人们应对压力。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长期居家者中，不同运动量、社交频率组间在压力得分上并无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者认为运动和社交可能并不是该群体压力异常的主要因素。前人研究表明，较低的外出频率是认知障碍发生的重要预测因子[17-18]，因此，本研究中较低外出频率人群中较高的压力应对得分可能与认知障碍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今后的疫情管控期间，社会应当适当关注长期居家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压力，可以尝试鼓励大家偶尔走出家门，在社区内人烟稀少的地方进行适量活动。
3.4疫情期间感知压力水平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或大于客观因素
相对于身边是否有新冠确诊患者、所在城市(湖北省或其他省份)等客观因素，自评所在地区疫情严重程度、是否担心复工期间感染等主观因素与感知压力得分的相关性更强。因此，即使是远离疫情爆发中心城市的居民也很有可能受到个人心态影响而感受到较大的压力，在进行疏导时不应忽视此类人群。前人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可以有效缓解对于社会压力的主观反应[19]，因此可以尝试对此类人群进行适当的心理援助。
新冠疫情从发现至今，从各个方面考验着每一个国家。疫苗虽然在快马加鞭地研发中，但是短时间内消灭病毒难度巨大，各个国家都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长期或者间歇性地隔离、停工不可避免，随之带来地精神问题需要尽早引起关注。本研究表明：学生、青少年、主观认为疫情严重的群体可能是疫情期间压力或抑郁的易感人群，需要获得适当的关注和及时的心理疏导和政策支持。复工有利于降低疫情隔离产生的不良情绪;外出适当活动有助于降低压力水平，而网络社交、运动则没有显著效果。我国已经推出了很多政策来减轻民众的生活压力。在今后的持续抗疫过程中，可以参考相关研究结果对特定人群进行疏导，并应用电视等新闻媒体向大众普及专业的防疫知识，提升大家对战胜疫情的信心。——论文作者：王珍妮刘皖龙楼诗昊马骁张欣欣郭徽马晨辰陈文静杨昱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