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哲学思潮的重要特征，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却常常被诟病为“缺乏批判性”。面对这种质疑，本文重新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批判传统，从历史中检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批判性内涵的生成路径，即实践中的“战斗性批判”和理论中的“学理性批判”。以史为鉴，返本开新，在把握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的前提下，依据现实阐明其在新时代的批判立场和批判对象，推进中国特色新闻学在新时代的批判性拓展。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批判传播学;批判性
“批判”(critique)是马克思研究工作的精神内核，是马克思的研究工作得以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力量之源。通过批判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与规律，马克思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影响了世界思潮的发生和发展，鼓舞了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实践重塑历史，塑造了当代的人类精神状况。有人打趣地说，如果要找出一个马克思最喜欢的词，一定非“批判”莫属，因为它几乎出现在马克思所有重要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中。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和《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皆是如此。笔者在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访问时，看到馆内显著位置立着马克思的名言：“怀疑一切”(DoubtEv⁃erything)，正是马克思批判精神的集中体现。
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气质应用到中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同根相煎”现象。占据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新闻观一直对社会主义新闻制度持否定态度。由于坚持“党管宣传”的基本原则，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长期被西方学界解读为中国实行“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统治的工具，被视为“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负资产”。②很少有西方学者会认真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和中国传播实践的社会主义性质。③在我国学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一度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在传播学引进的初期，本土学界曾大量译介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批判传播研究成果，但由于特殊时期的学科建设需求，发生了奇特的“失踪”现象。④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批判学派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入，但它的生存环境却不乐观。⑤正如有学者总结的，它“既不属于主流传播研究，又与中国实践时有龃龉。”⑥
二者的分野尖锐地质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科学根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以批判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在主导传播活动过程中掩盖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为己任，明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基因，相较之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坚持“党管媒体”，批判性应有的反思和怀疑精神似乎被宣告离场。这导致中国新闻学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时出现诸多问题，包括且不限于：中西传播范式的不兼容、⑦国际视野中西方新闻理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接合与互鉴、⑧中国新闻理论缺乏内生的结构性动力⑨等等。一时之间，西方媒介和传播话语“独霸天下”，本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却降格，⑩中国新闻学“丢失了过去的人文学科底蕴，更远离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
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否有批判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何以继承马克思主义“既认识世界、又改造世界”的批判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又有怎样的批判传统?在“党性原则”的领导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最新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如何在新时代继续开展批判实践?要回应这些问题，需回到批判性的概念起源，返本开新，重新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批判性的历史生成和当代内涵。本文依据“批判传统——批判立场——批判对象”的逻辑，厘清中国特色新闻学批判传统的历史生成，阐明其在新时代应该坚持的批判立场，列举当下应该关注的批判议题，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新闻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推动中国新闻学人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道路及其对当代世界的影响。
一、中国特色新闻学批判性的历史道路：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战斗性批判”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学理性批判”
“批判”一词并非马克思所独有，而是普遍存在于学术研究、政治斗争和日常使用中。归纳来看，国内学界对批判一词的使用可以分为四种情况：其一，指哲学范畴的思辨活动，用于检视哲学逻辑的合理性。该用法最早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考活动，并在启蒙时期延续至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其二，指学术范畴中对现行主流规制的质疑(在西方主要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该用法在西方左翼学界影响广泛，并在教育学、传播学、伦理学等学科中发展出了批判伦理学、批判教育研究、批判媒介研究等研究分支;其三，指政治范畴的批评行为，即对不同价值观的举措或现象提出具有指责意味的批评，常用于政治集团斗争的语境中;其四，指日常范畴中对观点和评论的品鉴。批判性阅读、批判性写作和批判性聆听都属于这一类用法。
马克思笔下的“批判”不专属于其中某一类范畴，
脱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其所要贯彻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同样分为斗争实践和理论思辨两个层面。实践层面的批判是中国新闻学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组织动员、开展斗争作用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理论层面的批判则是中国新闻学得以发展和延续的重要工具。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从“新闻经验导向”走向“新闻规律导向”，通过对旧有新闻经验和西方新闻经验的批判，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得以一步步建立和深化，为当下的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奠定了基础。
(一)以实践发端：党报的“战斗性批判”
20世纪以来的党报党刊的批判实践是中国新闻学批判性的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创办出版了《劳动周刊》《向导》周报、《前锋》月刊、《中国青年》《热血日报》等政论性期刊，宣布“汲取近代中外民主进步思想，承传共产国际、俄共(布)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毛泽东是这一实践传统的重要开启者，他十分重视报刊的战斗作用。1925年，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为批判国民党右派高扬的反革命旗帜，毛泽东指导创办《政治周报》，在发刊词上开篇即问“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他的回答是，为了革命，为了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有学者归纳出的“党报的‘战斗性’”这一概念，总结了早期党报的战斗精神，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辞典》中，梳理了1922年至1950年间党报党刊对“党的战斗精神”
此外，为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党内思想的批评、自我批评和人民群众对党的工作的批评也是党报战斗性批判的工作之一。20世纪30年代以来，党报党刊不断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需求进行自我批评和整改工作，这体现了早期新闻学科体系不明确之时中国共产党以战斗性批判为工具，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探索。这些战斗性批判的实践为中国新闻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思想指导形成了丰富的历史与实践积淀(见表1)。但发展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战斗性批判的方针被不断推向极化，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混乱局面。有学者认为，党媒发展的前28年(1949—1977年)基本上属于教训多于经验的阶段。
(二)学理上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学理性批判”
五四时期，“赛先生”的风靡让中国新闻人有了“新闻有学”的观念。新闻学人开始有意识地探索如何开拓理想的、科学的新闻事业，为中华民族输入更先进的思想。在维新与革命风起云涌的20世纪初，出现了“政治学范式”，关注政策、媒体、公众意见、民主之间的关系，
1、第一次“学理性批判”。第一次学理性批判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抗体新闻宣传体系日臻完善，成为了有能力集中开展办报活动、组织舆论、反抗国民党新闻统治政策的新闻活动。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日趋复杂，要对抗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和封锁霸权，要清算党内旧有的党八股和教条主义错误路线，要辨析西方报业及国内《申报》等商业大报的模式利弊与一些进步报人的自由主义新闻学研究。在这些纷繁的新闻主张中分清你我，澄清是非，探索一种能为无产阶级人民争取国家治理权的新闻道路与新闻理论，把政治实际需要的新闻工作科学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第一次学理性批判的出发点。
这次学理性批判的方针有：第一，否定仅仅作为政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闻学的指导思想;第二，批判脱离实际、教条主义的文风和新闻观，主张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的“实事求是”为新闻原则，确立了新闻真实观;第三，明确无产阶级新闻的党性原则，把阶级、政治、政党纳入新闻工作的考量。批判新闻“无冕之王”的属性，否定由“五四运动”传承下来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专业主义新闻观，批判报馆同人办报的思想，确立“全党办报”的思想，明确新闻的“人民公仆”属性，明确实践与理论结合、联系群众、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这次批判工作的代表性成果是“整风运动”期间发表于《解放日报》的一系列文章。
2、第二次“学理性批判”。第二次学理性批判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建国初期,我国的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都学习苏联的新闻工作经验。自上而下的制度和苏联高度集体化的新闻经验推动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国营化和报刊的政治化，但也出现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报道片面化严重，阻碍了新闻事业的发展。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确定、《人民日报》改版、刘少奇与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的谈话的共同激励下，共产党人和新闻学人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现状的批评和探索。
这一次探索的基本精神是：以批判的态度面对苏联的经验，根据中国的实践道路探索新闻规律，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性思考。在这次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争鸣中，“甘王之争”具有特殊的地位。以王中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应正视报纸的宣传性和商品性兼具的双重特性，应分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考察新闻事业，报纸应服务于读者，服务于无产阶级。而甘惜分等人则认为王中的“读者需求论”“社会需求论”“报纸商品性”等新闻思想,是与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党性、阶级性背道而驰。甘王之争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遗憾的是，这次以丰富社会主义新闻学为目的的学理性批判并没有得到宽松而理性的讨论氛围支持，也没有及时有效反映在中国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上。——论文作者：胡钰石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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