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肇庆传统村落为对象，利用GIS和空间句法等研究方法探究其建筑文化景观特征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受传统山水文化理念影响，村落与自然地理要素间的组合形成了临水而居型、依山而建型、平地展开型和依山傍水型4种类型;2)传统村落空间扩张则受到宗族和血缘关系的支配，形成了便于信息交流的村落空间组织;3)公共场所周边街巷整合度较高，地势平坦地区街巷结构可理解度较高;4)区域内建筑文化景观主要有广府和客家，其空间布局和内部结构存在显著差异;5)尽管区域内存在不同的文化分区，但其建筑文化景观具有显著的岭南文化基因;6)自然地理环境是肇庆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形成的基底，社会基础和文化传承则分别是其形成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经济基础和技术水平保障了肇庆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的形成。
关键词：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形成机制;肇庆
传统村落是一种文化遗产载体，既承载着物质文化遗产，又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即现存历史文化实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较丰富和集中，能较为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民俗风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村落(金其铭，1989)。国家对传统村落的认定基本符合上述观点。文化景观是由某特定文化族群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人类活动的结果而形成的(汤茂林，2000)。传统村落建筑景观是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文化在传统村落建筑的外在表现形式和特定地域人地关系的反映，是文化作用于自然的产物，包括了民居建筑的聚落选址、格局、外观、型式和风格等(沙润，1997，1998;陈晨， 2010)。
国外对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的研究多关注村落形态、建筑特色及其影响因素等。早在1895年，梅村(A. Meitzen)就对德国北部的传统农业聚落形态进行了划分(李红波 等，2012)。Hill(2003)利用GIS技术探究了传统村落形态，并归纳出了6种类型：规则型、随机型、集聚型、线型、低密度型和高密度型。Bağbancı(2013)对土耳其西北部布尔萨市传统村落建筑特色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木梁结构系统支撑了整个民居建筑，减少了对当地石材的依赖，木梁结构系统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连接处选用金属钉子。此外，Antrop(2004)将地理位置偏僻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与大城市附近的乡村、城镇化村庄进行了对比研究，并探讨了这3种类型村落文化景观的演变模式。在聚落地理发展初期，研究者关注自然地理条件对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整体布局和内部结构等方面的影响(金其铭，1988)。国外社会文化对传统村落建筑景观影响的典型为伊斯兰建筑。由于光线是神的象征，故伊斯兰地区村落建筑通常将光线、空间和结构有机结合(霍格， 1999)。Robinson(2003)在探究南非村落居民点空间分布与基础设施、发展机遇的关系时发现，基础设施可达性是影响居民点分布形态的主要因素。在社会经济快速的变化过程中，部分研究者认为城镇化和旅游开发等人类决策行为对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保护带来了巨大压力，如建设集镇带和中心村庄 等 促 进 了 传 统 村 落 建 筑 文 化 景 观 的 衰 败(Hoffman，1964;Medina，2003;Palang et al.，2005)。
区域类型划分和区域差异一直是国内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重点。有研究者基于中国文化地域空间格局，将中国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分区划分为北方建筑文化景观区、扬子建筑文化景观分区、西南建筑文化分区、东南建筑文化分区，并在四大文化分区基础上细分了9个文化亚区和个别文化核心区(陈晨，2010)。也有研究者利用景观基因法分析了中国不同地区古村落建筑景观基因胞、基因形和基因链特征的区域差异(刘沛林 等，2011)。受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影响，众多研究者试图利用定性分析方法解读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对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形成的影响。自然地理环境为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提供了建造的基地和物质，故传统村落建筑选址、布局、外观等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岭南疍民居住方式有水上群居、散居及陆上杂居等，其居住形态是对自然地理环境适应的结果(吴水田 等，2011);岭南传统村落建筑的共同特点就是通风、阴凉(徐勇志，2016);关中平原自然村落整体形态以团聚状为主，陕北黄土高原则是集中与散居并存，以小型团聚状为主，陕南山区则以散居为主(尹怀庭 等，1995)。自然地理环境影响着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的外在形式，而人文社会环境既作用于外在形态，也作用于建筑文化景观的内质和精神。中国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设计深受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厚德”“礼乐”“比德” 和“中心”等方面的影响(矫克华，2014)，最具典型的客家建筑文化景观展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礼制、审美旨趣和等级观念(江金波，2004);著名的徽州古村落文化景观则是宗法观念、文化氛围、园林情调的综合体现(陆林 等，2004，2007);传统权利关系和儒家思想中的“中和位育”意思形态赋予了贵州省务川县龙潭村古民居制式和空间区隔独特的蕴意(闫玉，2016)。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科学研究认知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提供了便利，部分研究者利用空间句法分析了南京市高淳何家―吴家村(徐会，2015)、广州市小洲村(陶伟 等，2013)和北京柏峪村(王静文 等，2008)等的空间形态特征。目前，国内针对肇庆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特征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其空间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间的关系(罗德胤 等，2014;周春山 等，2015)、单个传统村落的形态和建筑特色(钟国庆，2009;任炳勋 等，2016)及形成机制(李颖怡，2007;王明星 等，2008)等方面。上述研究成果丰富了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从起初的简单定性描述，向复杂的量化和可视化发展。尽管国内已有研究主要从空间形态、空间组织、街巷特征、建筑风貌和建筑文化等单一视角或多或少地分析了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特征，但较为全面地对某一地区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进行研究较少，特别是缺乏运用宗祠或宗族关系对传统村落空间组织扩展进行可视化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以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肇庆传统村落为对象，利用GIS和空间句法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其建筑文化景观特征及形成机制，以期充实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理论研究，强化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保护意识。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肇庆是广东省西部广府文化亚中心、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是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交融渗透地区，其内部可划分为肇中广府文化区、肇南水乡文化区、怀集―封开广府客家文化交融区和广宁客家文化区等4个文化分区(图1)(司徒尚纪，2013;彭丽君，2015)。秦汉时期，肇庆就是百越地区军事重镇;唐至清中期，则逐渐演变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和村落数量快速增加;清末至今，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城镇的快速发展，城乡聚落网络体系日渐成熟，传统村落发展已失去了曾经的辉煌。肇庆现有村落1 769条，主要分布在怀封盆地、广宁绥江盆地、四会江谷盆地等地势平坦地区;其中，经国家认定、保留了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痕迹的传统村落共有32条。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依据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内涵，本文认为需要从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组成要素中的物质类别和非物质类别来探讨肇庆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特征及形成机制。其中，物质要素主要包括非建成环境中的自然环境和建成环境中的建筑、街巷和空间组织，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了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宗族文化等(图2)。在研究方法方面，GIS主要用于探究肇庆传统村落的空间组织、建筑风貌、村落布局与自然山水间的关系等，空间句法中的平均深度值、整合度和可理解度主要用于分析村落内部街巷特征。
2 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特征
2.1 遵循人地关系协调发展，融入传统山水文化理念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时期，山是村落发展重要的物质供给来源，水源是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肇庆地处珠三角平原和粤北山区丘陵的相结合处，区域河网密集，有西江和北江两大水系。正是这种山水地貌孕育了肇庆众多传统村落与山水相伴，空间布局遵循传统山水文化原则。根据肇庆传统村落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空间组合特征，可将其归为临水而居型、依山而建型、平地展开型和依山傍水型4种基本类型，即分别表现为水―村、山―村、平地―村和水―山―村4种基本空间组合。临水而居型是指传统村落建筑文化景观空间布局受水网切割的影响，村落建筑临江或涌而建、围塘而建，如临涌型传统村落广宁县大屋村、围塘型传统村落高要市槎塘村。依山而建型是指村落建筑布局多顺山势而建，呈行列式，巷道长短宽窄不等，如怀集县孔洞村空间形态总体呈楔形，前窄后宽，整体坐南朝北，背靠凤凰山，周围地势开阔，形如下山猛虎。平地展开型是指分布于河谷的传统村落，地势平坦，田园广阔，村落建筑建设主要沿交通干道展开，如四会市邓村。依山傍水型是指传统村落群山环抱，山中溪水环绕村落并流入村庄，并在局部地区发展成水塘，如德庆县金林村建在盆地中，台地高耸，背靠大雾山，“寿星、金龟、蝠、鹿、鹤”五山围绕于村庄周边，形成了“五山会局”之势，溪水流经村庄，并在低洼地区形成水塘。
2.2 村落空间组织以宗祠为中心，契合居民交流需求
传统村落内部空间组织既是其文化景观的物化体现，又反映了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空间联系，是伴随着村落的生成、发展而同步展现的，是村落存在的基本形式。
相关期刊推荐：《热带地理》Tropical Geography(双月刊)1980年创刊，是华南地区唯一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内容涵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门类，重点反映热带亚热带地区地理学及分支学科、边缘学科具创新性、前沿性的学术研究成果;该区资源调查和经济开发规划专题论文，学术动态、综述、简讯等。
2.2.1 宗祠对村落发展具有较强的控制力 在发展早期，传统村落空间扩张和资源分配更多地依靠内部的宗族力量，较少依赖于外部力量。宗族文化宗法礼制观念中的“天、地、长”等级制度深刻影响着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宗祠、支祠、家祠构造了不同层次空间领域的礼制中心，不同族性及同族性不同远近血缘的关系明显影响着民居的空间选址。本文选取了村落空间形态与空间肌理保存较好的邓屋、孔洞、金林、古蓬、白石、大屋6个传统村落，在ArcGIS中利用python对几何中心模型和反纽林模型进行编程，分别求得村落几何中心和人口分布中心，并基于这2个中心加权平均计算村落发展中心。结果显示：邓屋、孔洞、金林、大屋、白石和古蓬6 个传统村落发展中心与祠堂的空间距离分别为16、 53、28、61、19和17 m。村落的发展中心均十分靠近宗祠(图3)。虽然村落空间发展深受地形和水系的影响，但宗祠作为供奉祖先和祭祀场所，对建筑建造秩序具有较强的控制，是传统村落向心发展的重要拉力之一。宗族年老长辈通过宗规宗制组织和管理村落内部大小事件，约束协调村民间的利益关系。部分村落的扩建、建筑维修等均需要宗族统一决定，村落发展总体呈现出围绕宗祠为中心有序地建设。
2.2.2 居住间距以相互认识域和识别域为主 住居间距不仅是一种文化景观，还反映了居住者的地盘主观意识，是居民意识中的距离感物化。传统村落建筑间距除了保证基本的通行需求外，还需便于居民日常基本交流。日本社会学者佐藤方彦(1992)在《人间工学基准数值数式便览》中提出：日本人日常交流沟通与相互间距离存在一种规律性，即有排他域、谈话域、接近域、相互认识域和识别域5 种沟通域类型，所对应的空间距离分别为0~0.5、 0.5~1.5、1.5~3.0、3~20、20~50 m。传统村落建筑单体作为人类日常生产生活的载体，其相互间距离影响着居民的交流沟通。因此，以传统村落建筑单体中心为节点，计算建筑间的空间距离以判断邓屋、孔洞、金林、大屋、白石和古蓬6个传统村落建筑单体间的沟通域类型。结果显示：建筑间距平均值为 15.73 m，相互认识域和识别域2种沟通域类型所占的比重分别为65.26%和31.55%。这说明肇庆传统村落建筑单体在建造时，充分考虑了居民的通行和沟通需求。
2.2.3 传统村落空间组织的网络拓扑结构有利于信息交流 传统村落空间组织结构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化，其空间形态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和层次性。建筑单体彼此通过一定的结构形成特定的建筑组团和精神组织结构关系，景观节点、建筑组团和公共空间三者之间的组织结构关系形成了完整的村落空间形态。这种空间形态除了满足日常的采光、通风和交通需求外，更重要的是保障彼此交流。为了进一步探讨肇庆传统村落空间结构模式，依据佐藤方彦(1992)所确定的能判别熟人的远方相距为50 m，将邓屋、孔洞、金林、大屋、白石和古蓬6个传统村落建筑间距<50 m的建筑单体中心连接起来，从而构建建筑单体彼此间的网络拓扑结构。结果显示：上述6个传统村落内部呈现出一组组相对完整的原始建筑组团，村落空间整体发展以这些组团为基础对外扩张，形成较为明显的梳式分布景观格局。该类原始建筑组团通常以祠堂、广场和书院等重要公共活动空间为核心，周边建筑围绕这些公共活动场所形成类似六边形或圆形的布局形态(图4、5)。这种网络拓扑结构有利于居民在公共场所交流、传播信息。
2.3 公共场所周边街巷可达性偏高，地势平坦地区街巷结构具有较高相似性
街巷是传统村落居民交流、出行的主要空间，是连接传统村落中自然山水、建筑、空间等的关键要素，是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建成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2.3.1 高整合度的街巷轴线与公共空间节点高
度吻合 空间句法计算结果显示：大屋村、邓屋村、白石村、扶溪村、古蓬村和罗洪村6个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周边街巷的平均深度值(是指从某节点到另一节点的最少步数，表达的是空间转换次数，而不是实际距离)(8.54)较一般住居区内(14.39)低。这说明居住在公共场所附近的居民到市场、庆典、议事等公共场所需的空间转换次数较少。从各个村的整合度(是村落中某空间单元到其他所有空间单元的最短空间路径平均值;整合度值越大，则空间可达性越强;反之亦然。)来看，大屋村虽有较为统一的轴线，但受河流分隔的影响，空间布局较为分散，街巷格局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但宗祠附近局部仍存在整合度较高的轴线。邓屋村存在完整的街巷系统，有较多南北偏东且主次结构等级分明的街巷，整合度较高的核心轴位于宗祠附近，核心轴线与核心景观重合，而贯穿南北的街巷主轴整合度亦较高，交通疏散功能较好。白石村则因受到城市化的影响，整合度较高的街巷多位于村落外部，村落内部街巷较为曲折且空间狭窄，整体整合度偏低。扶溪村拥有多条完整且较长的街巷轴线，整合度较高的均位于村落重要景观节点附近。古蓬村街巷纵横相错，轴线之间几近垂直，街巷格局极为完整，整合度较高的轴线贯穿南北。罗洪村具有相对完整且走向明确的街巷，但街巷彼此间存在较大的夹角限制了整合度的提升(图6)。
2.3.2 地势平坦地区村落街巷具有较高的可理解度 经计算，白石村、邓屋村、扶溪村和古蓬村4个传统村落街巷整合度散点分布相对集中，线性分布的斜率绝对值接近1，可理解度(衡量从某个空间所看到的局部空间结构能否建立对整个空间系统的图景)关联值R 2在0.5~0.7之间(图7)。说明这4个传统村落街巷整体空间结构过渡自然，未有明显的突兀现象，可根据其局部街巷空间结构建立起对村落整体街巷空间结构的良好认知。其主要原因是这些传统村落地势平坦，地貌较为单一，街巷规整。然而，大屋村和罗洪村2个传统村落街巷受地形的影响，街巷布局结构较为混乱，街巷局部整合度与整体结合度差异性较大，可理解度较低，街巷整合度散点分布较为分散，线性分布的斜率绝对值远大于1，分别为9.43 和8.50。——论文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