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近代早期在华外文报刊的代表，《中国丛报》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本文分析了20年间该刊的新闻业务流变情况，包括办刊理念、新闻选择、言论倾向、内容编排、稿源管理等方面的特征及其变化，发现该刊坚守“知识传播”初心的同时新闻业务不断调整，致力于记录中国、参与中外交往、建构和影响时代的媒介实践也有不同表现，在近代传媒史和早期中国社会转型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丛报》;新闻业务;办刊理念;新闻选择;知识传播
中国丛报》[1]作为最早在中国境内报道中国的英文刊物，于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澳门和香港三地辗转办刊达20年之久，刊载内容丰富，重视新闻报道的变化、价值、准确、深入和多方面来源，在当时和后世都很有影响，被认为是中国早期在华外文报刊的代表。戈公振看重它“对于中国文字及华人生活研究之精密”[2]，白瑞华认为它“关于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在社会转型迁移的评论非常有价值”[3]，当代新闻史家方汉奇则注意到了该刊“在了解中国方面所表现的那种认真精神和由此所取得的大量成果”[4]。学者们从国际关系学、汉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学、法学等学科视野出发，将《中国丛报》视作交流桥梁、史料来源、研究集纳、学习读物、中国知识形象建构者，但目前从新闻传播学视角比较具体地探讨它在各阶段形式、内容、信源、选评等新闻业务流变情况的研究还比较少，需要就此继续发掘。因此，本文依时间为序，对该刊新闻业务实践做一研究，以此进一步深化对该刊的认识。
一、早期：记录交流知识-增强新闻性-建构新时代
《中国丛报》在华运行20年中，初始时期该刊经历了鸦片战争并辗转于澳门、香港和广州。根据《中国丛报》栏目、内容、供稿者变化等情况综合考虑，结合时局、办刊地、言论倾向等方面的变化，可以把裨治文主编时期又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32年5月到1834年4月，即该刊的第1、2卷;第二阶段从1834年5月到1839年6月，即该刊第3卷第1期到第8卷第2期;第三阶段从1839年7月到1844年10月，即该刊第8卷第3期到13卷第12期;第四阶段从1844年11月到1847年5月，即该刊第13卷第11期到第16卷第5期。
(一)记录中国以交流知识——《中国丛报》的创刊设想及初期新闻实践
作为外国人在中国境内首份刊物的创办者，《中国丛报》创刊号的序言里表达了自己的办刊理念和设想。东亚各国知识匮乏，那些对人类有价值的、为西方国家所独享的近代文明，也将为东方平等享有并产生同样的结果;称尽管“与东亚国家的商业往来由来已久，但知识及精神的交流却微乎其微……西方人对中华文明所知甚少……”[5]表示为了中国和西方在知识和精神上的交往事业，要克服语言、文化、平台等重重障碍，“怀着特殊的感情记录中华帝国”，尽量谋求“理解造成双方僵局的原因”，将在工作中秉持“无偏见、有证据和负责任”，也“渴望和感谢帮助、批评及路上的光”，还称“完成伟大事业定要有很多很好的指导和长期持续的努力，将以耐心、克己、温和，欣然忍受困难、囚禁和死亡的品质从事之”，并把这视为自己的“幸福和不可推卸的责任”[6]。序言中还明确将书评、自然史、商业、社会和人民性格等列为该刊工作目标。这一重视知识增长特别是中西知识交流的思路，隐含有东亚知识匮乏、西方已更优越的预设，是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撰稿和办刊的基本宗旨，也在该刊20年的实际运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相关知识推荐：新闻传播类中文期刊投稿
方向和宗旨定下来后，具体如何操作呢?《中国丛报》开始了最初两年的探索。从栏目设置来看，该刊这一时期除了长篇专文之外，设置有杂记、文艺通告、时事日志、后记等新闻类栏目，每个栏目由数篇消息或评论构成。其中，杂记栏目只出现在第2卷，是对多方面问题发表看法的几篇小文章的集纳[7]……时事日志虽然后来保留了下来，但这两年的样式有所不同，每则消息以独立的标题单条出现，在版面编辑上也分两栏。其他栏目在后续阶段则是不规律出现。从实际内容来看，这两年的《中国丛报》主要刊发了早期外国人在华历史方面的书评、郭士立的游记、中国人口区划、信息传播等基本情况以及广州和北京的简单介绍，也有各地叛乱、官员动向、东印度公司专利权终止等时政新闻及其他内容。从新闻选择上来看，《中国丛报》这一时期就很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尽最大可能忠实报告真相。面对判定官方和流言等信源带来材料的可信度问题，裨治文曾称“大概官方可信度为六成，流言可信度为一半，整体可信度为百分之十”。他苦于没有最大程度达到新闻真实性的方法，但仍然以此为努力的目标，基本是尽自身的知识与信念选择处理，且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并自己做出判断。但裨治文同时也反思该刊自身责任是“报告被称为真相的一般信息，因此应忽略自己相信与否的问题”，并称“将永不报告我们确定为不真实的东西”。导致上述情况出现的原因之一，是本阶段《中国丛报》的供稿人队伍比较小，仅仅比该刊最后一卷的供稿人略多，其中比较了解中国情况的马礼逊在本阶段对该刊给予了极大支持，发稿量远远高于其他作者甚至创办者裨治文本人，而且这些供稿者基本上都是后来继续支持该刊的人，说明这一阶段它是由熟人协助办起来的。
(二)新闻性增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丛报》
从第3卷开始到因受中英冲突所引发时局紧张的影响迁往澳门的日子里，《中国丛报》处于迅速成长期，从体例样式、报道内容、新闻编排和信息来源等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革新，新闻实践更有章法，对“时代事务忠实记录者”的自身角色认定也更清晰。
1.《中国丛报》的栏目调整
从第3卷即1834年5月号起，撤销每期后面的小栏目，根据具体内容情况将其做成专文，并标以Art，或者是融进时事日志。这样《中国丛报》形式上通常分为专门长文和时事日志两部分。专门长文占每期的大部分篇幅，包括部分重量级文章的连载，主要有关东西方自由交往、旅居游记、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地区介绍、中文典籍、社会问题与时局述议、自然、年历、问题讨论、知识教化等，有些文章还附有插图。时事日志则在予以保留的同时改变样式，不再另设小标题，统一在关键词式的标题下集纳，也不再分栏，字号变大。
2.从报刊内容来看，《中国丛报》这一阶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推进，重视世俗事务的倾向也更加明显，整体上新闻性增强，更加重视当年和当代的情况，言论也更有倾向性
具体来看，该刊关注的地域更加广阔，在以连载漫游札记等形式更细致介绍广州的基础上，也涉及到亚洲的日本、印度、暹罗、琉球、婆罗洲等地;对中国事务的关注也更加深入，包括中国典籍、自然史、政治法制、报刊、外贸状况等都有更系统的介绍，也注意到在华外国人及其社会组织的活动情况。而且，《中国丛报》这一阶段更加注重时局走向，使刊物的新闻性增强的同时也表现出更明显的倾向性。比如逐渐看重美国因素、与中国和东亚的交往关系、殖民问题、中英官民冲突等，并集中就鸦片交易及其危机问题组织征文、展开评论。其主要导向，是以自由、平等、革新等原则为矛头明确批判中国，重点涉及外交和军事问题，也有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中为外国人所不认同甚至视为罪恶的地方，在表达危机与希望的同时明显在制造舆论。最尖锐的是，《中国丛报》提出要实现中外交往的新秩序，即与北京朝廷和皇帝直接沟通，形成公正平等的“新交往体系”，签署保障外国人权利的条约，并且把这与世界最大帝国的命运、亚洲的形势与利益、东半球的幸福联系起来，还展望中国走向现代进步、在世界上确立正确的位置。为此，该刊反复呼吁西方政府联合行动，争取上达“天听”，也以时代需求和旁观者的期待鼓吹由英国来推动相关行动。
3.从新闻选择评判和编排处理来看，这一阶段的《中国丛报》也更有章法和条理
在依循时效性原则的基础上，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自己接触和了解到的信息加以排序。从距离上由近及远——由广州本地到中国再到外国，从价值上侧重于易引起注意、新鲜、有趣、值得关注的内容，并追求新闻素材完整正确、统一及契合该刊。后来，随着信息渠道的拓展和对中国情况的更多把握，该刊编排方式又曾有所调整，表现为：选评标准中趣味的重要性提升、对一般性内容做概要、在编排中分列各省等。而随着实践推进，在本阶段的后几卷，裨治文的使命感、办刊目的性和思路更明确，比如他表示，为了“更准确了解(中国)国家状况和居民性格与需要”，《中国丛报》要“收录所有值得载入史册的最重要的叙述和事实”[8]，甚至像“琐碎的事件、偶尔的评论、最拙劣的行为”这样的材料也因被裨治文视为更能说明问题、更有价值而刊载。
相关知识推荐：
上述变化和表现既得益于《中国丛报》这一阶段供稿者队伍的扩大，也与主编努力扩充信息渠道有关。本阶段《中国丛报》在核心作者、外部作者、总供稿者数量上先后达到20年间的高峰，对邸报的利用和对私人日志、通讯员稿件的借用与倚重加强，广东辕门抄也逐渐被选用，还对中国及邻近国家正在出现的外报及其所提供的信息表示欢迎，而这些都有利于《中国丛报》掌握更多信息。
(三)面对新局面以新方式建构新时代——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国丛报》
中英冲突加剧导致《中国丛报》在1839年7月转移到澳门出版，1844年10月卫三畏回国，中间这段时间是早期该刊的第三阶段。本阶段《中国丛报》调整了卷期编号，强化对中国的全方位报道，因地制宜调整稿源，在“公共事务状态变动”的错综纷乱的情境下，努力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保持对中国及其变局的“完整忠实记录”，同时该刊也明显呈现出对时代的认识和建构，以下对本阶段该刊的新闻业务情况做一分述。
《中国丛报》调整了卷期编号，增加了年历，回顾了鸦片战争前十年的中外交往史。首先，该刊1840年5月开始的第9卷一改以往出到次年4月的先例，到当年12月第8期即止，1841年的1月号作为第10卷第1期。其次，从1844年1月的第13卷第1期开始，该刊每年首期以中外对照年历置于卷首，将儒家纪年等纪年方式以及日本、印度、暹罗、老挝等亚洲各国的纪年进行对照列表，并刊载当时在华外国居民和机构等的名单。再次是1842年全年12期连载《1832年1月1日到1841年12月31日的十年间在中国发生的公共事件回顾》，重述“主要事件”的摘要，让读者们思考过去发生的中外交往的主要事件。与以上举措非常有关的一点是，《中国丛报》认为鸦片战争爆发的1839年“很重要”，并把1842年称为“新时代”。上述种种举措和迹象显示，《中国丛报》充分认识到鸦片战争在中外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以把战争前后的历史区分为新与旧等方式建构现实和“制造历史”的背后，除了局势发展所致，也隐含着编者裨治文对时代转向和自身境遇、角色、使命的认识。
《中国丛报》全方位多方式强化对中国的报道。在历经战火硝烟未散的这个时期，该刊的内容有两个新倾向：一方面是着手更为耐心深入地全方位介绍中国，包括风物、历史、地理、文学、制度、人与事等。比如第11卷分八次连载中华民族诸始祖的文章，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盘古、伏羲、黄帝、神农、颛顼等人文始祖，成为西方人进一步认识、想象和理解中国的重要资源。再如从1842年开始长期连载各省地志，详细解释了中国十八省府及香港、西藏的地理沿革，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地理状况提供了详细资料。再比如文学上介绍了《苏东坡全集》《聊斋志异》《红楼梦》等经典作品。另一方面是加强了对与中英冲突有关的新闻事件的报道。比如登载关于新口岸、香港械斗与林维喜被杀、穿鼻之战、战争前景及原因、出口、《虎门条约》、远征舟山宁波，以及在华人员和商船、在京官员、抵达香港口岸船只列表等新闻。具体来说，《中国丛报》这一时期对日常报道的强化首先表现在把是否触及和影响重大公共利益作为选择评判新闻适宜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表现在对新闻事件过程与细节、尤其对于中外交涉中重要事件的发生过程进行及时、真切、详尽、细致的描述，比如鸦片战争期间中外军事与外交行动的进展，包括战况、政策、损失赔偿、政治军事人物变动、换约仪式等，都有详细记录。再次，这种强化还表现为一种集纳的情况，即从1841年开始，《中国丛报》常将同类型的几则消息放在一个标题或一条新闻下报道，比如来自或讲述广州、五口、舟山、澳港、东南亚等地面貌和官员变动的新闻。强化报道的最后一个表现是加强评论，就耆英的声明，该刊称其“在中外关系史上成为重要文件，中国事实上向外国完全开放港口和人民，并将自己引入民族国家的大家庭”[9]。
《中国丛报》因地因时制宜调整稿源。鸦片战争爆发前因为中英关系破裂，导致该刊迁至澳门出版，因此原有的通过帝国各地获得信息的途径如《京报》等被切断了，影响了该刊的稿源和面貌。相应地，身处澳门的《中国丛报》在本阶段对来自外方的信息多有采用，比如外国通讯员、广州和澳门的外文报刊等，还曾在上海航运的新闻中希望读者提供“关于那一大商业中心的所有信息”。在供稿者队伍中，主编本人的撰稿数量在本阶段达到其20年间的峰值，原有供稿者与新供稿者则出现了更新换代，新供稿者中包括能够“准确完整”提供远征军的几乎所有行动的持续报告的通讯员。与此同时，一些气象观测、航海考察、船难叙述、人事变故等有关商业军事和科学题材的新闻及其背景资料也密集进入读者视野。这样，既增强了《中国丛报》与现实局势的深度关联，呈现了重大问题的戏剧性，又保证了报道的丰富性。
(四)关注战后新变化
1845年7月该刊从香港迁回广州。尽管本阶段该刊颠沛流离，但仍继续加强对现实的密切关注，主要集中在战后中外交往各方面的新变化，登载了很多外交、商贸、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新闻。商贸方面如通商五口的进出口商品与关税、在华居民商馆名录、广州的商船;社会方面如广州骚乱、徐亚满之死、保护广州外国人安全、舟山岛防御状况堪忧等等，在该刊中都有详细描述。其他如对邸报的展示、为吴淞英雄陈化成将军立传、制作中国省区列表等，都可以看出该刊对战后中外交往新局面的全面关注。总之，本阶段《中国丛报》一方面对中外关系前景报以积极态度，期待在条约保障下，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安全地旅行，新的艺术、科学、文学等在新港口开放下得以扩散[10]，另一方面也对现实困扰有相当的认识，中外民间敌意威胁外国社群安全、外国政府要“在北京朝廷有自己的报道者”[11]。
稿件组织方面，《中国丛报》在本阶段有以下几方面变化：一方面，随着五口通商的开展，来华外国人活动范围的扩大，各方面人士乐于为该刊提供稿件。比如有船长在澳门拜访裨治文时提供宁波的信息，澳门政府秘书请求该刊登载在华英文报业创始人的新闻，麦都思等人提供了中国与英法美条约的翻译和原本且对国名译法提出异见和希望[12]，有人来信来访报告上海令人称赞的中外交往和商业措施，此外也有外国商人、船长等就鸦片交易等问题发表看法，提供地图、地区访问介绍和名录，《中国丛报》新闻中也常表明有很多人向其提供素材请求登载或转发。这些都显示了该刊的地位和编者的交游优势。另一方面，作为编者也主动出击，多方寻求稿件。首先把自己耳闻目睹的新闻或发现的问题刊载出来，比如街头醉酒、中国的墙贴告示等。其次从香港等地的报刊中选取新闻，比如从《香港公报》上选取政治法制类新闻，并认为《德臣报》的内容“有使丛报读者们普遍接受的足够兴趣”而大量转载。再次，回到广州后裨治文呼吁通讯员队伍继续供稿，并认为《中国丛报》“值得特定读者即对人口众多且有希望的大中华帝国感兴趣的人关注”，还重申以“唤起兴趣和直接努力”[13]为中国进步服务的初心，请朋友们继续帮助“忠实记录正在发生的事件，准确描述人事与存在的观点，以这些建议服务于所有人更幸福的岁月和更繁荣的时代”[14]。——论文作者：石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