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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体育学博导队伍发展状况的追踪研究

分类:教育论文 时间:2021-03-17

  摘要:经三次追踪研究发现,经过2012-2019年近十年的努力,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培养在博士点和学科建设,以及导师队伍的性别、年龄、学历、学缘、职称等结构优化方面均有所建树;导师的男女比例更加均衡;“年轻化趋势”更加凸显;博士生导师的学历结构已经居于国际领先地位;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占比逐年增高;博士生导师遴选对学历要求愈加严格,对职称的要求逐渐放宽。但是,学缘上的“近亲繁殖”现象、西北地区体育学博士点空白、民族传统体育学博士生导师数量增速乏力、体育学博士生导师的科研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等棘手问题依然存在。

关于我国体育学博导队伍发展状况的追踪研究

  关键词:体育学;博导队伍;发展状况;追踪研究

  本文是在作者前两次(2012年和2014年)对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队伍的自然特征、教育背景和个人专业素养等发展主因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的第三次追踪研究,分析其在三个时段的统计数据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内外诱因,发现问题,提出建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我国27所体育学博士招生院校的482位在职博士生导师。

  (二)研究方法

  1.数据采集

  研究数据于2019年11月10日至12月30日通过各体育学博士招生院校的官方网站、CNKI及国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金等网络平台获取。

  2.数理统计法

  利用spss22.0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3.逻辑分析法

  综合运用了比较与类比,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逻辑方法。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2012-2019年我国体育学博士导师自然特征比较分析

  1.2012-2019年我国体育学博士招生院校区划分布情况分析

  截止2014年,我国有21所体育学博士招生院校,2017年和2018年,增加了西南大学、扬州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和吉首大学、哈尔滨体育学院5所院校,增为27所。

  2.2012-2019年我国体育学博士招生院校学科分布及性质情况分析

  目前我国的27所体育学博士授权单位中,除首都体育学院外,其他26所院校均成为体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

  统计显示,这次新增的6所体育学博士点中,有3所综合性大学,2所体育学院,1所师范学院;自此,我国培养体育学博士的院校性质为:12所师范院校,8所综合性大学,7所体育院校。

  3.2012-2019年我国体育学博士导师人数分布情况分析

  本次从我国27所体育学博士招生院校共统计新增体育学博士生导师263名,目前,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数量已达562人(其中有约80人左右已因年龄等原因离职),在职482人。就全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数量增长情况看,2012-2014年两年间共增加101人,年均增加50.5人;2014-2019年五年间共增加了263人,年均增加52.6人,年均增长速度变化不大。

  前期研究提到的“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分布呈高度集中状态”[1]的现象仍然存在,仍主要集中在华北和华东两地。

  4.2012-2019年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性别分布情况分析

  表1统计表明,2012年全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中的女性导师占17.2%,2014年占22.8%,2019年占28.5%,女性导师占比逐年增长,并且女性导师所占比例远高于全国博士生导师中女性所占13.4%的比例。[2]男女导师2012-2014年两年间分别增加78人和23人,年均分别增加39人和11.5人;男女导师2014-2019年五年间分别增加188人和75人,年均分别增加37.6人和15人;男性导师的年均增长程度有所下降,女性导师明显提高。

  5.2012-2019年我国体育学各学科博士生导师人数分布情况分析

  由表2可知,目前我国体育学的四个二级学科的博士生导师人数占比由大到小排序分别是:体育教育训练学导师共190人,占33.8%;运动人体科学导师共171人,占30.4%;体育人文社会学导师共168人,占29.9%;民族传统体育学导师共33人,占5.9%。排序结果较之五年前,民族传统体育学仍居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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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经过多年不断努力,建立了一支高水平、高质量、梯队性运动人体科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教师队伍”[3]。并且,运动人体科学近年来受其“母学科如生物学、医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学科快速发展的影响,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剧”[4]。

  反观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由于长期以来国家层面一直采用‘奥运优先’战略,所以民族传统体育一直处于弱势地位”[5]。因此,科学高效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体系,培养高端专业人才,是今后我们亟待解决的任务。[1]

  6.2012-2019年我国体育学各年龄段博士生导师人数分布情况分析

  表3显示,目前我国各年龄段体育学博士生导师的总体分布状况是:1961-1970年出生的导师有240人,占42.7%;1951-1960年出生的导师有182人,占32.4%;1971-1980年出生的导师有98人,占17.4%;1981-1990年出生的导师有4人,占7%;1941-1950年出生的有38人(基本都已退休离职)。

  本次研究表明,前两次研究发现的“我国体育学博士导师队伍年轻化趋势”[1]更加凸显。具体到各院校的导师队伍年轻化、梯队性建设来看,后五年增加的3个“80后”均出自上海体育学院。

  (二)2012-2019年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教育背景变化状况分析

  1.2012-2019年我国体育学各年龄段和各学科博士生导师学历情况分析

  表4统计显示,2012年、2014年和2019年统计的有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导师分别占:56.1%、79.2%和96.2%。

  “国外一流大学师资队伍学历水平普遍较高,美国一流大学教师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一般在90%以上,哈佛大学达到100%,斯坦福大学为97%,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达到93%”。可见我国的体育学博士生导师的学位水平已经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这里需要再次指出,前期研究指出的“近亲繁殖”现象依然存在。我们知道,“近亲繁殖”问题会导致学术僵化,在学科发展上很难进行创新和突破。

  2.2012-2019年我国体育学各年龄段和各学科博士生导师海外学习情况分析

  表4统计显示,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占比逐年增高。2012年、2014年和2019年的统计值分别为28.8%、34.7%和40.3%。近年来,各高校(尤其综合排名靠前的高校)基本已将一定年龄段内教师的海外学习深造作为职称晋升、评聘硕博导师的必要资格。

  (三)2012-2019年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专业素养状况分析

  1.2012-2019年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职称、职位(兼职)情况分析

  前期研究表明,直到2010年由上海体育学院“首开评聘副教授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的先例”。[1]表5统计显示,2012年、2014年和2019年,我国有教授职称的体育学博士生导师占比分别为98.7%、97%和92.4%,本次统计的263位导师中,出现了20位副教授职称的博士生导师,结合上述对导师的学历情况分析可知,我国在体育学博士生导师资格遴选上愈加与国际上一流院校的导师资格遴选要求接轨、同步,即严格对学历资格的要求,放宽对职称资格要求。

  本次研究统计的263位博士生导师有近半数有党政职务和社会兼职,相较前两次统计有所减少。

  2.2012-2019年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科研绩效状况分析

  (1)H指数概念解析。H指数的概念是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物理学家乔治·赫希教授(JorgeE.Hirsch)提出的一项旨在评价科学家个人绩效的指标。H指数的定义是:如果一位科学家发表的N篇论文中有H篇论文被引次数不小于H,其他(N-H)篇论文中每一篇的被引次数都小于H,那么这位科学家的H指数就是H。

  (2)2012-2019年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科研绩效情况分析。表6显示,2012年、2014年和2019年三次研究的博士生导师的H指数平均值分别为11.3、11.4和11.4;平均发文量分别为61.4篇、38.9篇、53.6篇;篇均被引平均值分别为8.7次、12.7次、12.8次。研究表明,科研人员每提高1个H指数需要发文4-6篇,就是经典文献也需要1-2篇。而一个科研人员正常情况下,1年大约发表4篇论文,这些论文有近1/4在发表后无人引证。亦即H指数的每一点提高都是作者的科研绩效的日积月累。研究表明,由于2014年和2019年两次新增博士生导师年轻人均较多,科研岁月较短,自然他们的发文量均值均低于2012年统计的博士生导师,然而他们H指数和篇均被引次数却高于2012年统计的导师,由此可见,两次新增的导师的科研素养正在逐步提高。

  表7统计为2012-2019年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导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年开始成为国家体育总局决策咨询研究项目)”等科研项目情况。统计显示,2012-2019年三次研究统计的4项国家层面科研项目的主持人数占总人数比例分别是58.1%、54.5%和42.2%;三次研究统计的4项国家层面科研项目各项目主持人数占总人数比例分别是:国家社科基金是33.3%、37.6%、25.1%,国家自然基金是9.6%、6.9%、9.5%,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是10.6%、6.9%、7.6%,国家体育总局项目是30.7%、29.8%、7.6%(由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年开始成为“国家体育总局决策咨询研究项目”后,项目数大幅减少,因此,立项人数明显减少)。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研究表明,经过2012-2019年近十年的努力,我国体育学博士生培养在博士点和学科建设,以及导师队伍的性别、年龄、学历、学缘、职称等结构优化方面均有所建树,体育学博士授权点从19所增加到21所再到现在的27所,除首都体育学院外,其他26所院校均成为体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导师的男女比例更加均衡;“年轻化趋势”更加凸显;博士生导师的学历结构已经居于国际领先地位;有海外学习经历的占比逐年增高;博士生导师遴选对学历要求愈加严格,对职称的要求逐渐放宽。但是,民族传统体育学博士生导师数量增速乏力;体育学博士生导师的科研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的常年存在,着实让人堪忧。

  (二)建议

  1.科学规划布局,统筹发展提高,尽早解决西北地区没有体育学博士点的问题。2.强科研,明特色,树信心,塑形象,加速推进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体系走向成熟。3.参考国外先进院校经验,进一步修订完善博士生导师遴选和考核办法。4.积极引进人才,提倡出外交流,限制毕业留校,减少“近亲繁殖”。——论文作者:陈庆伟,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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