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林语堂;认同危机;角色转换;改造国民性;文学革命
摘 要：“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是二十世纪少有的从语言学转入文学领域的文学大家。认同危机是导致其角色转换的深层原因，而中西文化之争也是其产生认同危机的根源，林语堂的认同危机也是他“一团矛盾”的根源之所在。认同危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个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解决危机方式的不同决定了知识分子最后所走的道路也不同。林语堂的转向有着深刻的内在机理：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个人认同与群体认同之间关系的紧张是他转向的内在动因，重新厘清林语堂的这一转向也为我们探讨五四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提供了参照。
余英时曾指出：“从本世纪开始(指二十世纪)，中国人才有了认同的危机，包括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内。”①其实，认同危机不仅仅二十世纪众多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甚至可以上溯到鸦片战争以后，很多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就有了这种危机意识：中西文化之争是他们产生认同危机的根源。到了二十世纪之后，尤其是处在新旧之间的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意识更为强烈。余英时引钱穆、陈寅恪为例，指出：“像钱先生、陈先生这样的学人则无法接受‘进步’和‘落后’的简单二分法，他们求新而不肯弃旧，回翔瞻顾，自不免越来越感到陷于困境。”②其实，这种困境，本质上就是安东尼·吉登斯说的自我认同危机(Self-identity Crisis)，那么，对于同样处于新旧之间的林语堂而言，又是一副怎样的“面相”呢?
一
林语堂自诩“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甚至以“一团矛盾”为乐。“他把自己描写为一个异教徒，可是他在内心却是一个基督徒。”他自称为“现实理想主义家”，但又称自己是“热心人冷眼看人生”的哲学家。他一向喜欢革命，但一直不喜爱革命的人。他很享受他的自由，不想别人来干涉他。他一生多次转向，从语言学家到文学家，从文学家到编辑家甚至发明家。本文主要探讨他的第一次转向以及转向的内在动因，以期对我们了解其他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提供参照。
林语堂从国外游学回国后，他加入了以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为首的《语丝》社，并没有加入曾经资助过他留学，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对他影响甚大的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学界历来没能给出一个中肯解释。林语堂自己曾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我之所以加入《语丝》，就是因为我喜欢《语丝》的自由洒脱。不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我们更深入的看待这一问题，我们也许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毕竟在五四时期，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是我们解开五四团体之争的一个很好的角度，也是我们始终关注的一个话题。
以往人们在研究“五四”后期林语堂时，往往以鲁迅为参照，或者从当时政治环境着手，鲜有从林语堂个人的认同和他与其他知识分子的群体认同关系入手，所以得出的结论是：林语堂是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建设工作的。我们认为，这是忽略个性而强调共性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先看看林语堂在这场运动中的身份认同转换和文化选择。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林语堂在美国师从白璧德等学习比较文学，后来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获得的语言学博士学位。其实早在出国前，林语堂一开始并不是以作家的身份出现在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上，而是以一个语言学研究者的身份出现在大学的研究领域。他的第一篇语言学论文就发表在 1918 年 2 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二期上③。在 1923 年国外学成归来后，林语堂的第二篇语言学论文《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刊载于《国学季刊》④。林语堂从语言研究转向文学创作，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异数，以往的林语堂研究者很少注意到这一点，这种角色的转换对林语堂加入新文化运动与建设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
有人就认为，林语堂从语言学领域跨到文学领域，主要是不喜欢语言研究的繁琐和细致，“他(指林语堂)早年研究语言学是受了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但是他的性情属于自然活泼的一派，不愿为‘汉学’ 的清规戒律所束缚，更不能长期忍受其枯燥和琐碎，所以终于舍去不顾，转而提倡幽默，归宗于晚明公安三袁以至袁枚的文学性灵说。”⑤但这样的解释是值得商榷的。林语堂对语言学早就有浓厚的兴趣，他自己就提到了这一点：“我酷好数学和几何，故我对于科学的分析之嗜好，令我挑选语言学而非现代文学为我的专门科，因为语言学是一种科学，最需要科学的头脑在文学的研究上去做分析工作。”⑥可见，林语堂对语言学的偏爱是不言而喻的。林语堂去法国教中国劳工读书识字，固然有经济的因素(林语堂在哈佛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四十元的官费补助津贴被留美学生监督施秉元无故取消，故不得不去法国继续游学)，但对于语言文字研究的兴趣也是有据可查的。1920 年的 9 月 10 日，他就致信胡适，并寄上一篇名为《论中国的辞学的真性质和他的写法》，并请求胡适修改。“到了克鲁郡之后，多剩工夫，两天没上学，闲时只自己研究弄了这玩意儿。先生有改正的地方就请改正，这便是我白话的第一次著作。”⑦可见，林语堂对从事语言学还是有一定的兴趣的，并自称把自己的第一篇白话著作奉献给了语言学。而胡适对林语堂的语言学研究也很为欣赏，在后来胡适在 1929 年写《入声考》时就请教了林语堂：“下午去看林语堂，谈入声事。语堂对于我的《入声考》大体赞成。他指出戴东原《与段若膺论声韵》一书中有许多暗示很同我接近。”⑧
不仅如此，胡适还和林语堂在语言学研究上互相促进，共同进步，胡适 1928 年 12 月 7 日的日记就记载到：
约了林语堂来谈。我把我《与夏剑丞书》稿请他指教。他赞成我的大旨，认为不错。我请他带回去批评。
语堂近年大有进步。他的近作，如《西汉方音区域考》，如读珂氏《左传真伪考》，皆极有见解的文字。⑨
而把语言学研究与西洋文学联系起来，也是林语堂早期的一大设想，这是以往研究者没有谈到的。早在 1918 年 4 月 15 日的《新青年》杂志上，林语堂就以《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为题致信语言学大师钱玄同，并提出商讨：“现在要讲到文字革命了!兄弟觉得，近来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一方面，尚未能十分注重，未能十分发挥。其于此问题上已占之地位，与其当然应有的地位;已受之注意与其应受的，似不相当。这个意思并不是甚么新奇的，也用不了几句话去说明他;只是很为要紧，所以趁此机会，想同足下讨论讨论。就是：我们文学革命的大宗旨实在还只是个形式的改革。(用白话代文言之谓也。)”⑩林语堂的这一呼吁，显然与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学革命主张相契合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里就提到“欧洲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提到《圣经》的《旧约》《新约》对欧洲文学的影响，《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也提到了但丁(Dante)威克列夫(wycliff)、赵叟(Chaucer)、阿儿白狄(Allberti)对欧洲文学的影响，但他们关注的是语言形式的改革，如白话、俚语的运用等。而林语堂更进一步，提出了通过建立新的文体以适应文学改革的需要：“凡文不必皆是义理讲的深奥，因其应用不同：写信有写信的体，谈论有谈论的体，讲学有讲学的体，科学专门有科学记事的体，西人亦分 familiar style，conversation⁃ al style，style of scientificreports，oratorical style，etc，这都是要做的;但是这讲学说理的一种，(essay style)应该格外注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视为林语堂以后从语言学转向文学的先兆，林语堂提出对 essay style(散文格调)要格外注意也是他后来提倡“幽默”和“小品文”的先声。
综上看来，林语堂从语言学转到文学领域，主要是他把语言学作为了一种工具，即希望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迎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言变革，当五四的先驱者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时，他显然认识到了语言文字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二
如果说，从语言学转到文学，是林语堂在遭遇到个体认同危机而做出的角色转换，追求的是认同的差异性下做出的选择，此后林氏回国后加入了以鲁迅为精神领袖的《语丝》社，而没有加入从情感上本该加入的《现代评论》派，则是林语堂从个体认同转向了群体认同，试图通过认同的同一性来解决自己的认同危机，毕竟差异性很难让他融入“语丝”这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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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由于其出众的英语水平被聘请到清华大学任教，但林语堂没有满足于此，他决定游学欧美以提高自己，故于 1919 年 9 月 20 日正式登记注册并进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攻 Modern Literature(European)(欧洲现代文学) ，师从 Bliss Perry，Irving Babbitt(白璧德)， Von Jagerman(教歌德研究)，Kittredge(教莎士比亚) 等著名教授。“我今年读的是三个全科，两个半科。 Romantic Movement in 19th、Literary Criticism in France……Fiction、Gothic……”，其中“19 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和“法国文学批评”是白璧德讲授的。但林语堂似乎对白璧德的“标准说”不以为然，“决然为 Spingarn 辩护”，因为斯宾加恩的“表现说”让他更能接受，这也预示着林语堂文艺观初步形成。
林语堂很反对中国正统的“文体观念”，鼓吹尚未过时的文学革命，我们从他在“The Chinese stu⁃ dents’Monthly”《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发表的两篇文献就清晰地看到对文学“标准”的看法。“文学最低的标准就是让语言学起来容易，写起来简单，这才是白话文的主要目的之所在，而许多更重要更有意义的议题却是将这一标准掩藏起来了。”对此，林语堂接着指出：“我们必须记住，这种文学思想一气呵成、无须字斟句酌、自圆其说，它已远远不同于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头脑里的思想。什么是文学力量?不过是一种修辞的需要，即文笔必须简练流畅，以便达到艺术统一的写作目标。”很显然，林语堂的这些所谓的目标，不出胡适早在 1917 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和 1918 年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两篇文章的基本主张。但林语堂的关注视角似乎更多地放在比较文学的视野，“我们见证了体现伟大文学思想的文学作品，我们学会从“浮士德”“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那里看到不同的品质，正是这些品质让这些作品获得西方文学的桂冠，我们以前却没有注意。现在，我们的文学观念已经彻底改变。我们应该用新的文学观念对我们过去的文学成绩进行再判断，再评价;并用新的智慧对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和施耐庵致以最高的敬意和仰慕，大胆地用白话文进行创作，因为那是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最自然，最真实和最有力的反思。”
至此，我们似乎对林语堂后来回国后加入“语丝”并提倡后来的小品文的原因找到了一个新的明证，其实林语堂的文学观念前后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追求轻松、简单的笔调。
那么，回国后的林语堂为何以一种激进的姿态参与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中去呢?笔者以为，这主要是林语堂骨子里有一种“精英崇拜”意识。要知道，在所有的五四健将中，受到基督教思想影响人有不少，但他是少有的以基督徒的身份来看世界的学人。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的他来到北京这个主流文化的集中地，尔后又来到西方思潮多元化的美国，自我的认同危机促使了他只能选择借助一些精英分子的帮助，以重新建构自己的认同，而胡适、周作人充当了这样的角色。故他是以从众的心态参加一系列激进活动的，这也是以往我们忽略了的一个事实。理由有如下几点：
首先，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态度上，林语堂基本上与胡适、鲁迅等人保持一致，但林语堂并不主张激烈的反传统，而是从中西文化的比较视野来看待中国的国民性，视“西化”为启蒙之鹄的。正因为如此，林语堂在国民性改造问题上显得与众不同。
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林语堂也没有成为局外人。1924 年 9 月，林语堂加入了鲁迅关怀下成立的《语丝》社，开始了一段品评时事、纵横捭阖、挥斥方遒，批“名流”、斥“文妖”、伐 “走狗”的“黄金时代”，并以“土匪”自居。与钱玄同一样，林语堂对新文化运动也是激情有余。钱玄同虽然最佩服的是吴(稚晖)、鲁(迅)、陈(独秀)三位，对林语堂的激进姿态，他很是欢喜：“现在您也走到这条上来了，我更是高兴得了不得。”
其次，五四时期文人以文学社团聚集的群体认同方式也影响了林语堂的认同活动，使得他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他与胡适和鲁迅之间、《语丝》和《现代评论》之间的关系上。这其中固然有《语丝》契合林语堂的文学观念，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林语堂对语丝同仁的群体认同。在林语堂作为一个个体与语丝同仁这个群体之间，林语堂的天平显然倾斜在《语丝》这边，而这与早期林语堂的认同活动是息息相关的，这里包括了政治认同和身份的认同，在林语堂早期的活动中就初现端倪。
最后，林语堂与胡适的关系也表明他是在五四精英的影响下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以往我们在探讨林语堂早期的思想，认为林语堂对新文化运动贡献不大。对林氏何以这样一种激进的姿态参与这场运动存在着诸多的疑惑。幸运的是，他写给胡适的信件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由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29 卷)里收录了部分林语堂留学期间与胡适的通信。从这些信中我们看到了林语堂对于白话的提倡是一贯的。“留美学生中间对于白话文学的运动持反对方面的还不少，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昧于本运动的宗旨。也无怪他，他们所主张的也有一部分的是处。所以文学革命的鼓吹，决不能持一方面的道理，必要兼容美术的、文化的要端在内。……还要人去阐发讲明这革命的本意给他们明白。”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中反对白话的人的确很多，陈寅恪、吴宓、梅光迪就是其中的代表。吴宓就指出：中国新与旧的冲突，“一边是人性、本国传统、长久经验和智慧;另一边是民主、模仿国外、创新和反抗”。林语堂虽然也认为吴宓等人的主张“有一部分的是处”，但在宗旨上还是有区别的。尤其是林语堂提出必须把美术、文化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一观点也是很有见地的。
林语堂甚至对未来能与胡适一起共事充满期待。“还有更大的，就是后来我们可以在大学一同干事，会做一起激励鼓吹本国思想文学的潮流。……我们后来的一生才有意味。尔知道这白话文学一个潮流不是简直(单，原文笔误)到白话成立为通用而止，尔知道照外国文学史的例，应该此后有一个文学大大的复兴，大大生长时代。我想头一个，要有一个天才 genius，把本国的国语锻炼调和备为文学著作用的……有一个人，就有一个文学的官能，他必定一面从俗话里，一面从古文里，所有许多可以收容的材料，把他支配处理，可以操纵自如，我们看他的榜样，就知道中国的国语落在他文学的正轨了。”林语堂说的天才，未必指的就是胡适，但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让林语堂找到了真正的知音。但同时林语堂似乎从西方的文艺复兴那里找到了一条通向白话的途径，那就是从西方借鉴复兴文艺的法子。“我以为有人用这西洋法子去研究中国小说，做大学的一科，岂不是很有趣味吗?”(1920 年 4 月 13 致胡适)尽管林语堂最终没能在北大去开一门用西洋法子去研究中国小说的课程，但从东西比较的视野研究中国问题却始终是他一以贯之的方法。
以上从三个层面探讨了林语堂在个人、社会与文化的三维关系之中的认同活动。很显然，个人居于很重要的地位，而个体(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个人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那就是个体究竟采取的同一性还是差异性，这影响着一个个体采取的认同方式。林语堂采取了与胡适相同的文学和文化观念，不仅能使他得以在北京大学获得教职，也能得到胡适的资助并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然而，让胡适没想到的是，回国后的林语堂和很快倒向了以鲁迅为精神领袖的语丝社，除了个人的兴趣原因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林语堂回国后遭遇到的认同危机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他选择了“做我自己的自由”，因此，选择了加入“语丝”，他也终于找到真正的“自我”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也就有了这位“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幽默”文学大师。——论文作者：李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