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初至今，研究者在西域文化对盛唐诗歌的影响方面的探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的不足。其成就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对盛唐胡乐舞的文化知识及其对诗歌的影响分析得较为详细;二是对葡萄酒传入中原的历史过程及其对盛唐诗歌的影响研究得较为深入;三是对盛唐诗歌的胡姬形象、胡商形象与蕃僧形象及其文化意蕴有较为准确的分析与概括;四是探明盛唐诗歌特质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塞外少数民族人民身上那种富含铁质血液的输入。其不足主要为：一是胡乐、胡舞、胡戏进入文学的过程及其对盛唐诗歌的影响阐释得不够充分;二是胡酒文化意蕴的形成与变化及其对盛唐诗歌的影响探讨得不够深入;三是盛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及其成因与文学意义的探讨还不全面;四是西域文化如何给盛唐诗歌注入生命活力的研究还有待推进。这些成就与不足表明，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探讨西域文化对盛唐诗歌的影响，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西域文化;盛唐诗歌;百年研究;回顾与反思;学术价值
文学“是一种复杂的人文现象和文化现象，……文学在基本性质上的复杂性和包容性，是由文学在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决定的。”[1]2盛唐诗歌作为唐代文学中最为亮眼的一部分，与唐代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而唐代文化又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因此盛唐诗歌与西域文化应具有密切的联系。自20世纪初期起，就有研究者注意到此种联系，并初步探讨了西域文化对盛唐诗歌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著名学者加入到此问题的探讨，并作出杰出的贡献。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来，学者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如下五方面：
一、胡乐对盛唐诗歌的影响
尽管从魏晋开始，随着文人徒诗的发展，诗人创作时对于诗歌音乐性的追求逐步转变为对诗句内部文字韵律的追求，而不再拘泥于乐府曲调的限制，但到了初盛唐时期，由于宫廷音乐的繁荣刺激了乐府歌词的创作，以及诗人对于听觉形象的运用，音乐与诗歌又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盛唐又是胡乐最为盛行的时期，如孙剑说：“贞观十四年(640)，创制《燕乐》并列为第一部;同年，灭高昌并带回《高昌乐》;贞观十六年(642)十一月，唐太宗宴请百官时，加奏《高昌乐》。自此以后，才形成十部乐，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清商乐》是宫廷九部乐、十部乐中唯一的中原传统乐舞”[2]78-79。又如孙楷第说：“隋朝虽似注意，但是时西域乐在中国已占了音乐的重要地位。至唐开元时，西域乐的发展达于极点，清商乐便完全被西域乐打倒了!”[3]可见胡乐对于盛唐音乐的影响极为深远。然而，外来乐曲有声无词，乐工采诗以为词，或依曲作词，直接促进盛唐诗歌的发展。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学者注意到此问题。如胡适说：“当时(盛唐)乐工传习的固多胡夷里巷之音，……在这个音乐发达而俗歌盛行的时代，高才的文人运用他们的天才，作为乐府歌词，采用现成的声调或通行的歌题，而加入他们个人的思想与意境。”[4]260又如朱谦之说：“即因唐代是新音乐全盛的时代，故才有新的歌诗发现，这种新歌诗，即所谓的‘绝句’。”[5]175尽管这两位先生的论述较为简洁，但不难看出他们已经注意到胡乐对于盛唐诗，乃至唐诗的影响。
到20世纪50年代，由中国舞蹈研究会、舞蹈史研究组编辑的《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6]首次从《全唐诗》诗中辑出与乐舞相关的诗歌，为研究者进一步探讨胡乐对盛唐诗歌的影响作了良好的铺垫。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任半塘《唐声诗》。“作为一部开拓新领域的学术著作，《唐声诗》旨在探讨唐代诗乐及唐人歌诗的实况，在对历代和中外多种有关见解进行评析的同时，提出了他自己一套完整独立的唐声诗学理论。”[7]尽管该书的研究重点不在胡乐对于盛唐诗歌的影响，但其对盛唐胡乐种类的介绍及其歌词的研究，有助于学者了解胡乐对盛唐诗歌的影响。如该书说：“胡部新声据所传凉、伊、渭、氐、甘、熙、陆……诸州大曲及杂曲，乃至婆罗门、苏摩遮、达摩支等杂曲以观，多五、七言近体诗，亦即‘近体词人杂诗’，其小部分可能为长短句词。”[8]35其既揭示出胡乐对于盛唐近体诗发展的影响，又可启发后来者从配乐的角度研究盛唐近体诗。总之，该书不仅为学者继续研究胡乐对盛唐诗歌的影响积累了丰富的音乐知识，而且还能在方法上予以启发，具有承前启后的学术贡献。
在任半塘《唐声诗》之后，又出现两部研究唐诗与音乐的学术著作，即朱易安《唐诗与音乐》[9]、张之为《唐诗与音乐》[10]，以及众多探讨胡乐与唐诗的论文。在单篇论文方面，如陆家桂《民族文化交流中的奇葩——乐舞诗中的唐代乐舞》[11]、何泽棠《论唐代音乐诗对音乐的表现》[12]等;在硕士学位论文方面，如杨杨《唐代音乐诗研究》[13]、武君《西域音乐影响下的唐代乐府诗研究》[14]、梁沁沁《唐诗西域意象研究》[15]等;在博士学位论文方面，如周期政《唐代乐舞歌辞研究》[16]、海滨《唐诗与西域文化》[17]、王春明《唐代涉乐诗研究》[18]等。这些论文及学术著作的研究重点均为整个唐代的音乐与诗歌，论及胡乐与盛唐诗歌的部分较少，也不够充分。而高建新《“胡气”与盛唐诗》[19]，成松柳、刘康的《西域乐舞的异质文化特征与盛唐诗歌》[20]、黄倩的《论盛唐边塞诗中的西域乐器意象——以琵琶、羌笛为例》[21]则集中探讨了胡乐对盛唐诗歌的影响，论述较为充分，较有代表性。高建新文认为“诗的‘盛唐之音’大气磅礴、雍容华贵，如宏大的交响乐，是一个辉煌时代的见证，其中不能也不可能没有‘胡音’”。成松柳、刘康的论文认为热烈奔放的西域音乐“给盛唐文人的思想带来了空前的自由感，使得他们的精神尤为横放杰出”，从而激发他们的创作，促使盛唐诗歌走向繁荣;黄倩的论文认为以琵琶、羌笛为主的西域乐器意象，拓宽盛唐边塞诗的题材内容，增强了盛唐边塞诗表情达意的能力。王松涛《胡乐胡舞与唐诗》[22]、刘红伟《盛唐诗歌与西域文化研究》[23]、胡拥军《盛唐诗歌中的“胡风”》[24]、郭丽《唐代边地民族乐府〈凉州〉考论》[25]、刘乐珠《唐人音乐诗研究：以箜篌琵琶笛笳为主》[26]等也论及胡乐对盛唐诗歌的影响，这对学者推进西域文化与盛唐诗歌的研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此外，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27]、日本学者林谦三《东亚乐器考》[28]、王小盾《隋唐音乐及其周边：王小盾音乐学术文集》[29]对唐代的音乐机构、乐工、胡乐、乐器均有较为精深的研究，为学者深入研究胡乐对盛唐诗歌的影响提供丰富的背景知识。王耀华、方宝川主编的《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30]及洛秦主编，王小盾审订的《中国历代乐论》[31]，这两套书将古代的音乐文献汇编成册，为学者继续探讨胡乐对盛唐诗歌的影响提供极大的便利。
综合看来，经过朱谦之、任半塘、岸边成雄、林谦三、高建新、刘红伟等中外学者的研究，盛唐胡乐的背景知识基本上被梳理清楚，胡乐对诗歌的影响也得到较为充分的阐释。但他们的研究多从入乐的角度来探讨胡乐对盛唐诗歌的影响，又或者从文本入手，分析胡乐意象对诗歌艺术的影响。而诗歌是否入乐分两种情况：一为依曲作词，二为选词配乐。时至今日，除非有文献说明某首诗歌是诗人依曲创作的，否则很难分清诗歌入乐的途径。因此，仅从入乐的角度研究胡乐对盛唐诗歌的影响，难免会招来非议，还不如将盛唐诗歌当成纯粹的文学文本来分析胡乐对它的影响。此外，胡乐进入唐代的历史较为明确，但胡乐进入文学的旅程还未被梳理清楚，胡乐对盛唐诗歌的影响也未得到深入的阐发。
二、胡舞与盛唐诗歌
舞蹈表演需要音乐伴奏，因此，许多研究者本着乐舞一体的观念来研究胡舞与唐代诗歌，如上述研究胡乐与唐诗的学者，他们的专著基本上都谈到胡舞与盛唐诗歌。但诗歌的音乐描写主要属于听觉形象的塑造，而舞蹈则主要为视觉形象的描摹，两者的艺术形态不同，且在盛唐时期已有独立的舞曲，因此，不宜将其放在一起来探讨。进入21世纪后，一些学者注意到此问题，开始集中探讨胡舞与唐代诗歌的关系，取得许多可喜的成就。如高建新《唐诗中的西域“三大乐舞”——〈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32]，高建新、李媛媛《唐诗中的西域民族乐舞——〈泼寒胡戏〉〈剑器浑脱〉〈西凉乐〉〈霓裳羽衣舞〉》[33]，杨名《唐代舞蹈诗研究》[34]，刘威《唐代舞蹈诗研究》[35]等。尽管这些论文并不专注于胡舞对盛唐诗歌的影响，但其对唐代胡舞，尤其是《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传入唐代的历史过程及表演特点的探究较为详细。此外，在胡舞对唐诗的影响方面，这些论文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如高建新文说：“《胡旋舞》源于西域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一带)，流行于中亚及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从北周至隋唐，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胡旋舞》就是通过自己独具的‘园变’特点”捕获观赏者，“在飞旋的舞蹈中，观众已是眼花缭乱、心花怒放，分不清胡旋女的脸和背”，“舞蹈是一种空间艺术，诗歌则属于时间艺术。前者呈现的是直观形象，后者呈现的是语言符号。如何用相对静止的语言符号将稍纵即逝的空间形象捕捉并加以诗意的传递，考验着诗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才能，对此，唐代诗人有着杰出的表现”[32]。尽管盛唐诗人和中晚唐诗人在舞蹈描写中寄托的情感不一样，将其一概而论颇有瑕疵，但该文揭露出胡舞对唐诗艺术的影响。这为学者深入研究胡舞对盛唐诗歌的影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胡酒与盛唐诗歌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在论及胡酒与盛唐诗歌时，多集中在葡萄酒与唐诗上，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多，其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为陈习刚《唐诗与葡萄、葡萄酒》[36]、海滨《进贡与却贡——唐诗中葡萄的象征意义》[37]。陈习刚文从《全唐诗》中统计出，约有63首唐诗涉及葡萄、葡萄酒，其中约有21首诗在盛唐，然后分析葡萄在唐代的种植范围及其对唐诗的影响。该文认为葡萄在唐代被广泛种植于陇右道西部地区，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山南道、江南道也多种植葡萄。葡萄种植范围的扩大，使唐代形成丰富的葡萄文化，唐人常用其来感叹人生的际遇。尽管该文重在从唐诗的角度揭示出唐代丰富的葡萄文化，但反过来也可以表明葡萄文化对于唐诗的影响。海滨文认为“葡萄(酒)是一种遍及西域广袤地理空间、延续数千年而依然生机勃勃的风物，因此它就成为西域的代称符号”，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意义。这对学者进一步分析葡萄酒对盛唐诗歌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此外，杨有谊《明以前中西交流的葡萄研究》[38]、乔乔《〈全唐诗〉中的胡食》[39]、徐芳《唐代诗歌中的陇右文化》[40]等论文，对胡酒与盛唐诗歌均有相关的论述，对于学者进一步研究胡酒对于盛唐诗歌的影响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学者在胡酒与盛唐诗歌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在葡萄酒对唐诗的影响的探讨上，获得的成果更为显著。但李白说过“笑入胡姬酒肆中”，高适说过“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姬酒肆”“虏酒”都是泛称，有可能包括葡萄酒以外的胡酒，研究胡酒对唐诗的影响时，不应只关注葡萄酒。况且，胡酒在初盛唐诗及中晚唐诗的意义不同，应分开来讨论。
四、盛唐诗歌的胡人形象
盛唐诗歌的胡人形象可以分为胡儿、胡姬、胡商、蕃僧，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偏重于探究盛唐诗中的胡姬形象，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成就很可观。其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为孙立峰《唐代诗歌中的胡姬形象的文化意义》[41]、邹淑琴《唐诗中的胡姬：被塑造的‘他者’形象》[42]、赵娜《唐诗中的胡姬形象研究》[43]。孙立峰文中说：“胡姬是指唐代居于都城长安为文人雅士饮酒作乐之际充任侍从的西域少女。”[41]又说：“唐诗中的胡姬是唐代诗人通过胡姬意象，援用的一种文学手段，旨在导向出诗人对唐朝国事忧患与担虑的寄托情思，而非单纯是一种女性文学形象。胡姬象征着唐代文化和西域胡文化从相距到交融的过程。”[41]唐诗中的胡姬形象显示出唐代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吸收是通过人文艺术的相互渗透与影响，而不是通过战争，或意识形态上的革新。尽管该文在论述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对唐诗中的胡姬形象及其文化意蕴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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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淑琴文认为“胡姬是指唐代中原地区的西域民族的女性”，“胡姬形象大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美貌、热情、歌舞技艺高超、大胆开放、坦率、无拘无束等。这是一种乐观开朗的形象，其乐舞艺术也往往表现出一种不同于中原乐舞风格的热烈跳跃、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42]。其又认为“唐代诗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胡姬形象反映了唐代文人们，甚至整个社会在面对异域文化时表现出的普遍的求新求异、大胆开放、崇尚自由、乐观进取的性格和心理。他们在自我文化立场上对他者文化的审视态度，是盛唐这个恢弘阔达的时代赋予整个社会的自信、豪迈的表现。胡姬形象之美恰恰体现在诗人塑造时身处其中的蓬勃向上的时代文化精神，是盛唐气象在诗歌中的表现内容之一”[42]。该文对于胡姬的身份，外貌特征及其体现的时代文化精神有较为深刻的分析。
赵娜的论文则对唐前的胡姬形象及唐诗中的胡姬形象进行分析。该文认为胡姬形象最早出现在春秋时代，其特点为“鲜姸丽质，明朗娇艳，美丽动人”[43]10。而唐诗中的胡姬可以身份为据，分为三类，即“从事商业活动的胡姬，主要指经营酒肆的胡姬。二是从事乐舞技艺表演的胡姬，主要指善管弦舞蹈的胡姬。三是，出现在边境及战场生活的胡姬”[43]16。其又认为初盛唐诗与中晚唐诗中的胡姬形象存在差异，前者是美好的，“散发出饱满而新鲜的热情，刚健而柔韧的激情”[43]23;后者则“兼具赞赏与批判”[43]25。最后，该文还分析了胡姬形象对于唐人服饰、乐舞技艺、文人生活的影响。尽管文章在论述上存在不少的缺陷，但基本勾勒出胡姬形象在唐朝文学及唐诗中的流变。在某些问题的探讨上也较有创见，对学者继续探究盛唐诗中的胡姬形象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作用。
此外，周丹《唐诗中的胡姬形象》[44]、郭雪妮《唐诗中的胡姬与现代日本的西域想象》[45]、李小茜《唐代胡姬诗探微》[46]、邹淑琴《唐诗中的胡姬与西域酒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47]、王婧怡《胡姬与唐代酒文化》[48]，邹淑琴《唐诗中的胡姬形象及其文化意义》[49]等研究成果，对唐诗中的胡姬形象的分析也较为详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胡商形象及其文化意蕴的研究方面，张剑《胡商·胡马·胡香——唐文学中的外来文明和唐人精神品格》[50]，陈瑜、沈文凡《唐代“商胡”形象的文学书写与文化意蕴》[51]，姜革文《商业·商人·唐诗》[52]，陈瑜《唐代商业与诗歌论稿》[53]等文已有较为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对于学者研究盛唐诗歌的胡商形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蕃僧形象的研究方面，查明昊《唐人笔下的胡僧形象及胡僧的诗歌创作》[54]、易永谊《唐诗中的天竺僧形象》[55]、詹伟明《唐代胡僧形象研究——以〈太平广记〉为例》[56]等文，详细分析了唐代的胡僧形象及其文化意蕴，对于学者研究盛唐诗歌的蕃僧形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它们的研究重点在于对整个唐代的蕃僧形象进行概括，而不在盛唐，且对其成因缺乏相应的探讨。
总之，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来，学者对盛唐诗歌中的胡姬形象、胡商形象、蕃僧形象研究得相对充分，但对胡儿形象的分析则相对不足，对胡人形象的成因及其文学意义缺乏充分的阐释。
五、西域文化对盛唐诗歌特质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57]344他指出李唐文化深受塞外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一论断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从文化交融的角度探讨唐诗特质的形成。如余恕诚《地域、民族和唐诗刚健的特质》[58]、杜晓勤《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59]、葛晓音《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60]等。
余恕诚文认为“在隋唐文化诞生的阵痛前，少数民族的活动，曾给中国中古社会注入过新的生命力”，民族融合的加强，致使隋唐社会迅速胡化，“丰富和活跃了唐代社会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突破了长期囿于中原文化圈的某些狭隘见解和观念，同时在艺术、宗教、科技等方面带来许多新的东西，这种胡汉诸民族间精神文化的摩荡和融合，正是唐诗滋长发荣的土壤”;进而认为民族融合对于唐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深刻地潜入唐诗的总体风格中，如该文认为唐诗的阳刚之美主要得益于少数民族那“富有铁质的新血液的补液”;一方面体现在某些作家和诗歌类型上，前者如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的诗风主要得益于“西域豪侠之气”。又如岑参“豪壮瑰奇”的诗风主要由于西北之行锻炼了他，“加之他有喜爱新鲜事物的、好奇的个性，便有可能使民族间精神交融，在诗歌的音节、情调等方面，更鲜明地反映出来”，若无塞外的江山之助，岑参诗歌的骨力不会突出。后者如该文说“唐代边塞诗以雄健粗犷的笔墨，相当集中地反映了边塞地区的风光和人物。不少诗歌，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山川写得雄伟壮阔、奇异多姿，把历来视为野蛮的近乎禽兽的‘夷狄’，写得勇决而又富有人情。”又如该文认为唐代的爱情诗受到鲜卑及西域人礼法观念淡薄的影响，而形成奔放豪爽的风格特征。总之，该文揭示出西域文化对盛唐诗歌特质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这对学者深入研究西域文化对于盛唐诗歌的影响，不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还能启发其从诗歌外部的文化因素来研究盛唐诗歌。杜晓勤文认为盛唐诗歌“秀丽雄浑”的艺术精神深受渗透着胡族血液的关陇文化的影响。而葛晓音文则认为“初盛唐诗中可资说明‘胡化’影响的例证很少”，而“游乐、乐舞等外来影响仅限于宫廷，而宫室、服饰、饮食、绘画方面吸收西域文明也仅是个别现象，不能说明整体的‘胡化’”。再者“由于衣食住行、宗教、艺术等属于文化的表层，传统道德、思想方式、民族精神等属于文化的深层。唐前期政府具有以中华礼教改造入唐胡人的明确意识,并辅之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从而形成唐前期文明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坚持以华化为主的基本倾向”，进而认为外来文明对初盛唐诗歌的影响较为有限。该文对以往的研究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显得较为新颖、独特。
此外，在西域文化对于盛唐边塞诗的影响方面，左云霖《尚武社会风气的形成及其对盛唐边塞诗的影响》认为，由于受胡人习俗的影响，盛唐社会形成“尚武”的风气，从而使盛唐边塞诗的思想内容产生变化，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即“一、赞美凶猛剽悍的性情和尚武轻生的精神”，“二、歌唱出塞之乐”，“三、颂扬边伐征战”[61]。邓小军《论盛唐诗的特质》一文认为边塞的自然意象有助于盛唐诗人表现“刚健的时代精神”，从而使其诗歌形成特殊的性质，如该文说：“岑参诗借重于卓异的边塞自然意象表现卓异的精神力量”[62]。余恕诚《战士之歌和军幕文士之歌——从两种不同类型之作看盛唐边塞诗》[63]、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64]、陈铁民《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兼与戴伟华同志商榷》[65]、马兰州《唐代边塞诗研究》[66]、王永莉《唐代边塞诗与西北地域文化》[67]等研究成果，对西域文化对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及其主题、艺术特色的影响均有较为细致而精湛的研究。这对学者深入研究西域文化对盛唐诗歌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论文作者：龙正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