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革新小说理论先行者夏曾佑在其论文《小说原理》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意义的“五易五难”矛盾，即“导世”的写作功能与“熟悉”的写作题材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通过分析“五易五难”矛盾以及“五易五难”的“唯乐天性”的立论前提、“启蒙教化”的提出目的，发现这一矛盾是建立在小说的非功利性与功利性之间的，在本质上是无法解决的。但是，从其涉及到的写作题材、写作主体和写作功能三个具体层面上来分析，这一矛盾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协调的。
关键词:“五易五难”矛盾;夏曾佑;小说理论
夏曾佑是我国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在政治、史学、文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夏曾佑与严复等创办了《国闻报》，为维新思想的宣传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传播途径;倡导“史学革命”，运用资产阶级进化论的思想编撰了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新式通史《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1];参与“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以文学界革命的形式开启了救亡启蒙的政治运动。
而在“小说界革命”中，虽然夏曾佑没有为我们留下重要的小说作品，但是其论述小说理论的文章为后世的小说创作和小说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夏曾佑是我国革新小说理论的先行者[2]350。夏曾佑的小说理论新颖而深刻，不仅与严复合撰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被认为是晚清“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3]2，而且其《小说原理》更是运用西方的心理分析来阐述小说的地位、性质及作用，是将小说问题当作一种“理论”来分析的首篇文章[4]。夏曾佑尽管在小说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而宝贵的探索和研究，但在《小说原理》中留下了一个颇有意义的小说理论问题，即小说创作的“五易五难”矛盾。“五易五难”矛盾不仅揭露了当时新小说的问题，而且也是小说创作中常见的难题，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可惜的是，夏曾佑并没有指出解决这个题材与功能之间矛盾的方法，而这一问题至今未得到深入而充分的研究。本篇文章将立足《小说原理》的文本话语，厘清“五易五难”矛盾的本质，并尝试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促进小说理论中功能与题材之间的问题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
一、辨析“五易五难”矛盾
《小说原理》是夏曾佑于1903年发表在《绣像小说》第三期上的，署名别士，是继《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和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后又一鼓吹“小说革命”的文章，阐述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篇论文并没有一味夸大小说的教化作用和过分强调小说的政治功能，而是更多地关注小说的自身性质及其内在的艺术特征。
在《小说原理》中，对于小说应该如何创作，夏曾佑提出了一番独特的见解，即“五易五难”:一、写小人易，写君子难。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为推，人多中材，仰而测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性;俯而察之，以烛小人，未有不见小人之肺腑也。……二、写小事易，写大事难。小事如吃酒、旅行、奸盗之类，大事如废立、打仗之类。大抵吾人于小事之经历多，而于大事之经历少。……三、写贫贱易，写富贵难。此因发愤著书者，以贫士为多，非过来人不能道也。……四、写实事易，写假事难。……五、叙实事易，叙议论难。以大段议论羼入叙事之中，最为讨厌。读正史纪传者，无不知之矣。若以此习加之小说，尤为不宜。有时不得不作，则必设法将议论之痕迹灭去始可……其法是将实景点入，则议论均成画意矣。[5]学者刘锡庆很好地概括了“五易五难”，认为这其实主要是表达三点意思:一是作者容易写好自己经历过的事，二是作者容易写好与自己思想境界相近或在自己之下的人物，三是小说不可有大段议论出现。[6]可见，夏曾佑提出的“五易五难”强调的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小说内容描摹是否真实与精彩为判断小说质量优劣的标准[7]。
然而，在叙述“五易五难”之后，夏曾佑表示“吾谓今日欲作小说，莫如将此生数十年所亲见、亲闻之实事，略加点化，即可成一绝妙小说。然可以牟利而不可以导世”[5]，即小说作者写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可以使小说成为一部获得读者喜爱和阅读的好作品，但这样的小说却难以承载重大的、积极的社会意义。由此可以看出，“五易五难”矛盾揭示的是“熟悉”的写作题材与“导世”的写作功能之间的难题。这是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艺术问题，对小说创作与研究而言颇具启发意义。
二、解析“五易五难”矛盾的背景
在尝试解决“五易五难”矛盾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其背景进行分析，分析其立论前提和提出目的。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深入地抓住“五易五难”矛盾的本质，找到矛盾产生的原因，进而更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法。
在提出“五易五难”之前，夏曾佑便在《小说原理》中立论道:“人所以乐观小说之故既明，则作小说如何下笔亦可识”[5]，可见“五易五难”的立论前提是人的唯乐天性[2]355。夏曾佑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解释人们喜爱阅读小说的原因，认为小说是“无所为而为之事，则本之于天性，不待告教而为者也”[5]，能供人自娱;并且夏曾佑提出人心之所以乐者有二———不费心思;时刻转换。通过对比图画、史书、科学书、经文，夏曾佑证明了小说不仅能用详尽之笔广阔地叙述实事，让读者不用费心地去揣摩故事;而且可以使读者不以切于身、不与境适相凑合的形式时刻转换丰富的娱乐之境。这正体现出夏曾佑是从小说的非功利性来看待“五易五难”的，即从小说具有娱乐作用的角度来提出“五易五难”。以唯乐天性作为小说创作的立论，一方面可以看出，在当时“小说界革命”一味追求小说的教化功能的氛围中，夏曾佑却注意到小说的艺术性，实在难能可贵;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与后面夏曾佑提出“导世”，即强调小说的功利性，在本质上是难以调和的冲突，因此“五易五难”矛盾的产生也是必然的。
分析“五易五难”的立论前提，我们已经把握了“五易五难”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即小说的非功利性与功利性之间的矛盾，我们还有必要对其提出目的进行解析，找到矛盾产生的现实原因，这样才能全面地看清“五易五难”矛盾。在提出“五易五难”矛盾之后，夏曾佑便针对当时的新小说进行论述，指出了新小说的创作问题，犯了“五忌”，即写君子、写国家大事、写富贵人、写虚构之事、有议论，所以新小说最后的结果是“五忌俱犯，而欲求其工，是犹航断港绝潢而至于海”[5]，即犯了“五忌”的新小说难以继续革新和发展。随后，夏曾佑分析了历代小说的发展，又指出沿袭传统小说创作的旧小说犯了“五弊”，即写君子、写大事、写富贵、写虚无，唯议论可无。但是夏曾佑发现，这些旧小说在当时却备受人们喜爱。他认为，“犯此诸病，而仍能如此之普及，非上文所设之例，有时不信也;因此辈文理不深，阅历甚浅”[5]，更容易与日常俗事产生共鸣。这其实正是说明晚晴小说在古今中外文化的碰撞中所处探索阶段的困境:晚清时期正是我国危难之际，因此“小说界革命”兴起，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8]886，希望通过小说革命来启蒙民众，拯救国家。然而，一方面，新小说师法域外小说，尤其受到具有实用性的欧美和日本的政治小说的影响[8]172，虽然能够承载启蒙教化的作用，但是由于偏于议论，大谈国家大事，变为“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8]5609，与百姓的生活与认知相脱离，让人难以卒读;另一方面，承袭传统小说的旧小说虽然情节精彩，能够吸引人阅读，但是在思想上却无知荒诞，不足以启迪民心。从夏曾佑分析新与旧小说的问题可以看出，“五易五难”针对的是小说的广泛传播和启蒙教化的现实问题。
对于这一现实问题的解决，夏曾佑认为，小说创作应“以粗浅之笔，写真实之理，渐渐引人入胜，彼妇人与下等人必更爱于平日所读诞妄之书矣”[5]，去看既能自遣又有所裨益的书。这是从小说题材方面来解决新与旧小说不成功的问题，可以说独辟蹊径且一语中的，毕竟现实主义小说直接反映社会，贴近人们的生活，不仅能让读者易于理解和阅读，而且最能让人们意识到当世的问题，进而达到救世目的;而且，夏曾佑将小说创作的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从上层社会转向下层社会，极具一定的进步意义[9]419。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夏曾佑是依据当时小说发展和时代背景的境况来提出小说的现实题材与启蒙教化之间的关系，明显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过于绝对。因此，尽管“五易五难”所提出的目的，即“教化启蒙”功能，注重的是小说的功利性层面，毫无疑问地与其“唯乐天性”的立论前提相对立，但如果从“五易五难”矛盾的具体内容，即写作题材与写作功能之间的关系上入手，这一冲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决。
三、解决“五易五难”矛盾
从上述分析可知，夏曾佑提出“五易五难”矛盾主要集中在写作题材与写作功能之间，即写作者熟悉的事才能写出好小说，而要写对社会有重大意义的小说必然会超出作者的经验范围。可以看出，写作题材与写作功能之间又是通过写作主体来连接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即写作题材、写作主体和写作功能来具体阐述解决“五易五难”矛盾的方法。
(一)注重写作题材的提炼与开掘
夏曾佑提倡小说写日常生活中的实事，确实具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进步意义，但是他过分地强调小说“写什么”，而忽视“怎样写”，故而夸大了题材的作用[9]419，犯了题材决定一切的认知错误。因为作者写自己熟悉的事不一定会成为好小说，关键在于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题材的提炼和开掘[10]95，毕竟，极具浪漫色彩的虚构故事也能起到教化育人的作用。当然，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由于处在国难的晚清时期，夏曾佑偏于追求小说的启蒙教化功能，而相较于浪漫主义等小说，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确实更容易实现这一目的。但这依旧不能否定，小说题材的根本在于题材的提炼与挖掘，而不是题材的类型。
至于夏曾佑认为熟悉的日常生活小事难以实现小说的“导世”价值，则又过于注重题材的大小。题材确实对作品的思想意义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重大的题材也更容易表达出作品的社会意义。但是一方面，我们不能以此而否定小题材的价值，因为对于题材本身而言并无高低之分，不能以题材的大小来衡量作品的价值[10]95，小题材的小说也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作品是否能够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依旧关键在于作者对题材的提炼和挖掘，毕竟，日常小事也可以因为作者深入的挖掘而以小见大，表达出深刻的社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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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夏曾佑指出我国传统小说虽然故事简单且精彩，但是“书中升沉离合之迹，皆成无因之果”[5]，只能供人们消遣娱乐，却不能达到教化作用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夏曾佑注重的是题材的深度问题[11]，小说不能浮于题材表面的曲折与精彩，而应该挖掘题材内在的深刻含义。可见，从写作题材来调和与写作功能之间的矛盾，根本在于对题材的提炼和开掘，而不是囿于题材的类型和题材的大小。
(二)兼顾写作主体的经验与感受
写作主体是连接“五易五难”矛盾———写作题材与写作功能之间的中间媒介，因此如果是从写作主体来解决这一矛盾的话，那么主要是从写作主体在写作之前所运用的聚材方式来入手。由于夏曾佑在“五易五难”矛盾中明确表明，是因为常人大多经历的是小事，所以难以写出一部具有社会意义的小说，因此有人便直接针对作者经历平常的问题提出，可以借鉴清代张竹坡的作者自救方法，让小说作者“入世”深刻，即让作者多去经历种种层面的“人情世故”[12]，通过扩大作者的经历范围来增多作者社会经验，进而缩小作者小经验与小说大题材之间的距离。可以看出，这是从作者的直接经验方面来解决矛盾。而除了增加作者的直接经验，作者也可以通过积累间接经验来扩大自己的经验范围。鲁迅在为叶紫的《丰收》作的序中就说过“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13]，可见，获得间接经验一样可以有助于填补作者经验与写作题材之间的差距。虽然这种间接经验对于作者创作小说的刺激可能没有直接经验那么强烈，但这也不失为一种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
不得不说，夏曾佑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生活体验和生活积累，无疑点出了文艺创作与社会生活关系的关键[9]419，对当时概念化的新小说起到了警醒的作用，对小说创作的理论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但是，过于强调作者经验的有无与小说质量的好坏之间的必然，则将问题绝对化了。一方面，聚材的方式不仅仅只有经验积累，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如阅读、观察等;另一方面，对于小说本身而言，其本质特征是虚构[10]157，并不是还原和照搬现实生活，而应是超越生活，这样才能反映比生活表面真实更高层次的本质真实[10]158。因而，一味追求增多写作主体的经验来实现写作的社会功能过于片面化。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聚材的核心是感受。所谓感受，是指由“感”而生发的“想”，由“感”生发的“情”，以及在“感”和“情”作用之下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把握。[14]162换句话说，感受的核心是客观事物引起的作者主观上的波动、情感。[14]160因此，并不是作者经历的事情越多，其积累的写作题材就越多，而是在于作者所做所见所闻的事情能否引起情感反应。当然，与生活的各种事物有更多的接触的确可以增大聚材的几率，但是只有能引起作者情感波动的事物才能真正地成为写作题材。所以，对于聚材而言，作者真正需要做到的是强化自身对事物的感受力。至于如何强化，则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除了上述提到的，增多作者的阅历，还有更多其他因素，如深化作者的思想、加深对事物的理解和认识、多培养作者的兴趣等[14]160-161。总而言之，只有当经历之事进入到作者的情感反应之中，才有可能实现小说的教化作用，甚至其他的小说作用，所以，对于写作主体而言，解决“五易五难”矛盾，不仅要重视经验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增强对事物的感受力。
(三)关注写作功能的实现与多样
尽管“五易五难”矛盾的本质，即“唯乐天性”的非功利性与“导世”的功利性无法协调，但两者却可以在具体的作品中达到有机统一。正如帕克曾对情诗的评价:“情诗虽然是为了说服一位女郎而写的，它的价值却不能仅仅用它的成绩来衡量，因为如果它很美，那么，在女郎应允以后，甚至在没有赢得女郎的爱情的情况下，它仍然是有价值的。”[15]这一评论对于小说来说同样是适用的，在一部《红楼梦》中，有的人哀叹宝黛的悲剧爱情，从而批判封建制度对自由爱情的束缚;有的人了解贵族人家的起居饮食，得到欣赏和消遣……从上述可以看出，小说写作功能的实现其实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写作主体，作者在创作时会根据自身的写作意图而赋予小说一些特定的写作功能，但是这些写作功能是潜在的;另一方面，写作受体即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兴趣爱好、文化素养以及所处时代背景等，对于作者在小说中所赋有的潜在写作功能会有所选择和强化，甚至有所发展和创造。[10]46这样一来，“五易五难”矛盾中小说的“导世”与“唯乐天性”可以同时实现，两者在写作主体和写作受体之间进行滑动和化解。而夏曾佑强调通过写作主体的经验、写作题材的现实主义来实现“导世”的写作功能，只是从写作主体一端来抓住写作功能的实现，失之片面。当然，从创作角度出发，只能通过写作主体一端来实现“导世”的写作功能。那么，小说创作者所能做的是在作品尽量渗透个人的写作意图，但更为重要的是，运用不限于作者经验的各种方法，提炼和开掘写作题材，创造出一部值得读者阅读的文学作品。因为只有作品被人阅读，作者所赋予小说承载的写作功能才可能得到实现。
另外，“五易五难”矛盾中，虽然“唯乐天性”与“导世”的写作功能相互对立，甚至基于历史局限性，夏曾佑偏于追求“导世”的写作功能，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审慎地看待这两种写作功能:无论小说追求哪一种写作功能都是具有价值的，小说创作者应该认可写作功能的多样性，并同等重视每一种写作功能。
不得不提，虽然我们是分别论述解决“五易五难”矛盾所涉及到的写作题材、写作主体与写作功能，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方面其实是相互照应和补充的。在阐述写作题材方面，对应的关键是写作主体对题材的提炼与挖掘，这其实与写作主体的感受是相呼应的，因为如果写作主体对于生活素材没有深刻而独特的感受，那么也谈不上对题材的提炼与挖掘;写作主体的经验与感受在写作功能方面得到补充，因为写作功能的实现对写作主体有着一定的素养要求;而写作功能与写作题材方面也有一定的关联，作者对题材的提炼与挖掘越深刻越新颖，小说才有可能呈现出潜在的，甚至多样的写作功能。总而言之，夏曾佑小说理论的“五易五难”矛盾尽管本质上无法解决，但在具体层面上可以得到不同方式的调和，而这些解决方法之间是互相关联的，本文分别阐述，只是为了清晰、有条理地陈述和展现。——论文作者：戴霞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