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新中国文学发展同步，已经走过了70年峥嵘历程。这70年历程，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1979年。这30年的海外传播是在冷战背景下展开的，意识形态的国际宣传、呼应或对抗，是其主要的动机，由此形成了三种主要力量。第一种力量是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外宣活动，这包括以隶属于国家外文局的《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1951—2000)杂志和外文出版社为主要平台的翻译活动，以及中国作家代表团频繁的出访交流活动。《中国文学》杂志从1951年创刊，至2000年停刊，连续出版了50年，总共404期①，发表了2000多篇(部)当代中国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民间故事等的英译本。外文出版社在1949—1979年30年时间里，共对外翻译出版了9220种图书，占这一时期中国全部对外翻译出版图书的91%，涉及21个语种②，其中包括100多部中国当代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论的英译本。这两个平台翻译出版的作品，为欧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兴起准备了重要条件，有些译本还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交流的对象，主要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20世纪5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兴起之后的亚非国家。前者如周扬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1954年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周扬在大会发言中，把新中国文学与以苏联文学为中心的“世界进步文学”相连接。后者如中国作家代表团1956年12月赴新德里参加第一次亚洲作家会议，1958年10月赴塔什干参加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1962年2月赴开罗参加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对亚非作家代表大会的积极支持和参与，把中国作家的目光吸引到东方，开始自觉地建构“亚非”区域共同体的概念：地理上比邻而居，历史上发展一致，文化间相互影响，近代的命运相似，当代的使命相同;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东方文学”观念也应运而生。无论是“世界进步文学”观念，还是“东方文学”观念，对于新中国文学而言，都意味着超越国别界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对自我进行塑形和定位。而这种塑形和定位，又对新中国文学向海外译介，在观念上起到了定性和引导作用。
第二种力量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领袖，既重视俄苏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也大力译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1951年，丁玲及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及其《暴风骤雨》，贺敬之和丁毅及其执笔的歌剧《白毛女》获得斯大林文艺奖二等奖，显示出苏联对新中国文学艺术的热情和重视。《毛泽东诗词18首》，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曲波的《林海雪原》，周立波的三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山乡巨变》，草明的《原动力》，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数十位作家100多部(篇)作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陆续被苏联汉学家翻译成俄语出版。汉学家艾德林(1909—1985)在报刊发表《民主中国文学中的新人形象》《上升中的中国文学》等文章，介绍草明、丁玲、赵树理和周立波等作家。费德林(1912—2002)195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概观》，195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都论及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坛动向。此外，费德林1958年再版的《中国见闻录》，收录了他与茅盾、老舍、郑振铎、郭沫若等作家的交往和谈话，是了解新中国文坛动态的生动资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如捷克、波兰、匈牙利、东德等，也都积极翻译新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捷克汉学家普实克1950年、1957年两次率团访问新中国。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之下，捷克的汉学成为欧洲汉学的重镇，翻译的新中国文学作品在东欧国家中最多，选材范围也最广。普实克在1955年出的《中国解放区文学与它的民俗传统》一书，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重大文学命题，论述了解放区文学对民间文学形式的自觉利用。1963年，普实克引发的与美国汉学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争论，就如何评价左翼文学历史地位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观点。但中苏决裂和东欧事变之后，苏联和东欧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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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力量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众所周知，冷战之前，海外中国研究的中心在欧洲;虽然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经显露出对当代中国的极大兴趣，但总体上仍然遵从欧洲汉学的传统，更重视对传统文化典籍的研究。而随着冷战来临，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双方互为对手，这种客观形势推动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对现当代中国，包括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决定了其研究采用的视角与方法。这一时期在英语世界出现的一些选编译本和学术著作，都可以在这一背景下理解。代表性的作品包括美国汉学家许芥昱选编的《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TwentiethCenturyChinesePoetry：AnAnthology，1963)、《中国文学图景：一个作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TheChineseliteraryScene：AWriter’sVisittothePeople’sRepublic，1975)，美国汉学家沃尔特·麦瑟夫和鲁斯·麦瑟夫编选的《共产主义中国现代戏剧选》(ModernDramafromCommunistChina，1970)，美国汉学家白志昂(JohnBerninghausen)与胡志德(TheodoreHuters)选编的《中国革命文学选》(RevolutionaryLiteratureinChina：AnAnthology，1976)等，都选收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当代文学英译本。这一时期也出现一些较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例如夏志清(Chih-tsingHsia)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YaleUniversityPress，1961，1971)，白之(CyrilBirch)主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文学》(ChineseCommunistLiterature.LondonandNewYork：FrederickA.PraegerInc.，Publisher，1963)，佛克马(D.Fokkema)的《中国的文学理论与苏联影响：1956—1960》(LiterarydoctrineinChinaandSovietinfluence，1956—1960.Hague：Mouton，1965)，谷梅(MerleGoldman)的《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异见》(LiteraryDissentinCommunist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等著作。尤其突出的是美国汉学家夏志清，荷兰汉学家、文学理论家佛克马(D.Fokkema)，他们与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共同奠定了欧美汉学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础。
二
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第二个阶段，是1980—2000年。这一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当代文学持续繁荣，其海外传播也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无论是传播的广度、深度，还是影响力，都远超第一个时期，而传播的性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第一个时期的海外传播，以意识形态的斗争为主要特色，那么这个时期则走向接触与融合。
观察这一时期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状况的指标可以有很多，这里仅从三个大的方面略加描述。第一个观察指标，是大量中国作家出国交流、访问、散居。此前，中国作家的出国交流访问集中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第三世界国家，改革开放之后，转向了欧美国家;此前是集体组团出访，现在则更多是个人选择。其中，参加美国爱荷华城(IowaCity)的“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WritingProgram)就是突出的一例。该项目由华裔作家聂华苓与丈夫保罗·安格尔创办于1967年，主要是每年邀请30位世界各国作家到爱荷华大学驻校三个月，进行讲学、交流活动，并到美国各地参观、访问。从1979年作家萧乾和诗人毕朔望应邀访问爱荷华，截止到2016年，共有58位中国大陆作家参加过该项目，茹志鹃、王安忆、冯骥才、古华、阿城、北岛、残雪、李锐、苏童、西川、余华、莫言、迟子建、格非、阿来、徐则臣、王家新、孟京辉等中国当代杰出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都在受邀之列。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作家在长久的封闭之后，第一次走出国门，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写作范式带给他们的冲击是巨大的，由此带动了中国作家写作的转型。同时，中国作家在与美国学界的交往中，也把中国当代文坛的最新动态、潮流带到了美国，前所未有地拉近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距离，促进了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此外，1990年8月复刊的《今天》杂志，也聚集了北岛、芒克、顾城、杨炼、万之、张枣、宋琳、韩东、阿城、多多、李陀、孟悦、黄子平等一大批散居在海外的中国当代诗人、作家、批评家，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沿触角，伸展到广大的世界文学空间之中。
第二个观察指标，是新一代汉学家的崛起，人员队伍不断壮大。1950—1970年代，欧美汉学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步履维艰，仅由少数几位汉学家在勉力推进，包括夏志清、普实克、佛克马、陈世骧、许芥昱、夏济安、白之(CyrilBirch)、詹纳(W.J.F.Jenner)、谷梅(MerleGoldman)、马悦然(N.G.D.Malmqvist)、杨富森、梅仪慈等。而且这些学者的研究重心大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只有少数人兼顾翻译、研究当代文学。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新的一批汉学家登上历史舞台，捷克汉学家高利克(JozefMariánGálik)，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Kubin)、鲁道夫·瓦格纳(RudolfG.Wagner)，法国汉学家尚德兰(Chen-AndroChantal)，美国汉学家耿德华(EdwardGunn)、杜迈克(MichaelS.Duke)、林培瑞(PerryLink)、安德鲁·琼斯(AndrewF.Jones)、葛浩文(HowardGoldblatt)、金介甫(JeffreyC.Kinkley)、胡志德(TheodoreHuters)、杜博妮(BonnieS.McDougall)等，纷纷投身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并取得了突出成就。
到了90年代，更年轻的一代汉学家逐渐占据学术要津，成为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骨干力量。这一代汉学家的数量和规模，都远远超过了前一时期，这是欧美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持续扩张、人才需求旺盛的结果;再就是人员的构成，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西方族裔学者、中国台港地区来源学者、中国大陆来源学者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西方族裔的学者有白杰明(GeremieR.Barmé)、白睿文(MichaelBerry)、柏佑铭(YomiBraester)、邓腾克(KirkA.Denton)、杜爱梅(AmyD.Dooling)、康开丽(ClaireA.Conceison)、柯雷(MaghielvanCrevel)、洪安瑞(AndreaRiemenschnitter)、罗鹏(CarlosRojas)、贺麦晓(MichelHockx)、蓝诗玲(JuliaLovell)、陆敬思(ChristopherLupke)、梅维恒(VictorH.Mair)等。中国台港地区来源的学者有王德威、奚密、史书美、王晶、杜国清、张诵圣、周蕾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有刘康、张旭东、刘禾、王斑、陈小眉、鲁晓鹏、吕彤邻、张英进、唐小兵等。这批学者的专业素养更为深厚，视野更加开阔，理论建构能力和引领话题的能力更强。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三足鼎立”的局面在90年代成型，却不是一劳永逸。就整体影响力而言，西方族裔的学者实力最强，中国台港地区来源与大陆地区来源的学者分据二、三的位置。但进入到21世纪，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学者数量出现大幅成长，涌现出一批像黄亦兵、孔书玉、崔淑琴、蔡蓉、冯进、刘剑梅、宋明炜、王玲珍、石静远、杨小滨等优秀的学者，而台港地区来源的学者数量大幅萎缩，且鲜有出类拔萃者。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必将深刻改变欧美汉学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面貌。
第三个观察指标，是翻译与研究的繁荣兴盛。从1979年至21世纪初，最为活跃的翻译主体仍然是国家外文局主导的《中国文学》杂志和1981年启动的“熊猫丛书”。译本通常先在杂志发表，然后收入“熊猫丛书”，出版合集或单行本;有时，“熊猫丛书”也独立出版译本。在这20多年时间里，虽然以1989年为界，《中国文学》的办刊风格和侧重有所变化，但一如既往地刊登那个时代最优秀作家作品的译作。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新现实主义小说家、朦胧诗人，以及其他众多先锋作家诗人的作品，都陆续出现在杂志中，包括作家卢新华、王蒙、冯骥才、张贤亮、邓友梅、高晓声、蒋子龙、张洁、陆文夫、史铁生、谌容、张抗抗、王安忆、铁凝、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余华、韩少功、张承志、何立伟、残雪、方方、池莉、杨牧、扎西达娃、迟子建、余华等作家，诗人北岛、食指、舒婷、西川、海子、吉狄马加等人的作品，可以说，这20年间崛起的中国新锐作家、诗人，几乎都在《中国文学》杂志中露面，杂志也因此生机勃勃，丰富多彩。与前一个时期一样，担任《中国文学》主译的，是杨宪益、戴乃迭、沙博理(SidneyShapiro)三位翻译家，他们对中国政府主导的当代文学英译做出了最大贡献。
与此同时，海外汉学家的翻译活动日渐活跃，成效日益显著。这其中，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是贡献最为卓著的一位。葛浩文的翻译历程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从翻译萧红等现代作家作品和台湾地区作家作品起步，到80年代开始转向中国新时期小说，一直到21世纪20年代，40多年的生涯，一直笔耕不辍，翻译了包括莫言、张洁、杨绛、冯骥才、古华、王朔、贾平凹、李锐、刘恒、苏童、阿来、姜戎等在内的20多位名家的50多部作品。就翻译的数量和整体质量而言，无人能出其右。尤其是他对莫言小说的翻译，以其译文在源语与译入语文化之间找到完美平衡，而受到高度肯定，为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助力。还有其他一些出色的汉学家，如杜博妮对北岛诗歌的英译，奥赛茵(GordonT.Osing)对朦胧诗的英译，方梓勋(GilbertC.F.Fung)对高行健戏剧的英译，詹纳(W.J.F.Jenner)对阿城小说的英译，利大英(GregoryB.Lee)对多多诗歌的英译，安德鲁·琼斯(AndrewF.Jones)和白亚仁(AllanH.Barr)对余华小说的英译，蓝诗玲对韩少功小说的英译等。此外，像法国汉学家诺埃尔·杜特莱(NoёlDutrait)对王蒙、莫言、阿城、苏童、韩少功小说的翻译，法国汉学家安博兰(ImbotBichetGeneviève)对贾平凹和刘震云小说的翻译，德国汉学家顾彬对朦胧诗的翻译等。这些汉学家对原文本通常有较深入的理解，译入语为母语并稔熟译语国文化，同时与原作者保持沟通交流，这使得他们的译本更能打动读者，取得较好的口碑。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再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学术媒介和平台增多，学术论文和专著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一些较多刊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杂志在这一时期创刊，如《中国文学》(CLEAR：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andReviews)1951年创刊，《亚洲戏剧研究》(AsianTheatreJournal)1984年创刊，《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ModernChineseLiteratureandCulture)1984年创刊，《中国研究书评》(ChinaReviewInternational)1994年创刊。还有一些老牌的文学杂志，如《今日世界文学》(WorldLiteratureToday)开始大量刊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和评论。一些重要的学术出版社，像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布里尔出版社(Brill)、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等，不断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著作。此外就是频繁召开的相关学术会议和会议论文集的出版，也为学者提供了发表成果的平台。——论文作者：刘洪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