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外国语学社是建党时期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全国各地离开家庭和学校、要求进步的青年搭建赴俄学习的平台，也为处于秘密状态的上海党组织提供了公开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这所学校从创办之日起就烙下了深深的红色印记，呈现了独特的办学特色，体现为办学理念具有开创性，重点开设俄语课程以利革命青年留俄之需;课程设置凸显灵活性，把外国语教学与革命理论相结合;课外活动体现革命性，强化青年团员的实践历练;合作办学彰显国际性，培养中国革命亟需的领导型人才。外国语学社推动了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干部队伍的壮大，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建党时期外国语学社革命学校办学特色
外国语学社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创办的革命干部学校，呈现了独特的办学特色，这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是分不开的。1920年8月上海正式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月，建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紧接着在团址上创办培养青年赴俄留学的外国语学社。这所由上海党组织创办的革命干部学校，从创办之日起就烙下了深深的红色印记。
一、办学理念具有开创性，重点开设俄语课程以利革命青年留俄之需
从外国语学社在当时报刊，尤其是上海有重要影响的报刊《民国日报》两次刊登的招生广告中便可得知，涉及的外国语语种较多，体现了新型学校的办学特色。两次招生广告都列出了开设的外国语语种。第一次在《民国日报》第一版的招生广告中，提到“英、法、德、俄、日本语”①五种外国语班。随着外国语学社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时隔9个多月后，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连续刊登近两个月的“外国语学社添招新班”的广告，提到“英文、俄文、法文、日文”①四种外国语班。两则招生广告中，都提到了英、法、德以及日本语等外国语语种，其中，俄语课在上海各类学校中尚属首次开设。以致有些学生把这所学校称为“俄文专修馆”②。
上海近代教育的发展，既有外力的推动，也建立在传统教育的根基之上。上海由一个小渔村发展为东南名邑。由浦而得名，进而由镇(南宋末年建镇)建县(元朝建县)设市(1927年设特别市)。上海教育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则是在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之后，上海近代教育由此肇端。③中国人在上海开设学习外国语的学校，可追溯到1863年创办的“广方言馆”，这是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奏请清政府在上海设立的近代新式学堂，开始称“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简称“上海同文馆”。1867年改名为上海广方言馆，“所开外语有英、法、德等语种”④。
在广方言馆之后，是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和徐寿创办于1876年的格致书院(今上海市格致中学)。这是一所中外合作办学以学习近代自然科学为主的科技学校。⑤先是1874年，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首倡其议，中外绅士议定募捐银两，创立格致书院，并推选理事。其后两年董事会开了9次会议，经过选址造房、购置设备，方才准备完成。1879年11月1日，格致书院在《申报》刊登招生启事，内称课程分西国语言与格致实学两种，学制三年，书院提供饮食。
格致书院以近代自然科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傅兰雅曾专门开列一个《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详细规定了讲授西学的内容和讲授方法。讲授内容凡分6门：一是矿务，二是电务，三是测绘，四是工程，五是汽机，六是制造。⑥
其后，是创办于1878年的正蒙书院，1881年改为梅溪书院，创办人是张焕纶，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1884年后添设英文、法文等课程”⑦。
再次有创办于1896年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这是中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创始人为洋务派实干家盛宣怀。早在前一年，盛宣怀就请求在京师、上海各设一所达成馆，取成材之士，专学英、法语言文学。
中国人还于1898年在上海开办了第一所女子学堂，取名中国女学堂，创办人是浙江商人经元善。学堂开设英语、算术、地理、图画等课程。
从广方言馆、格致书院、梅溪书院、南洋公学、中国女学堂等，可以看出，这些由上海官方、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地方士绅兴办的学校，呈现出共同的特点：一是办学目标明确，都是为了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二是教学内容多参照西方学校，外语与近代自然科学的设置与传统私塾有着质的区别;三是教学方法灵活，注重向西式学校靠近。
单就外语课程来说，广方言馆涉及到了英文、法文、德文等外国语语种的教学;格致书院开设英语教学;梅溪书院开设英文和法文课程;南洋公学师范生开设外语课程，主要包括英文和法文;中国女学堂也开设了英语课程。不难看出，这些新式学校都没有涉及俄文的课程。而外国语学社不仅开设英文、法文的教学，而且还开设了俄文以及日本语的教学课程，充分体现了外国语学社办学理念的开创性。
外国语学社之所以开设多语种课程，尤其重点开设俄语课程，其原因就在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看到了曙光，明确了国家发展的方向。恰在这时，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派出代表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民族国家建立新的政党组织。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一行来华，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创办外国语学社，以重点学习俄语和革命理论，组织优秀革命青年赴俄留学，了解俄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尽快培养革命亟需的年轻干部，推进中国革命事业发展。上海是海派文化的汇聚地，海纳百川的独特气质，引时代潮流之先河，创办这样一所顺应时代潮流的革命学校便是顺理成章了。
二、课程设置凸显灵活性，把外国语教学与革命理论相结合
外国语学社在课程设置上安排了外国语课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这与1921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规定的“除了非常必要的情况外，不必教若干门不同的课程”①的要求是一致的。
按照招生广告中所宣传的，外国语学社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除星期日外，每天每班授课1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有外国人教授。的确，“当时教的也不止俄文一种，英、法、日文都教”②。
李达在1957年回忆说：“当时也真的学了外国语——俄文。由维廷(经)斯基夫人任教。”③1958年他又在七一回忆中讲道：“上海的团部设在华龙路(霞飞路)铭德里六号两楼两底的房子里，挂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牌，团员有二十余人，由威丁斯克(维经斯基)夫人教授俄文。”④李达提到的维经斯基的夫人，正是与共产国际代表团一同来华的库兹涅佐娃，她被安排在外国语学社讲授俄语读音和会话。
之后库兹涅佐娃回国，陈独秀出面聘老同盟会员王维祺之女王元龄教俄文，她是张作霖派驻苏俄公使李家鳌的外甥女，哈尔滨中东铁路公司女子商务学校毕业的高材生。
据外国语学社学生许之桢回忆：“楼下厢房是教俄文的，也有教法文的。俄文由杨明斋和维经斯基的夫人教，袁振英、沈雁冰讲授英文，李汉俊讲授法文，李达讲授日文。”⑤后来因发展了，楼下课堂也做了教室，请王元龄教俄文。⑥
相关期刊推荐：《观察与思考》(月刊)创刊于1984年，是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刊物。本刊着重对新时期中国的改革一放、市场经济建和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以及法制建设等进行“现状的深入观察和理性的深入思考”。设有：编者的话、观察与新闻、观察与论坛、观察与生活等栏目。
外国语学社还开设了世界语，由俄国的一名新闻记者斯托帕尼(Stopani)教授。斯托帕尼是意大利人，出生于俄国，据说他为了躲避兵役而从高加索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后来到了上海。①斯托帕尼来沪之后，先后在外国语学社、新华世界语学校等地讲授世界语。
1921年3月9日，外国语学社学生廖化平在赴俄时的信中提到，没有动身去俄国的学生，“只好在上海学习俄语和世界语，俄语是杨明斋教授，每月学费1元，讲义费8角。世界语是一个俄国新闻记者教授，不收学费，每星期两种语言”②。
该社的秘书俞秀松就是一位世界语的爱好者。他在1920年6月2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我又定了每天的功课，早晨读世界语;上午先读英文，后看报纸;下午做四小时工，再预备每夜的教材;夜看书及记日记。”③俞秀松在日记中提到的世界语，就是斯托帕尼为学生义务开设的课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很受革命青年的欢迎。
据旅英学者李丹阳讲，1920年夏建立的上海“外国语学社”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为培养留苏预备人员而设的青年干部学校。斯托帕尼不仅义务给学社的部分学生开设世界语课程，还热情鼓励学生们去苏俄学习。④
外国语学社的学生除了学习外国语之外，还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
据肖劲光回忆：我们在这里除了学习俄文，还听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我读的第一本马克思列宁的书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书的封面上有个大胡子的马克思像。对《共产党宣言》我们读起来很费解，尽管字都认得，但好些术语并不明白。书是由陈望道翻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课也由他主讲，每个星期讲一课。那时陈望道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我们都很尊敬他。⑤
在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学生常抽空阅读《新青年》杂志、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等，还借助词典为杨明斋主持的中俄通讯社翻译、校对文稿，配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劳动界》周刊做收发、进行誊写。
日本学者石川桢浩讲，外国语学社名义上教授外国语，李汉俊、李达、杨明斋等都在这里讲授过初级外语;但“实际上是各地学生运动家和冲突封建家庭藩篱的青年慕陈独秀之名来上海后的避难所，或者希望赴苏俄的青年们的留学介绍所”⑥。
的确，外国语学社对学生侧重于讲授外国语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外国语，特别是俄语，是为学生赴俄留学做好语言上的准备;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是让学生树立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指导中国革命。
诚然，外国语学社充分利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精英人才的优势，免费为学生传授知识，这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论文作者：陈安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