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和2016年的数据，实证分析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经济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参加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的总体经济获得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相对经济获得感的影响甚微;参加新农保显著提升了自评身体状况为“不健康”或处于贫困家庭的农村老年人总体经济获得感;新农保对留守老人总体经济获得感的影响比对非留守老人的影响更大。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老年人;经济获得感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发展报告2020》显示，中国老龄化程度正持续加深，并呈现出区域、城乡差异明显等特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城镇高出3.29个百分点，增长速度相对较快，这意味着农村养老在现阶段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过去，农村养老以传统家庭养老和宗族网络互助养老模式为主[1]，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家庭日益小型化、空巢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正逐渐弱化，加之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许多农村老年人缺乏照料和关心，生活质量正不断恶化[2]，更容易产生悲观、孤独、抑郁等一系列负面心理和情绪。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有关数据，中国农村有10.2%的老年人感到不幸福，有35.1%的老年人经常感到孤独。农村老年人抑郁、自杀的情况频现，给社会公共安全和农村社会稳定带来潜在威胁，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构建积极型老龄化社会有不利影响。
为了保障老年弱势群体，实现农村居民的“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中国自2009年起正式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农保)的试点推行工作，截至2012年底，新农保参保人数已达到4.6亿，基本实现了新农保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覆盖。新农保政策作为新时期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其政策效果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有研究表明，新农保制度不仅可以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3,4]，还能够减少农村老年人的工作时间[5,6]，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老年群体创造健康医疗保健和照料的机会[2]，说明新农保政策在改善农村老年人基本生活、增进农村家庭和谐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孙远太等认为获得感是人们享有改革发展成果以及对于这种成果的主观感受与满意程度[7-10]，可细分为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民生获得感等，已有学者将经济获得感定义为个体基于其实际经济收入的主观满意程度[11]，包括横向经济获得感和纵向经济获得感两个方面：横向经济获得感是指通过与他人收入情况的比照而做出的主观判断，纵向经济获得感则是基于个人当前经济状况与过去经济状况对比的心理感知。也有学者将经济获得感划分为总体获得感和相对经济获得感[12]:总体经济获得感是个人对当前经济状况的总体感受和整体评价，相对经济获得感侧重于群体比较，是通过与他人实际经济情况的对比而做出的主观判断。有研究显示这样的比较效应会对个体的自我评价产生显著的影响[13]。与经济获得感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幸福感的研究上，基于经济学视角，考察收入、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微观变量以及失业、通货膨胀、社会阶层等宏观变量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利用抑郁指数、生活状况满意度等指标来度量个体的主观福利[5,14,15]，或者直接运用问卷中询问受访者“主观幸福感”的问题来衡量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受[16,17]。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具有的再分配机制对人们幸福感的提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一，养老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可以极大地降低居民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减少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从而提高居民的幸福感[18-20]。第二，养老保险可以通过筹资机制和待遇补偿机制等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有效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21]，进而提升居民的幸福感。第三，参加养老保险能够增加家庭当期消费[22]，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所带来的恐惧、孤僻的心理，提升家庭的幸福感[23]。
既有研究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养老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但多数研究仅以主观幸福感作为结果变量，缺少在群体比较基础上的“相对”获得感的研究。鉴此，本文以经济获得感为结果变量来衡量新农保政策的普惠性，探寻新农保的实施对农村老年人的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及其在不同的老年群体中的异质性。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新农保参与是个体自选择的结果，受个体、家庭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为了降低样本的自选择偏差和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来识别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全样本分析
1.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为了使结果更为可靠、稳健，本文分别使用K近邻匹配(K=1和K=4)、核匹配两种匹配方法来测算参加新农保对农村老年人经济获得感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采用上述两种方法测算出的总体经济获得感ATT值分别为0.044、0.052和0.034，均在10%或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第一，大部分农村老年人需求仍处于低层次[25]，绝对收入的提高对其幸福感提高的边际贡献依然显著[26]。老年人参加新农保后，能够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这笔稳定的收入改善了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水平，进而提升了老年人的总体经济获得感。第二，新农保政策作为社会保险的组成部分，可以帮助老年人规避一部分预期的生活风险，增加老年人的当期消费，降低老年人因缺乏稳定收入而产生的焦虑、恐惧等心理压力，满足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期望，并减少其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减轻老年人的被剥夺感和不安全感，其总体经济获得感得到提升。
参与新农保对于相对经济获得感的影响不显著，采用K近邻匹配(K=1和K=4)和核匹配两种匹配方法测算出的总体经济获得感ATT值分别为-0.021、0.010和0.002。其原因在于：首先，新农保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累积制财务模式，参保老年人除了可以领取基础养老金外，还可领取个人账户中的养老金。个人账户是一种储蓄式的资金积累方式，强调多缴多得，即本身经济状况较好(差)者选择的缴费档次可能更高(低)，个人账户中可领取的养老金也就越多(少)，由此可能导致新农保的收入分配机制产生一定程度上的“逆向调节”作用，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不利于相对经济获得感的提高。其次，在新农保筹资层面上的责任分担不合理和政府财政投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也会使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因而对参保老年人相对经济获得感的影响不明显。
2.共同支撑域与平衡性假定检验
为了提高匹配质量，通常仅保留倾向得分位于“共同支撑域”当中的样本，即确保“参保组”与“未参保组”的倾向得分取值范围有相同的部分。表4展示了参保组与未参保组在不同匹配方式下的匹配结果，表明采用不同匹配方式匹配后，参保组和未参保组的样本大多能成功匹配，倾向得分匹配仅损失了少量样本。
为确保匹配质量及其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有必要验证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假定。平衡性检验通常是考察匹配后各匹配变量的个体差异是否大幅度消减，根据RosenbaumandRubin[27]的经验，若匹配后的标准偏差绝对值小于20%，则认为匹配效果较好。表5报告了采用K近邻匹配(K=1)的检验结果，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准偏差绝对值均小于5%，且大多数变量的T检验的结果都不拒绝参保组与未参保组无系统性差异的原假设(年龄和是否为留守老人除外)，表明倾向得分匹配法有效减少了两组样本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其余匹配方法的平衡性检验结果与K近邻匹配(K=1)的检验结果类似。
(二)异质性检验
1.基于不同健康状况分组的检验
为了反映新农保对不同健康状况的农村老年人经济获得感的影响，根据老年人对健康状况自评的回答将总样本分为“不健康”组、“一般”组和“健康”组分别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以看出，新农保对不同健康状况的农村老年人总体经济获得感均有正向影响，尤其对于身体状况为“不健康”组的老年群体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且ATT值最大。可能的原因在于：老年人的劳动能力、生活能力随着其健康资本损耗的增大而逐渐丧失，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无法通过农业劳动等方式获取收入，缺少稳定的生活保障。此外，农村老年人大多具有“能省则省”的生活习惯，缺乏保障易使其生病后为了省钱“小病拖、大病扛”，造成生活状况的恶性循环。而参加新农保可按月领取的养老金能够给予老年人稳定的收入来源，为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创造更多医疗保健和照料的机会，提高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利用率，从而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提高其经济获得感。
2.基于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分组的检验
易受经济和疾病风险困扰的农村老年群体与其他人相比通常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养老和贫困问题，而贫困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边缘群体，提升其经济获得感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尤为重要。为了检验参加新农保对不同经济状况的农村老年人经济获得感的影响，本文采用国家现行规定的贫困标准，分别选取家庭人均纯收入2800元/年和3146元/年作为2014年和2016年农村地区的贫困线，将当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群体设定为贫困组，不低于贫困线的则设置为非贫困组。结果由表7所示。
表7显示，参与新农保显著提高了贫困组的总体经济获得感，但对两类群体相对经济获得感产生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能引发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首先，与非贫困老年群体相比，贫困群体面临着较强的预算约束与更差的生活状况，参与新农保可获得的长期稳定的养老金收益带给这部分老年群体的边际效用更大。其次，贫困老年群体可通过使用养老金改善生活，从而增加他们的经济获得感。而对于收入在中上水平、非贫困的老年群体而言，现行新农保政策所给予的养老金仍较少，对其生活质量改善的作用并不显著。对于相对经济获得感而言，如前文所述，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待遇享受与缴费的关联性较大，个人账户可领取的养老金与个人选择的缴费档次相关，因而对相对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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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留守老人与非留守老人分组的检验
已有研究表明，子女外出后，留守老人的农业劳动负担和家务负担都有所加重，在经济和生活照料等方面面临着许多困难[28,29]。为了比较参加新农保对留守老人与非留守老人经济获得感的影响，本文根据老年人的子女是否长期外出将总样本分为“留守老人组”和“非留守老人组”分别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8所示。结果表明，新农保对留守老人与非留守老人的总体经济获得感均有正向影响，尤其对于留守老年群体，K近邻匹配法(K=4)显示参与新农保对其总体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在10%统计水平上显著且ATT值较大。可能的原因是：与非留守老人相比，留守老人在经济上缺乏支持、日常生活上缺乏照料，且劳动强度也更大，参加新农保一方面可以增加固定收入，减轻劳动负担并增加其购买力，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另一方面，新农保所具有的风险保障功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子女长期在外使留守老人产生的不安全感，增进其总体经济获得感。而在相对经济获得感方面，参与新农保对留守老人和非留守老人的影响均不具有显著性。——论文作者：罗叶1，贺晓英2，宁满秀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