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梳理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基于建筑工人个体视角确定相关影响因素并构建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理论模型。结合现场访谈对模型进行修正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处理问卷数据并对假设进行验证，最终确定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结果显示:安全认知与安全能力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关系显著，安全意识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关系不显著，且安全能力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安全认知。
关键词: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结构方程模型(SEM)
0引言
建筑安全事故严重干扰工期、影响现场管理并带来高额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同时引发系列的社会危害[1]，因此建筑安全形势对建筑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然因建筑业的行业特点和建筑工人的群体特点，使得安全事故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行业[2]。而由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的安全事故占比超过90%[3]。人为失误是在组织管理环境下对风险的不当处理，组织和个体被认为是引发事故的关键因素[4]。当前学者将个体因素分解为理解误差、错误判断、操作失误等意识、能力层面[5]，以及工作压力[6]、情绪态度[7]等生理、心理方面，将组织因素分解为教育培训、工友交流等[6]。而影响因素在不安全行为形成链条中的位置、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便是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KarenA.B等[8]通过构建危险情况、安全文化、生产压力与安全态度和安全能力的关系构建社会、组织、个人的行为绩效机理模型;JohnsonS.E[9]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探究组织管理与个体行为影响因素的关系机理;FogartyGJ[10]研究群体规范、群体态度、工作压力等安全氛围的不同维度与个体影响因素的关系机理。现有行为发生机理模型过于侧重心理学的表达，且与组织管理等交互作用，与建筑工人的特点结合较少，从而使发生机理复杂化，且缺少现场的实践论证，对于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治理非常不利，亟待加强对行为机理的研究。
基于上述研究分析，笔者通过文献资料分析和专家访谈梳理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个体相关影响因素，构建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模型，并进行验证，为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1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建筑工人行为的个体影响因子是行为逻辑关系的基础，是组织治理、社会管理等的基础[6]，其不安全行为的外在表现受内在的心理活动支配[11]，心理的调节处理会作用于工作倦怠[11]、工作压力[6]、工作情绪[7]、工作态度[7]等。心理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作用较大，因此建筑工人主体间的差异不明显，而安全能力作为主体差异化的主要特征，在不安全行为发生原因中占重要地位，此外年龄、人格特质等的差异也会引起不安全行为的不同。这些不同的前介因素便形成安全意识和安全动机的差异从而影响行为选择。而安全行为绩效有安全参与行为和安全服从行为[12]。根据这些因素的影响作用和关联性，从而搭建建筑工人个体不安全行为机理模型。该模型由三层系统构成，分别为外界系统、传递界面和个体系统。外界系统为整个行为机理模型的输入层和输出层，传递界面为外界系统与个体系统之间的过渡，个体系统即为行为判断选择系统。建筑工人行为的产生首先受社会环境以及物态的影响，如作业场所面积、气候、作业器械等，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受传递界面的选择处理，从而输入行为选择信息，供个体系统进行判断。传递界面主要指建筑工人对行为的认识深度，这种认识与工人的个体系统又有密切关系。而在个体系统中，其判断、选择的路径是较为复杂的，不但受个人自身特征的影响，例如年龄、性别、性格等，同时还与后天的安全教育培养有关，其知识水平、技能水平使行为反馈结果均不同，其他还有工作习惯、行为意识等，最终在内部系统处理后产生行为动机，即传递界面，然后产生指导最终行为的选择，作用于外界系统即安全行为绩效。其具体机理模型图如图1所示。
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个体系统，而相关要素众多，本文通过对6个施工现场的安全检查记录进行分析，并结合安全管理专家及现场一线管理人员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核心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归纳得出安全认知、安全能力和安全意识在整个行为链条中处于核心位置。
1.1安全认知
安全认知是建筑工人对安全管理、技术规范以及事故防范的认知[13]，是个体基于安全感知层面下自身心理、态度、情绪等的变化情况[14]，是对现场安全的综合反应。现场因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引发的心理、态度、情绪失稳的安全隐患众多，例如临边防护搭设时，建筑工人按照班组长的要求对临设防护设施搭建，但整体的质量以及构件的完整性建筑工人缺乏缜密的心理对其进行全面检查，因此出现受力杆件无刚性连接等安全隐患，而现场用电及脚手架安拆均有此方面的问题。此外，建筑工人在作业区休息以及未佩戴完整的防护设施进行高空作业，最根本的错误即闲散的工作态度。而这种现象与建筑业作业特点密不可分。建筑工人不具备全面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其行为有较大的自发性，且建筑行业复杂的工序造成建筑工人业务能力的缺失，难以让每一个建筑工人熟知各项的安全作业要求;其次建设项目从无到有，现场物品的混乱使得建筑工人的注意力分散，或对安全重视程度降低，产生认知上的偏差;第三，不完备的安全监督检查使得建筑工人的安全认知异常重要，需要自发性的认识到现场作业的风险及危害。
这种行业背景使安全认知对工人的心理、意志等产生一系列影响，从而作用于最终的行为选择。据此假设H1a和H1b为安全认知对安全参与行为和安全服从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1.2安全能力
安全能力是个体价值观、知识技能、自身稳定性等保障生产活动顺利进行的风险应对能力[15]。几乎所有的专家认为缺乏技能是现场不安全行为的主要原因[16]。安全认知是由于建筑工人的自身属性造成的，而这种体现在安全能力方面更为明显。例如上文分析的临设搭设和脚手架安拆，其最核心的原因是建筑工人不具备该方面的技术知识，此外，基坑边坡防护、大型设施吊装等对建筑工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的要求更高，看似简单以劳力为主的建筑施工作业，实则有复杂的规范标准要求建筑工人严格执行，而此方面与航空、交通及煤矿均有明显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建筑行业涉及专业多、界面复杂造成的，因此对于建筑工人的知识、技能、风险处置能力要求也较高[6]。而知识、技能、风险处置能力、应激能力等互相之间的连贯性较强，可综合概括为安全能力，代表建筑工人对不安全行为的处置能力，或对安全行为的选择能力，此因素能够直接影响最终的行为选择。据此假设H2a和H2b为安全能力对安全参与行为和安全服从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1.3安全意识
安全意识是指生产活动中对安全现实的认识和表现[15]。习惯性、无意识的行为表现在施工现场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分析时经常出现，例如电箱未关闭、电缆浸水、木工作业区留易燃物品等。这部分行为与安全认知和安全能力存有部分交叉，但又不能完全用两部分进行解释。安全意识在建筑业的地位都非常重要，因其主要由习惯性行为引起，因此类似一颗定时炸弹，在任何场所均有可能发生危害。对于工人而言，这一部分行为特征属于习惯性、无意识性的，是长期工作形成的定势，该定势能够有效指导工人的作业方式，因此存在行为绩效好坏两方面的引导。据此假设H3a和H3b为安全意识对安全参与行为和安全服从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1.4其他因素
安全心理、安全意志、安全情感等在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原因分析中出现的频次较少，但此结果不能代表安全心理、安全意志、安全情感对建筑工人安全行为的产生不重要，只是受限于建筑安全管理水平以及建筑工人的自身特点，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明显优于此。在实践认知方面，建筑工人在自然开放的环境中作业，对自身心理、意志、情感等的稳定性较好，此类因素在安全事故中的影响体现较小，而态度、情绪等能够产生局部影响作用，在此包含于安全认知。而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应激能力、风险处置能力均是建筑工人对安全隐患或事故的防护应对能力，结合上文分析包含于安全能力。安全意向、安全习惯等是建筑工人习惯性的作业方式、作业步骤等归纳综合，包含于安全意识。
综上分析，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核心因子如表1所示。
2数据来源与量表设计
2.1研究样本
问卷调查选择重庆、安徽、山东等6个处于不同施工阶段、不同自然环境下的施工现场一线生产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为调研对象，同时选择12位安全管理专家及教授参与调研。选取分层随机抽样法对调研人员进行选择，共发放问卷共计400份，回收问卷337份，问卷回收率达84.25%，除去无效问卷42份，本次调查问卷共收回295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87.53%。
2.2量表设计
安全认知、安全能力、安全意识并没有统一的概念，在进行量表设计时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根据建筑工人个体行为机理需求进行调整，并通过与6位安全管理专家逐一进行论证，最终确定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个体影响因素初始量表。
安全认知(SP):指建筑工人对施工现场不安全因素的个体反应，因本文研究对象为建筑工人个体的内在行为机理，不考虑外界组织、环境对行为的影响机理，而将重点置于对建筑工人情绪、态度、心理等引起的变化。参考HayesBE等[17]的研究，以不安全因素对工人个体内在特征的变化为依据，选取安全心理(SP1)、安全情绪(SP2)、安全态度(SP3)、工友关系为(SP4)为测量安全认知的量表。
安全能力(SA):指建筑工人对施工现场不安全因素的处置能力，也基于建筑工人个体内在特征，参考ReA[18]等的研究，选取工作经验(SA1)、理论知识(SA2)、技术能力(SA3)、学习能力(SA4)为测量安全能力的量表。
安全意识(SC):指建筑工人将安全与生活工作的融合程度，参考ZhangJingyu等[19]的研究，选取行为习惯(SC1)、安全的关注程度(SC2)、安全的判别程度(SC3)、作业冒险程度(SC4)为测量安全意识的量表。
安全服从行为(PB)与安全参与行为(CB)的相关量表非常成熟，结合本研究对建筑工人个体的影响，参考NealA[12]选取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PB1)、安全作业习惯(PB2)、安全防护习惯(PB3)、安全服从反抗(PB4)等为测量安全服从行为的量表。安全参与行为(CB)为日常工作管理(CB1)、公司战略管理(CB2)、管理参与主动性(CB3)、管理参与影响性(CB4)等为测量安全参与行为的量表。
3量表检验与模型验证
3.1信度与效度分析
为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对问卷进行试测，选取相关系数和内部一致性值进行判定，相关系数在0.3以上且显著性水平在0.01以下的合理并给予保留。通过试测保留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测量量表的所有题项。然后通过运用SPSS18.0分析问卷变量数据的有效性与可靠性。安全认知、安全能力、安全意识、安全参与行为、安全服从行为的Cronbach’sα取值分别为0.845、0.914、0.845、0.804、0.730，总体信度系数为0.903，各观测变量的Cronbach’sα取值均大于0.7，说明该问卷指标的数据可靠性得到认证。另外，除安全服从行为数据信度位于0.7～0.8区间内之外，其他变量均高于0.8，数据高度可信，属于可信区间，而且总数据信度大于0.9，可信度极高，故该数据可信。变量数据中安全能力与安全意识的KMO值大于0.8，效度适合;安全认知、安全参与行为、安全服从行为的KMO值>0.7，效度一般;总数据的KMO值>0.8，效度适合。另外，在总数据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KMO值为0.870，Bartlett’s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3149.689，相应的概率P接近0，小于0.001，说明该问卷的数据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详细数据如表2所示。
3.2模型验证与分析
借助于AMOS21软件对结构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运行结果发现安全意识对安全参与行为的C.R.值为1.63，P值为0.096，远大于0.05，安全意识到安全服从行为的C.R.值为1.812，P值为0.070，大于0.05，选取修正指数MI值最大的依次调整路径，修正后的模型安全意识通过安全认知和安全能力间接作用于安全参与行为和安全服从行为。
而杨辰飞[20]归纳国内外安全意识概念及构成维度，得出安全意识主要涵盖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素养以及身体状态和外在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而安全认知、安全情感、安全素养又分别包含于安全认知和安全能力，安全意识作为影响变量，处于“外界刺激→态度、心理等认知系统→能力等调节系统→意识、动机等反应系统→行为结果系统”行为链条中的末端，其本身受认知系统和调节系统的影响，因此在进行观测变量调查时，对其的影响作用往往忽略，但不代表在行为链条中不存在位置。
而在实践认识中，较为反复的强调提高建筑工人的安全意识，且在现场不安全行为调查中也发现安全意识薄弱是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主要原因，然而安全意识受安全认知、安全能力等综合影响，其自身更倾向于结果性的表达，而非影响因素或过程变量。因此在进行安全行为测量时，当出现安全认知和安全能力的测量时，便影响了安全意识的测量，从而使安全意识不能够显著影响安全参与行为和安全服从行为。因此在模型中予以删除符合理论及实践意义。
最终的各潜在变量间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3.3模型结果分析
模型的拟合指数如表4所示，χ2/df为2.65，位于2～5区间内，说明该样本协方差矩阵与估计的协方差矩阵的相似程度较大，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样本的简约指数PGFI为0.674，大于0.5的标准，PNFI为0.739，也大于0.5，都符合要求;绝对拟合指数RMSEA为0.075，小于0.08，GFI为0.973，大于0.9，说明数据拟合效果较好，数据的相对拟合指数CFI为0.912，大于0.9，接近1，IFI为0.913，也大于0.9，接近1，说明拟合结果较好。
安全认知对安全参与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影响强度达到0.352，说明安全认知对安全参与行为起正向作用(H1a);安全认知对安全服从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影响强度达到0.381，说明安全认知对安全服从行为起正向作用(H1b);安全能力对安全参与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影响强度达到0.290，说明安全能力对安全参与行为起正向作用(H2a);安全能力对安全服从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影响强度达到0.257，说明安全能力对安全服从行为起正向作用(H2b);而安全意识对安全参与行为及安全服从行为引起P、C.R.值均不满足要求，呈现不显著影响，即H3a及H3b假设均不成立。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的部分假设得到了验证，修正后的模型能够满足实践验证。首先，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个体行为机理由安全认知和安全能力两个维度构成，而两因子对安全行为绩效具有较明显的差异，安全认知对安全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为0.352，对安全服从行为的影响关系为0.377，而安全能力对安全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为0.290，对安全服从行为的影响关系为0.257，安全认知和安全能力的观察变量影响关系均达到0.6以上，能够解释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因此可以界定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的主要影响因子为安全认知和安全能力。
3.4模型讨论
1)安全认知作为过程变量显著影响安全管理绩效，且在建筑工人安全行为绩效中也具有重要作用。施工现场复杂的人物环境交叉影响，使现场的不安全因素及风险难以消除，而人的行为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情境中更易脱离自身控制，疏忽自身的行为认知，从而被动的发生不安全行为。这种行为发生逻辑遵循复杂多变的现场环境→意识层面行为处理→外界环境认知→行为波动→趋于不安全行为，安全认知在其中起转换连接作用。
2)安全能力对安全管理绩效的影响作用巨大。个体安全能力是基于工程技术、信息、知识以及经济效益等安全资源对系统的输入，由个体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从而提高安全综合效益和实现安全目标的循环过程。刘祖德[15]同时认为安全能力的塑造主要基于安全意识、安全行为和安全经验的相互耦合作用。
4结论
1)建筑工人个体不安全行为发生机理通过外界刺激作用于建筑工人的安全认知、安全能力、安全意识，从而使其产生相对应的安全动机，最终做出行为选择。
2)安全认知对安全行为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安全认知作为偏感性的影响因素在施工现场管理中不被重视，但其不稳定的状态对行为绩效的危害是显著的，特别是安全认知对安全参与行为的影响。——论文作者：叶贵，李静，段帅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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