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分析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指定相关的临床干预措施提供参考资料。方法选取该院2018年7月-2019年6月乳腺癌术后患者150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S)调查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分析患者的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居住地、家庭收入、手术方式、术后化疗、医疗费用结算方式、病耻感、自我效能感及社会支持水平对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的影响。结果150例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SADS总分为(14.26±2.40)分，其中，社交回避、社交苦恼得分分别为(7.42±1.53)分、(7.11±1.29)分，患者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交回避与苦恼。单因素分析提示，年龄<40岁、学历高中以下、居住地乡村、家庭收入≤3000元/月、手术方式为根治术、术后进行化疗、医疗费用结算方式为自费及病耻感体验问卷(CESQ)条目均分≥2.5分、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2分、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50分的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SADS总分越高(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年龄、学历、居住地、手术方式、术后化疗、病耻感、自我效能感及社会支持水平是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的影响因素。结论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不容乐观，其受到多因素综合影响，临床工作者应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改善患者的社交回避与苦恼状况，提高其术后生存质量。
关键词:乳腺癌;社交回避;社交苦恼;人口学特征;病耻感;自我效能感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且对健康危害较大的恶性肿瘤，在我国发病率逐年上升，并且发病人群趋于年轻化[1-2]。随着对该疾病研究的深入，乳腺癌的治疗已逐渐细化且趋于综合治疗，手术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方案之一，因疾病及手术部位的特殊性，患者不仅要癌症和手术带来的巨大恐惧，可能还需面对手术带来的生理功能缺陷，这些会给患者带来负性情绪和心理问题[3-4]。有研究提示乳腺癌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交回避及苦恼，临床工作者需提供乳腺癌患者修复自身形象的方法及充分调动其社会支持，帮助患者提高自信心，积极面对疾病及治疗，从而改善社交状况，使得乳腺癌手术带给患者负性情绪体验的同时，也促使患者表现出与成长相关的积极变化，让患者对于正确的认识生命价值，更好地享受生活[5]。本研究探讨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指定相关的临床干预措施提供参考资料。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选取本院2018年7月-2019年6月乳腺癌术后患者150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均经病理组织学检查确诊的乳腺癌患者;②年龄30～65岁;③女性患者;④均接受手术治疗且生命体征平稳的患者;⑤自愿参与研究并配合资料收集工作。排除标准:①各种原因导致的交流障碍患者;②近期发生其他重大心理应激事件的患者;③其他心、肝及肾等器官严重疾病患者;④出现癌细胞远处脏器转移的患者。本研究内容符合医院伦理学要求。
1.2方法
1.2.1社交回避与苦恼状况评估采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S)调查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SADS包括社交回避分量表和社会苦恼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包含14个条目，每个条目按照患者回答“是”“否”分别计“1”“0”分，得分越高，社交回避及苦恼程度越严重[6]。
1.2.2人口学特征调查采用研究自制调查问卷，并通过面对面形式调查统计患者的人口学特征资料，包括患者的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居住地及家庭收入。
1.2.3诊治情况通过查看病历记录的方式获取患者手术方式、术后化疗、医疗费用结算方式资料。
1.2.4病耻感评估采用病耻感体验问卷(CESQ)进行评估，包括人际交往的羞耻感与遭受歧视经历2个维度共计9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法，每个条目根据“从不”到“经常”依次对应1～5分，条目平均分越高、病耻感水平越高[7]。
1.2.5自我效能感评估采用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进行评估，共10个条目，1、2、3及4分别对应完全不正确、不正确、基本正确及完全正确，把所有10个项目的得分加起来除以10即为总量表分，分数越高，自我效能感越强[8]。
1.2.6社会支持水平评估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进行评估，包含家庭内支持、家庭外支持2个维度共计12个条目，每个条目根据患者同意程度由低到高为1～4分，分数越高则表示社会支持程度越高[9]。分析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经过统计学分析判定患者的年龄、学历、婚姻状况、居住地、家庭收入、手术方式、术后化疗、医疗费用结算方式、病耻感、自我效能感及社会支持水平是否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的影响因素。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1.0统计软件包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纳入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分析150例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SADS总分为(14.26±2.40)分，其中，社交回避、社交苦恼得分分别为(7.42±1.53)分、(7.11±1.29)分，患者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交回避与苦恼。
2.2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年龄<40岁、学历高中以下、居住地乡村、家庭收入≤3000元/月、手术方式为根治术、术后进行化疗、医疗费用结算方式为自费、病耻感CESQ条目均分≥2.5分、自我效能感GSES<2分及社会支持水平PSSS<50分的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SADS总分越高(P<0.05)。见表1。
2.3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见表2。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提示年龄、学历、居住地、手术方式、术后化疗、病耻感、自我效能感及社会支持水平是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的影响因素(P<0.05)。
3讨论
近年来乳腺癌的发生率一直在增加，对患者的生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据报道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率位居城乡女性首位，死亡率也呈明显上升趋势[10]。乳腺癌患者普遍需要通过手术与放化疗进行治疗，虽然整体疗效比较理想，但是患者的心理层面上很容易出现严重负面情绪，从而导致抵触治疗甚至放弃治疗心态的出现。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乳腺癌的治愈性也大大增加，其逐渐成为一种慢性疾病，在乳腺癌的抗癌治疗中，导致死亡率较高的原因在于乳腺癌手术后的各种并发症以及乳腺癌的术后癌细胞复发情况[11-12]。因此临床工作者应全程关注乳腺癌患者心理变化，特别是手术后这一时期，患者社交回避和苦恼容易发生，医护人员应帮助患者提升自我评价，为配偶提供情感、信息及生活需求的支持，慎重选择预防性对侧乳房切除，以降低患者社交回避和苦恼，提高生活质量[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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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是测量个体在社交中的回避倾向及在实际交往中的苦恼感受的工具。回避是一种行为表现，苦恼则为情感反应，测评量表含有28个条目，其中14条用于评价社交回避，14条用于评定社苦恼，该表十分注重社交回避及苦恼的概念，把社交回避与不能参与社交加以区分，还谨慎地只将主观的苦恼及行为上的回避等包括在内，而将诸如焦虑生理指数及受损的行为表现等内容排除在外，在最初的量表条目选择时考虑了社交愿望及赞同的频率，并且进行了广泛的预测，其测定结果是值得信赖的[15-17]。本组150例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SADS总分为(14.26±2.40)分，其中，社交回避、社交苦恼得分分别为(7.42±1.53)分、(7.11±1.29)分，患者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交回避与苦恼，应当引起临床关注。
本研究中通过对所收集资料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年龄、学历、居住地、手术方式、术后化疗、病耻感、自我效能感及社会支持水平是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的影响因素，表明具有以上因素的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程度更严重，与周毅娟等[6]、陈晓宇等[18]的报道结果相一致。考虑年龄<40岁的患者对胸部外观有更高的要求，学历高的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水平更高，更了解也更容易接受手术治疗后的自身状态，居住地人群特点影响到对乳腺癌及治疗的认识。保乳术是切除乳腺内肿块和部分乳腺腺体，但保留完整或大部分乳房，而根治术切除乳房皮肤、皮下组织、乳腺腺体及乳头乳晕复合体以及清扫腋窝淋巴结、切除胸大肌筋膜，但保留或部分保留胸大肌、胸小肌，切除部分的显著区别自然会带给患者不同的影响。术后进行化疗能杀灭可能存在的微小病灶，但化疗对患者也会造成一定的损伤[19]。乳腺癌术后患者心理压力本就较大，医疗费用结算方式为自费又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使得患者出现负面的情感反应和行为表现。病耻感CESQ条目均分≥2.5分患者的病耻感较高，负性情绪体验显著，对患者术后情感反应和行为表现会产生不利影响。自我效能感GSES<2分、社会支持水平PSSS<50分的患者自我效能感及社会支持水平较低，应对乳腺癌术后创伤刺激及不良情绪的能力较弱，容易发生社交回避与苦恼。临床工作者可以针对以上各项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帮助患者提供乳腺癌患者修复自身形象的方法，充分调动患者的社会支持力量，帮助其提高自信心，积极面对术后的康复治疗，减轻其社交回避与苦恼，降低不良情绪，从而改善社交状况及疾病预后[20-21]。
综上所述，乳腺癌术后患者社交回避与苦恼现状不容乐观，其受到多因素综合影响，临床工作者应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改善患者的社交回避与苦恼状况，提高其术后生存质量。——论文作者：金慧英1，张孝静2，方群2，王维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