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音乐人类学由早期的比较音乐学到音乐民族学再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音乐家们不断对研究方法进行补充完善。20世纪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国音乐人类学家之一曼特尔·胡德在长期的田野考察实践中，吸收他人的经验灵感提出了“双重音乐能力”，使音乐人类学在实践研究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同时他也将这种能力带入到音乐课堂上，对各国的音乐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音乐人类学;双重音乐能力;胡德
一、20世纪音乐人类学的发展
音乐人类学是作为音乐学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产生的，这门学科结合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对音乐进行研究，所以这门学科同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等学科一样属于一门交叉学科，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从人类诞生到至今为止所有与人类相关的音乐活动。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不但需要掌握音乐方面的知识，同时还需要学习和教育相关联的知识，例如心理学、教育学等。所以，作为交叉学科的音乐人类学也是一样的，在掌握好音乐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对人类学有一定的深入研究。音乐人类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过程。
(一)第一个阶段是早期的比较音乐学。
这个阶段从十八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诞生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后，并且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比较音乐学”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奥地利的音乐家吉多·阿德勒在他的著作《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1885年)中提出的，后英国语言学家埃利斯(J.A.Eills)的《论各民族的音阶》一文可视为是对比较音乐学界定性的概括而进入这一学科研究的早期代表作[1]。以施通普夫为代表和他的学生霍恩波斯特等人在德国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组成的学术团队，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柏林学派”，善于将各种声音录制之后进行汇总再进行精细地比较研究。我国的比较音乐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由著名的音乐理论学家王光祈将比较音乐学带回到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王光祈毕业于波恩大学，在德国的留学期间受到了“柏林乐派”影响，他编写了许多关于比较音乐学的著作，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他的博士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通过这部著作他将中国的传统歌剧—昆曲介绍给了西方人。比较音乐学在20世纪已经具有非常大的进步意义，虽然他的一些理论受到了一定局限，例如在研究方面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认为音乐和其他事物的进化相似，但是不能否认其在乐器学、音乐形态学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第二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时期。
这个时期主要是以民族音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目的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加深对音乐的理解。音乐民族学诞生于20世纪中期，由音乐家孔斯特所建立的。他比早期的比较音乐学更具有实践性，不再是对录音进行研究而是进行田野考察，研究对象是单个文化圈的某种音乐，通常为“非西方”音乐，为音乐人类学奠定了基础。美国作为音乐民族学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有很多学者对此作了研究，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双重音乐能力”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的，由著名的音乐作曲家、理论家胡德所提出。比较音乐学虽然和音乐民族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是比较音乐学作为音乐民族学的始祖，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将音乐民族学介绍到中国的，还是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王光祈将早期的比较音乐学带回国内，到40年代中国的音乐家吕骥撰写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这对中国的音乐民族学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三)第三个阶段主要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音乐人类学时期。在这个时期音乐人类学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音乐人类学》，是由著名的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撰写，历史学派、符号学、语言人类学等观念都有出现在这本书里。音乐人类学是在早期的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的研究目的和民族音乐学是两个方向，音乐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目的是通过音乐理解人类的行为，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的分支学科，其研究目的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加深对音乐的理解[2]。梅里亚姆的《音乐人类学》[3]总共有十五个章节，其中前三章为第一个部分，都是关于音乐民族学的研究。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民族学相比，研究得更加全面，音乐民族学的研究仅是单纯的研究“音乐”本身，例如音乐音响、音乐理论等，却没有和民族区域、文化等相结合起来，音乐人类学则很好地弥补了这个空白。音乐人类学学科，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对音乐做了系统的研究，他阐述了音乐和人的身体、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二战之后音乐人类学在西方国家迅速地发展，与早期的比较音乐学不同，音乐人类学学者不再单纯地对非西欧民族的音乐产生兴趣，纷纷开始突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思想观念，音乐人类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其过程中诞生了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都抱有自己的不同意见，并且与各学派之间相互争论相互融合，对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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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时期是当代音乐人类学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与早期的音乐人类学相比，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它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当代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其研究的领域已经扩大到音乐与人类相关的一切，当代的音乐人类学认可当今世界音乐的多元化。与梅里亚姆时期的音乐人类学相比，还对跨文化的音乐人类学进行了研究，不再是单一的对一种音乐文化进行研究，而是研究多种音乐文化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性，共性在于运用音乐文化之间的共同点来研究不同种族区域的音乐。而音乐的比较研究则是和早期的比较音乐学有异曲同工之处，也是将不同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比较研究，但是在上文所提到早期的比较音乐学是将搜集到的录音进行比较研究，而且是以西方的音乐为比较标准的，研究面和评价面都是比较狭隘的。同时这个时期还对结构主义的音乐人类学、应用人类学进行了研究，结构主义的音乐人类学受到西方结构主义人文思想的影响，它与多元思维的概念有相似之处，强调在分析一个现象时不从一个原因去出发，打破传统的“因果”关系，用图像来看就犹如一个正方体，由诸条线构成面，再由诸个面构成体，简单来说就是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多个原因导致的，而在每一个原因里面也有诸个小因素组成。应用音乐人类学也是受到应用人类学的影响，应用人类学起源于二战期间，是运用了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去解决问题的，应用人类学刚开始的产生是帮助殖民主义国家的，殖民国家将自己的社会制度、文化带到那些发展中的国家，试图同化，应用音乐人类学较音乐人类学相比它更具有实践性，21世纪的音乐人类学已经不再是梅里亚姆时代的音乐人类学了，它的主导理论范式已经转移，考察研究的重心已经从寻找音声本质和“规律”转移到为了深入理解、阐释音乐文化而进行的各种社会论题的探讨上来了[4]。
21世纪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这门学科不像音乐教育、音乐表演等其他学科能在短时间内见到效果，所以对它的发展就没有那么关注，其次中国历史久远社会境况也比较复杂，用当前的人类学指导无法研究透彻。但是凡事都是一把双刃剑，正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所以很多的人类学家都纷纷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中国，这对中国的人类学发展也是一件好事。
二、胡德的“双重音乐能力”
曼特尔·胡德是20世纪著名的音乐民族学家，他出生于美国，在他早年的时候曾经学过音乐，中途又做过一些其他职业，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继续学习音乐。胡德在他的博士生涯曾师从过音乐民族学的创始人J·孔斯特，所以他的思想深受他的老师孔斯特的影响，在胡德毕业后的两年曾去过东南亚地区田野考察，搜集研究当地的民族音乐，回国之后进入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开始从事关于音乐人类学的教育工作，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并且组织了美国音乐人类学研究所，对20世纪音乐人类学在美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受到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的影响，胡德在音乐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强调参与田野工作，不再依赖以往通过传教士、旅行者等在19世纪那样使用的“Armchair”的手段[5]，在20世纪50年代他远赴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和巴厘岛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印度尼西亚同中国相似地大物博并且历史源远流长，各国的人类学家、考古家、音乐民族学家都十分向往。印度尼西亚最具特色的音乐形式就是佳美兰音乐，佳美兰音乐是以金属类的打击乐器为主的，有时还会加上管类乐器进行合奏，胡德对这种古老的音乐形式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在这之前胡德对印度尼西亚传统的宗教信仰进行了考察，试图能在宗教和音乐文化之间能找到联系，并且将当地各类不同的音乐进行比较研究，与早期的比较音乐学实验室比较的方法不同，胡德深入考察当地现存的音乐，并且还参与学习了当地音乐，走访了许多民间艺人同时还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由此获得最真实的文化资料，此后还出版了大量关于印度尼西亚音乐的期刊图书。此后，胡德还亲自远赴非洲对当地的民族音乐进行考察研究，并且和非洲的一些音乐家进行了文化上的探讨。
“双重音乐能力”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胡德在对印度尼西亚的音乐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提出来的。胡德对印度尼西亚的音乐文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考察研究的过程中不单是去了解这些音乐，而且还参与到音乐的交流学习中去，亲自学习这些乐器参与表演等。在这个过程中胡德首次提出了“双重音乐能力”，在回到美国进行教学工作之后，胡德将这种“双重音乐能力”应用到课堂中，在传统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一般都是仅靠图书、音频或者老师示范等方法来学习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而胡德创造了一种新兴的学习模式，即让学生亲自参与到其他民族音乐的演奏、演唱、表演当中去，作为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进行学习，在此后的教学过程中胡德规定了学生要具备这种“双重音乐能力”。前文所提到，在19世纪比较音乐学诞生的时候，很多音乐家对非西方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搜集了许多音响资料与西方音乐进行对比研究，到了20世纪音乐家们开始纷纷都走向了实地考察，突破了原有的实验室方法，不过这个时期也只是单纯地去研究“音乐”，对其背后的文化源头并没有研究。直到音乐人类学的诞生，人们才将音乐与人的行为文化相结合在一起，但是此时的音乐家们只掌握了自己本民族的音乐能力，所以他们在研究外民族的音乐时只能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理解，并且还带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意识。而胡德在田野考察的过程中，受到了著名的音乐人类学家C·西格的理论的影响。西格曾经提出“音乐学的结合点”理论，这个理论还反映在他的记谱法中，一种记谱法是将音乐的内容记载下来供音乐家们去研究，而另一种记谱法则是给表演者们在演出时提示的作用，这两种记谱法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还保存着内在性的联系，胡德提出的“双重音乐能力”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双重音乐能力”是建立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理论之上的，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提出的“参与观察”给予胡德灵感，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研究认识一件事物，必须建立在经验实践之上，反对空想，研究者不应该只把经历放在观察上面，应该与研究的部落群体打成一片，融入他们的生活，这样才能全面深入地研究该部落的真实情况，胡德就是受到这种“参与实践”的研究方法后，才能创造出“双重音乐能力”。
胡德的“双重音乐能力”要求音乐家们在研究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时，要像语言学家一样去掌握研究民族对象的语言，即在音乐上就是必须学会被研究民族的一项乐器，不要单单去做理论研究，将精力重点放在实践层面。胡德的“双重音乐能力”诞生之后，在美国的很多学校都纷纷被带入了课堂，20个世纪末《美国民俗》曾经发表过关于胡德的一篇文章，认为胡德“双重音乐能力”让许多民族音乐研究者，在田野考察的过程中不光光是站在了研究者的角度，而是深入其中像当地的艺人进行请教学习。这样才能使这些研究者们，对自己研究的事物更加感兴趣，立场的改变也使他们更加赋予一份责任。总体来说胡德的“双重音乐能力”对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等学科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打开了音乐学习的新世界的大门。——论文作者：周悦邵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