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习近平同志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布局，揭示了话语体系的核心内涵，并将档案学术话语体系进行了揭示。从自在与自为的视角，对当前档案学术研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下‘中国’话语的逆差”“‘信息技术革命’下‘档案’定位的迷失”及“‘三大支柱理论’下‘学术’厚度的不足”三大矛盾进行了总结及分析，阐释了中国档案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必要性。最后，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三个角度提出档案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及习近平新思想的指导;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及现代中国档案实践的统一及吸收外来话语及回归汉语表达兼顾的原则。
关键词档案学术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文化自信
0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内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同时“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实施，新型大国关系逐步构建，全球治理不断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走向世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不断提升。中国十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财政投入、科研队伍、成果数量等方面均位于世界前列，但因历史及现实的诸多因素，加之受“西方中心主义”对学术话语权的控制，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仍然“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与中国的大国定位不相称。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曾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
传统的中国学术较为忽略学科的概念，是建立在“感性”与“整体”基础之上的以“文史”为中心的知识集合，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百年来整体移植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的档案学也是受西方图书馆学影响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于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受苏联及欧美档案学界影响而完善，具有明显的舶来化特征。因此，为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学术影响力及学术话语权，自主构建中国特色、中国立场的档案学术话语体系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并亟待解决。
1内涵与外延：话语体系与档案学术话语体系
1.1 话语体系
“话语”一词在最近一版《辞海》(2009年第六版)
中被解释为：“运用中的语言”;其英文词源“discourse”在最近一版《牛津词典》(2018年第九版)中被释义为：“被研究的语言”。中外对“话语”一词定义的侧重点略有不同，但中心词都为“语言”—即“话语”是“语言”的一种，是倾向于具有实际交流“运用”或“研究”价值的一种“运动态”下的语言。马克思曾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话语作为一种动态交流中的语言，更是思想的承载媒介及物质外壳，因而，话语即是话语发出者的思想体现、情感表达及观念理论。
“话语体系”是“体系化”反映话语发出者思想意识的“话语”。“话语之方式乃思维之方式，话语之构建乃精神之构建”[3]，外化的话语表达即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外化。也就是说，当话语表征的是话语发出者单个的思想意识时，则称之为“话语”;当话语表征的是话语发出者系统的、体系的思想意识时，则称之为“话语体系”，话语及话语体系的不同即是整体与部分在当量及构成形态上的不同。
1.2 档案学术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是体系化了的思想语言系统，根据其思想内容—即话语分别的特殊性，可大体分为如下三种话语体系属概念：即政治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及日常话语体系。对于该三种话语体系在表达主体、具体内涵、阶级属性及表现形态等方面的具体区分，如表1所示。
学术话语体系在表达主体方面以专家学者为信息发出主体，不同于以统治阶级为发声主体的政治话语体系，也不同于以社会公众为发声主体的日常话语体系。在具体内涵方面，学术话语体系是以学术问题的概念、范畴、表述、理论等为核心构成的，既非政治话语体系中心的国体、政体等政治概念，也非围绕民众生活的经验、体验等感性概念。同时，话语体系也区别于理论体系，理论体系侧重于学术理论的组织形态;而话语体系则侧重于学术理论问题的概念表述及话语表达，并最终表现为学术话语权。在阶级属性及表现形态方面，学术话语体系强调以非自然科学外的一切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艺术)为建构对象。在表现形态方面，学术话语体系呈现为在一元化指导下的多元化形态。
档案学术话语体系，作为以文、史、哲、经、管、法、教、艺八大人文社会科学及艺术门类为主要对象的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客体，属于其中的管理学门类。就中国档案学术话语体系而言，张斌、杨文[4]对其基本界定为：“能够解释档案及档案现象的中国特色档案学术体系、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思想体系、方法体系等一套中国档案学表达系统。”中国档案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立足于中国管理学的学科定位，符合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整体规划，遵从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顶层设计，服务于中国经济建设及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着眼于中国国际话语权及国际战略规划的合理布局，同时也是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最终表现为文化自信的集中体现。
2自在与自为：中国档案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必要性
“自在”与“自为”的概念由德国古典哲学家G.W.F.黑格尔最早提出，“自在”即为潜在、存在之意，“自为”即为内在、本质之意。中国档案学术研究的自在现实，表现为“中国”话语的逆差、“档案”定位的迷失及“学术”厚度的不足的三大结构性矛盾，因而“中国”“档案”“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势在必行。
2.1“西方中心主义”下“中国”话语的逆差
世界近代科学诞生于文艺复兴后期，以17世纪牛顿经典力学的建立(1687年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及机械自然观和实验数学方法论的形成为标志，也开启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世界学术话语权的控制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西方价值体系下的近代科学，随着数次帝国扩张、宗教传播及商业贸易传播至近代中国，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时，也开启了东方“师夷长技”，西方科学技术、学术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代，即“学术逆差”[5]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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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学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其理论体系及话语体系，随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一道，整体移植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包括档案学在内的各欧美发达国家的论文、著作被大量翻译，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被快速搭建。档案学萌芽于16—18世纪的欧洲(冯拉明根等)，确立于19世纪的法国(1885年郎格鲁提出档案学)。中国档案学专有学术名词—“全宗”翻译自苏联“芬特”，“三大支柱理论”的来源原则起源于法国，形成于德国，论证于荷兰，确立于比利时，发展于英国、美国、德国、苏联等国;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于英、美，其变式文件连续体理论发展于澳、加等国;档案价值及鉴定理论也是在以迈斯奈尔、希拉里詹金逊、谢伦伯格等为代表的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中被提出。中国档案学界仿佛成了西方理论的跑马场，前沿档案学研究成果，很多翻译自西方档案学著作或论文，很多学者成了西方理论的“二道贩子”。学界也存在着把中国档案工作当病灶，把西方学者当医生，把西方理论当良药的殖民文化心态，理论的“水土不服”也使得理论引入越丰富，中国形象越模糊，因而基于文化自信的“中国特色”档案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势在必行。
2.2“信息技术革命”下“档案”定位的迷失
受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及西方档案学学科归属影响，1998年教育部《高等学校专业目录》中，档案学从历史文献学分出，归入图书情报科学，组成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隶属于拥有五大一级学科的管理学门类。近年来，以电子文件、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档案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管工”结合的档案学研究方向兴起，数字人文、大数据、区块链、AI、ML等概念成为学界研究热点，档案学学科定位呈现“史—管—工”的学科演进及融合趋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档案”定位迷失的问题。
档案学的史学研究相对稚嫩，多数以论文及专著为依据而对文书档案学史进行研究，并未利用第一手史料(档案)，且档案史学研究越发不受档案学界重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办的《历史档案》及《民国档案》少见档案学者的研究成果，但从某种程度来说，档案学专业学术期刊属档案管理期刊，《历史档案》《民国档案》等为真正的档案期刊，其以历史档案资源公布为主。档案学的“去历史化”使得以“编史修志”为中心的传承千年的中国特色档案学研究根脉被斩断，使档案学研究领域大为“缩水”，档案学对档案信息的研究“事实弱化”，这与当下归入信息科学，注重档案信息资源的研究立场呈现“一重悖论”。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促使档案行业业态转型，国家“新文科”战略和数字人文等概念的兴起，及受西方档案学学科定位与研究热点的影响，国内档案学研究重点逐步向技术研究倾斜，项目资助横跨自然科学基金及社会科学基金。但更多档案学者及论文作者无自然科学学科背景和知识基础，相当数量的研究因学者无法驾驭而沦为“过家家”式的自娱自乐，加之LAM图档博或图情档的深度融合，“档案”的学科定位越发迷惑。因而，属于中国“档案”学界的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对厘清学科定位，提高学科存在度及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
2.3“三大支柱理论”下“学术”厚度的不足
科学严谨且深厚扎实的体系化的理论内核是一个学科独立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具有抽象揭示性的基础理论研究，是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重点和成果核心。我国有悠久的档案及档案工作历史，以官方编史修志为中心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生成了融入古代经、史、子、集四部的以文学和历史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中，但并未生成现代意义上的档案学。现代档案学萌芽至今有近500年的历史，中国档案学产生也有近100年的历史，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基于档案组织形态、文件运动规律及档案鉴定规则为中心的“三大支柱理论”，但该理论体系除具有明显的“舶来化”特征之外，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还具有明显的“薄弱性”特征，理论厚度及体系性较为欠缺，且理论构成具有拼凑性。
第一，从来源原则来看：来源原则虽是档案学的一项中心原则，也是作为社会活动轨迹原始记录的档案—实践本体的档案，区别于知识本体的图书的一项基本组织原则，但该原则的内核可以大致通俗的用一句话概括：即同一机构生成的文件组成一个全宗(整体)。基于理论内核的单薄，学界将来源原则的演进历史—法国的尊重全宗原则、德国的登记室原则、荷兰手册的理论论证、布鲁塞尔大会的普遍确认及英美的组合思想、德国的自由来源原则、苏联中国的体系化全宗理论的发展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第二，从档案鉴定理论来看：它与来源原则的构成逻辑恰好相反，相较于强调理论发展历史—“纵深”的来源原则，档案鉴定理论“横宽”跨度较大。档案鉴定理论是由零散的单个理论，如年龄鉴定论、职能鉴定论、行政官员决定论、文件双重价值论等的简单描述所聚合构成的松散的理论体系，单个理论也基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因各单个理论之间的“连接键”脆弱，致使整个理论体系事实也较为松散且单薄。第三，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看：相较于前二者，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体系性较强，由主要适应纸质文件运动规律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及其变式—主要适应电子文件运动规律的文件连续体理论构成。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阐释文件运动具有现行、半现行、非现行三个阶段，各阶段各自对应不同的空间位置、服务对象及价值形态，且全过程的理论描述贯通档案管理的八大环节。发端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文件连续体理论则构建起了一个基于形成者、业务活动、档案形态及表现价值四个坐标轴，且向外扩展的四维四层同心圆模型，相较于前两大支柱理论更为系统化。但总的来看，三大支柱理论的整体构成较为松散拼凑，就顶层设计而言，其对理论间相互逻辑关系的构造欠缺，且描述性成分多于揭示性成分，因而中国档案领域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就显得尤为必要。——论文作者：唐 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