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学术出版场域由科研资助机构、学术出版机构、大学、科研机构、图书馆占据的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构成，场域中的资本主要有经济资本、学术资本、知识资本、内容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6种类型。 图书馆出版的快速发展、S计划的发布、学术资源获取方式多元等因素使得学术出版场域内各种资本形式的数量分布和结构发生改变，进而导致欧美学术出版场域结构发生变革。 在各自不同学术出版惯习的指示下，商业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和学会出版社结合其拥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生成了差异化出版策略。 面对欧美学术出版场域的变革，商业出版社采取妥协与兼并策略，大学出版社采取创新与合作的策略，学会出版社采取合作与高质量发展策略。
[关键词] 学术出版 场域 资本 惯习 开放获取
1 学术出版场域及其资本
场域(Field)这一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Bourdieu)提出。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 学术出版场域由科研资助机构、学术出版机构、大学、科研机构、图书馆占据的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构成。 学术出版场域是自主性的场域，距离权力场域相对较远。 从知识生产方面来说，学术出版是针对学术同行的有限生产，因而学术出版场域更加遵循场域内部的规则。 学术出版场域也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场域，学术出版机构、大学、图书馆、科研资助机构等在场域内部不断争夺资本与权力，试图维持或者提升他们在学术出版场域中的位置。
1.1 学术出版场域中的出版机构
学术出版机构在学术出版场域中占据重要位置。 在学术出版场域中，学术出版机构可被划分为商业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和学会出版社三种类型。
商业出版社也被称为营利性出版社，以便与非营利性质的大学出版社和学会出版社区分。 欧美商业出版社主要有爱思唯尔(Elsevier)、斯普林格 ·自然(Springer Nature)、威利(Wiley)、泰勒 ·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等，多为掌握学术话语权的大型龙头学术出版商[2]。 营利性开放获取出版机构，如英国生物医学中心(BioMed Central，BMC)也属于商业出版社。
欧美大学出版社通常以慈善团体或非营利机构的形式登记，并作为它们所属大学的一个部门或行政单位而存在。 所属大学对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业务和财务状况进行监督。 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两家大学出版社，在学术专著、学术期刊、英语教育、工具书等出版领域均有较高市场份额，分支机构遍布全球。 由于经营效益较好，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每年会向母体大学贡献巨额的营业收入。 美国大学出版社规模相对较小，有些出版社需要依靠母体大学资金补助或社会捐赠来维持出版业务[3]。
学会出版社也是学术出版场域不容忽视的力量。 全球规模较大的学会出版社有英国皇家化学会(RSC)、美国化学会(ACS)等。 英国皇家化学会始创于1841年，出版46种同行评审期刊、1500多种学术图书，其中综述类旗舰刊物《英国皇家化学会评论》(Chemical Society Reviews)五年影响因子高达43.430。 美国化学会是世界上最大的专业科技学会之一，自1879年创办第一本期刊《美国化学会会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以来，已创办65种学术期刊。 美国化学会期刊学术影响力领先，曾被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评为“化学领域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化学期刊”。
1.2 学术出版场域中的资本
依据布尔迪厄对资本概念的阐释，结合学术出版场域的特点，可将学术出版场域中的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学术资本、知识资本、内容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6种类型。 笔者以学术出版机构为例来阐述这些资本的概念与功用。
经济资本是指学术出版机构在经营中积累的资金资源。 学术出版机构通过图书馆订阅付费、收取文章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APC)以及数据分析、科研评估等信息服务来获取财富和收入。 爱思唯尔、斯普林格等大型商业出版社的经济资本最为雄厚。 部分大学出版社和学会出版社也具有丰厚的经济资本，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美国化学会等。 相对商业出版社，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和学会出版社在经济资本占有上处于弱势。
就学术出版机构而言，文化资本主要有三种形态：科研人员的学术资本、出版从业者具备的知识资本和学术出版机构拥有的内容资本。 学术资本是指科研人员拥有的学术禀赋以及撰写的学术论文、学术专著等研究成果，以身体化和客观化的状态来呈现。 知识资本是指学术出版机构雇用的编辑、营销等职员的教育水平以及他们积累的知识和技能，以身体化和制度化的状态体现。 内容资本是学术出版机构占有和使用学术内容资源，以及学术出版机构通过与作者、科研机构、图书馆签订合同带来的权利，以制度化的状态呈现。
社会资本是指学术出版机构凭借稳定而制度化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潜在资源和实际资源，主要包括学术出版机构的作者、读者、同行评审等资源。 对大学出版社而言，其社会资本主要依靠母体大学的学术关系网来积累。 学会出版社依靠学会积累的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关系网络来获取社会资本。
符号资本是学术出版机构积累的声望、认知度和尊重。 学术出版机构通过出版高质量的出版物、邀约著名专家学者稿件等方式来积累符号资本。 当然，不同类型出版机构符号资本的来源也有较大差异。 母体大学的学术声誉和高质量学术出版物让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大学出版社积累了丰厚的符号资本。 学会出版社主要依靠在某一学科领域的学术声誉以及所出版的高品质学术期刊来积累符号资本。 例如，美国化学会的《美国化学会会志》、美国物理学会的《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都在各自学科领域拥有较高的学术声誉，从而让美国化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积累了丰厚的符号资本。 商业出版社主要依靠旗舰学术刊物来积累符号资本，如爱思唯尔旗下的品牌期刊《细胞》(Cell)， 斯普林格 ·自然旗下的《自然》(Nature)等期刊在学术界拥有崇高的学术声誉，给商业出版社带来符号资本。
2 欧美学术出版场域的变革
近年来，开放获取运动走向深入，图书馆出版发展迅速，欧洲科研资助机构推出了S计划，学术资源获取方式日益多元，这些因素导致欧美学术出版场域资本分布状况发生改变。 图书馆出版在学术内容资源获取上显现出优势，而学术社交网络和开放获取仓储使得科研人员学术内容获取渠道增多，对学术出版机构的依赖性降低。 学术出版机构承载的内容资本和经济资本减少，而图书馆、大学、科研机构等学术出版场域内其他行动者拥有的内容资本和经济资本得以增加。 通过S计划等一系列举措，公共科研资助机构拥有的政治资本增多，权力场域对学术出版场域的影响加深。 学术出版场域内各种资本形式的数量分布和结构改变，使得与之相对应的行动者之间的力量关系发生了变化，学术出版场域的结构也因此产生变革。
2.1 图书馆出版的发展
图书馆出版是以学术图书馆为主体而进行的一系列支持学术性、创意性或教育性内容创造、传播及管理的活动[4]。 欧美图书馆出版实践始于1988年的麦吉尔大学，至今已有30余年的发展历程[5]。 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学术交流生态的变化，图书馆出版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学术出版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据《图书馆出版名录》 (Library Publishing Directory)显示，2019年全球开展学术出版业务的图书馆多达152个[6]。 图书馆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以出版机构为主导的传统学术出版模式，给学术出版机构带来了严峻挑战。
图书馆出版的迅速发展和当前学术出版场域的斗争密切相关。 学术出版机构双重收费、出版周期长等问题激起了图书馆和科研机构的反抗。 传统学术出版采用双重收费模式，科研人员或科研资助机构在出版时需要向出版机构支付文章处理费，而在使用学术资源时还要再次付费订阅。 双重收费模式限制了科研人员获取学术资源的权利，严重阻碍了学术交流。 学术出版机构出版周期长等特点也让科研人员学术成果发表受到限制。 图书馆出版主要采用非营利出版模式，以开放获取出版为主，出版成本较低，不会向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收取高额费用。 图书馆将开源软件系统和出版平台用于学术出版实践，加快了学术出版速度，满足了科研人员对出版周期的要求。
面对新型学术交流环境，欧美大学图书馆将学术出版作为新的业务增长点，持续增加对学术出版的投入，在学术内容资源获取、出版质量控制、数据出版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改变了与学术出版机构在资本分配上的相对数量和结构，提升了图书馆在学术出版场域的位置。 图书馆出版以学校师生学术成果、科学数据为出版重点，高校优质的学术内容资源被图书馆占有，让学术出版机构在内容资源获取上受到限制。 出版物长期保存使得图书馆在资源数量和连续性上形成优势，图书馆可以利用特色馆藏资源和机构知识库中的数据资源来开发学术出版产品，进一步提升内容资本数量[7]。 虽然与学术出版机构相比，图书馆在编辑加工、同行评审等质量控制环节经验较为欠缺，但近年来图书馆出版同行评审比例不断提高，在质量控制上成效显著。 在开放获取、科学数据共享的新环境下，图书馆在机构知识库数据存储和共享等方面积极开展实践，在数据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方面取得突破[8]。
2.2 开放获取S计划的发布
随着开放获取运动的推进，科研资助机构、科研机构、大学、图书馆等学术出版场域内的行动者要求出版机构开放获取的呼声愈加强烈。 科研机构和大学纷纷依托相关联盟组织，借助联盟具备的雄厚社会资本与学术出版机构争夺在学术出版场域内的位置。 学术出版场域内位置空间的各种权力关系发生变革，这种变革也正好迎合了部分科研人员和图书馆的期望。 2018年，欧洲一批科研资助机构成立“cOAlition S”联盟并推出S计划，要求受资助成果必须发表在完全开放获取期刊或开放存储库上。 若S计划顺利实施，学术出版机构获取欧盟国家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将会大打折扣，其内容资本和经济资本数量将不可避免地减少。 学术出版机构的商业模式也将发生改变，原有的付费订阅商业模式不得不让位于开放获取商业模式，学术出版机构在学术出版场域中的优势地位将受到严重冲击[9]。 S计划的提出进一步加快了开放获取运动的进程，学术出版机构、科研资助机构、大学、科研机构等场域内行动者之间的斗争加剧，调节场域内各方利益的变革性协议应运而生[10]。
2.3 学术资源获取方式日益多元
学术社交网络、预印本平台、盗版学术资源网站的兴起，使得学术资源类型更为丰富和多元，科研人员获取学术内容资源的渠道增多[11]。 作为一种新型学术交流媒介，研究之门(Research Gate)、学术界(Academia.edu)等现代化学术社交网络的兴起，为科研人员上传、获取、分享学术内容提供了途径。 科研人员不但可以通过学术社交网络免费获取学术内容资源，还可以与学术同行交流互动，建立学术合作。 然而，科研人员通过学术社交网络上传的部分研究成果并未征得学术出版机构的许可，侵犯了学术出版机构的权利，并让学术出版机构的内容资本受损严重。 科研用户免费分享和获取学术内容，使得出版机构学术内容在线访问和使用下降，经济资本也受到损失。 虽然爱思唯尔、斯普林格等商业出版社多次对学术社交网络进行抗议并提请法律诉讼，但仍然未能改变内容资本和经济资本严重流失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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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型学术交流系统，预印本平台数量的快速增长也给学术出版机构带来较大冲击。 目前，欧美国家较有影响的预印本平台有物理学和数学等学科领域的预印本数据库arXiv、生物科学领域的bioRxiv等。 预印本平台缩短了学术论文发表时滞，加快了科学知识传播速度，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然而，预印本倾向于发表在高影响力的开放获取期刊上，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传统学术出版机构的内容资源。 据相关学者调查，在预印本平台bioRxiv发表的预印本中，后来发表在开放获取巨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刊》(PLOS ONE)上的预印本最多[12]。 虽然预印本平台不会直接使学术出版机构的经济资本减少，却导致学术出版机构的内容资本和用户访问量受到影响。
3 学术出版机构的惯习与策略生成
学术出版机构的惯习即学术出版惯习，是植根于学术出版机构的一套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系统，是学术出版机构无意识的行动意向[13]。 简言之，学术出版惯习就是学术出版机构基于自身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状况，积淀下来的出版思维模式。 惯习左右着学术出版机构在场域内的行动方式，生产着学术出版实践。
提到惯习，有必要对学术出版场域内的另外两个概念加以解释：一个是“幻象”，另一个是“策略”。 学术出版场域内的幻象是学术出版机构、图书馆、科研人员等行动者一致认可并追求的价值。 他们都认识到学术出版的重要意义，努力去追求学术出版的崇高价值，争夺学术出版中的资源[14]。 学术出版场域有着特定的利益形式和幻象，那便是学术出版场域一直维持着的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声誉。 无论是科研资助机构、学术出版机构、图书馆，还是大学、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都希望通过占有高质量的学术内容资源，获取在学术出版场域内的声誉和名望，从而让学术界和社会认可自身的价值。 高质量学术成果和学术声望就像是一种引力，引导着学术出版场域内的行动者为之奋斗。
作为生成策略的原则，惯习激发学术出版场域内的行动者去追求学术声誉这一幻象，学术出版机构等行动者因此采取了某种策略。 这种策略没有经过理性的筹划，而是学术出版机构基于客观规律产生的行动方式。 学术出版场域是策略的根本基础和引导力量，学术出版机构运用策略来维持或改善他们在学术出版场域中的位置，具体策略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是学术出版机构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另一方面是学术出版机构受社会和历史两方面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对学术出版场域的认知[15]。
总体看来，商业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和学会出版社分别形成商业惯习、教育惯习和学科惯习。 商业出版社更为重视出版的商业价值，大学出版社较为重视出版的教育属性，学会出版社重视出版的学科服务属性。 然而，学术出版机构的惯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被学术出版场域形塑。 由于惯习不同，不同类型学术出版机构采取的出版策略也有较大差异。
4 惯习指示下学术出版机构差异化的策略
开放获取运动的深入和图书馆出版的兴起，改变了学术出版场域中资本的数量分布和结构，使得学术出版场域发生了变革。 在场域变革的新形势下，学术出版机构惯习不断被学术出版场域形塑，并随着学术出版机构积累的经验而调整，以便与学术出版场域的发展趋向相适应。 在惯习的指示、启发和推动下，学术出版机构结合其拥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自觉地生成了合情合理的策略。 由于资本分布、性情倾向不同，商业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和学会出版社采取差异化的出版策略：商业出版社一方面采取妥协策略，牺牲经济资本来换取内容资本; 另一方面利用经济资本来延伸学术出版价值链。 大学出版社采取创新与合作的策略，在其擅长的学术专著和学术工具书出版领域不断创新，并积极与图书馆开展学术出版合作。 学会出版社采取合作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与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办刊，致力于学术期刊的高质量发展。
4.1 商业出版社：妥协与兼并
学术出版场域的变革使商业出版社内容资本和经济资本受损严重，商业出版社的惯习处于学术出版场域的不断形塑之中。 开放获取的客观规律和历史经验使得商业出版社的惯习发生改变，指示商业出版社采取妥协策略，与大学和科研机构联盟签订变革性协议，牺牲经济资本来换取内容资本。 这种变革性协议让商业出版社、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暂时达成一致意见，学术出版场域在这一阶段形成协调统合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学术出版机构积极开放获取，大学和科研机构联盟也暂时维护商业出版社的经济利益，不再步步紧逼。 然而，变革性协议的签订源于学术出版场域行动者之间的斗争，学术出版场域仍然处于不断斗争和变革之中。 随着场域力量关系结构的变化，商业出版社也采取一系列行动来抵制大学和科研机构联盟的冲击，场域内行动者之间冲突依然存在。 在具有结构亲和性和集体性的商业出版惯习推动下，爱思唯尔、斯普林格等大型出版商采取一致行动，对大学和科研机构联盟在品牌期刊上发表开放获取论文做出严格限制，导致一些协议并未如愿签订。
在大学和科研机构联盟等场域内其他行动者的冲击下，商业出版社追逐盈利的商业惯习被激发出来。 内容资本的缩减，使商业出版社愈加认识到经济资本的重要性。 商业出版社采取兼并策略，运用丰厚的经济资本和旗舰刊带来的符号资本，将学术出版价值链延伸到基金申请、科研评估等上下游环节，依靠学术出版服务来获取利益。 以爱思唯尔为例，商业出版社爱思唯尔先后收购了科研信息管理系统Pure、学术社交与文献管理平台Mendeley、学术信息平台Newsflo、实验数据管理软件Hivebench、预印本网站SSRN、机构知识库平台伯克利电子出版社(Bepress)、替代性评价指标提供商普拉姆分析公司 (Plum Analyics)、稿件提交与同行评审系统Aries [16]。 通过预印本网站和机构知识库等开放获取平台，爱思唯尔增强了对内容资源的控制，掌控了原本属于开放获取出版商的内容资本。 借助Pure、Mendeley等系统和平台，爱思唯尔能够为科研机构、大学、科研人员等学术出版场域内的行动者提供科研基金申请、科研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和科研评估等学术信息服务。 爱思唯尔依托学术出版惯习，通过商业收购将业务延伸到科研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从商业出版机构转型为介入科研工作全流程的信息服务商，获取了丰厚的经济资本[17]。 在商业惯习的推动下，商业出版社投入自身的优势经济资本，收购文献管理、学术信息聚合、数据分析等相关服务企业，并通过与技术公司合作等方式，提高出版机构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区块链等方面的技术，进而提升学术出版服务质量。 商业出版社的出版策略面向科研工作全流程，有利于吸引科研资助机构、大学、科研机构、图书馆等利益相关方用户，改善其在学术出版场域中的位置。
4.2 大学出版社：创新与合作
作为学术出版场域的行动者，大学出版社是历史的产物。 大学出版社的惯习是由社会现实和历史共同建构形成的，并深刻地打上了大学出版社经验和历史的烙印。 在欧美大学出版社中，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创建于16世纪，历史更为悠久。 几个世纪以来，剑桥大学出版社在经营管理上经历了特许印刷商、公共出版社、合伙人、理事会秘书制、首席执行官等诸多模式的转换，以适应学术出版场域的变革[18]。 从1869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创建至今，美国大学出版社也经历了发展、波折和转型历程，资金短缺、盈利困难以及数字化转型成为困扰美国大学出版社的难题[19]。 相对于商业出版社，大学出版社在学者资源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受到制度保障，欧美大学出版社为非营利性出版机构，无需缴纳营业税和所得税，节省了学术出版成本。
面对开放获取运动的深入和图书馆出版的兴起，大学出版社始终坚守其学术性和公益性，同时也在商业模式上不断创新。 大学出版社背靠大学，能够就近获取母体大学的学者资源和学术内容资源，利用母体大学的学术社会网络，获得优越的内容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 众多欧美大学出版社依托母体大学的学者资源，建立由学术精英组成的理事会，对学术出版物进行质量审查和内容把关。 无论是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老牌出版社，还是在新兴的大学出版社，理事会制度成为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传统保留下来，保证了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质量。 之所以沿用理事会制度，是大学出版社结合过往的出版经验，其一向追求学术价值的惯习发挥作用而生成的连贯一致的出版策略。
学术出版惯习是一个具备能动性的性情倾向系统，推动着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上不断创新。 与商业出版社和学会出版社相比，大学出版社面向大学图书馆和师生需求，更为重视学术专著出版。 面对数字技术的冲击和学术专著的衰落，大学出版社在其惯习推动下没有放弃学术专著出版，而是采用模块化生产、在线优先出版、构建数字平台等方式，维持并提升其在学术图书出版场域的位置。 牛津大学出版社借助其拥有的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整合了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等25家出版机构的学术专著资源，构建了学术专著数字出版平台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University Press Scholarship Online，UPSO)，并借助牛津索引(Oxford Index)平台提高学术专著内容资源的可发现性，提升了欧美大学出版社在学术专著出版方面的影响力[20]。 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等大学出版社借助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来缓解财政压力，推动学术专著的高质量出版[21]。 此外，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规模较大的出版社在英语教育、工具书等出版场域积极拓展，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收益，保障了学术出版所需的经济资本。
在学术出版场域变革的趋势下，中小型大学出版社拥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较少，处于弱势地位。 与图书馆合作成为大学出版社在惯习推动下做出的较为合理的决定。 一方面，大学出版社与图书馆合作，能够大大缓解学术出版资金方面的压力。 就大学出版社而言，其出版经费主要依托营业收入，部分欧美高校对大学出版社有少量的经费补贴，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资金相对短缺。 图书馆资金来源于财政预算和拨款，并能获得慈善捐款、学术服务等方面的收入，可为学术出版业务提供较为充沛的财力支持。 另一方面，图书馆在学术内容资源组织、信息描述、信息分析、数据挖掘、知识发现、数据保存等技术层面具有显著优势，能够更好地揭示、关联和挖掘学术内容资源，提高学术内容资源的可发现性。 大学出版社可利用图书馆自主开发的软件和平台，借助图书馆数字保存技术、数据库技术、语义出版技术等优势技术来提高数据出版和语义出版能力，开展学术出版增值服务。
4.3 学会出版社：合作与高质量发展
学会出版社是专业学术出版社，因而具有推动学科进步、服务公益事业、促进学术交流的性情倾向。 学会出版社的惯习是其学术出版实践活动的先决条件，同时也受其承载的资本的限制。
在学术出版场域中，学会出版社显然是社会资本的受益者。 在欧美国家，学会是科学家以开展科学研究、推动科学教育、实现科学传播为宗旨，经由专业组织、科学团体、研究小组等结合成的社会群体。 学会一般是非营利性组织，经费来自政府、企业和大学的资助以及私人捐赠[22]。 作为学界认可的体制化的学术关系网络，学会将学术团体成员拥有的资本集中，并从集体的角度为学术成员提供支持，让成员获取物质利益和声望。
学会借助社会资本，采取组织学术会议、推荐同行评审专家、组约稿件等方式，为学会出版社提供业务支持。 学会出版社依托学会庞大的会员组织，通过高品质学术出版为学会带来学术声望。 在学术出版场域中，学会出版社的社会资本价值得以充分发挥，对商业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施加压力。 然而，除了美国化学会、英国皇家化学会等大型学会出版社外，其他中小型学会出版社拥有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较少，在学术出版场域处境艰难。 面对学术出版场域的变革，学会出版社采取高质量发展、合作创办新刊等策略。
推动学科进步这一性情倾向影响着学会出版社的学术出版策略。 学会出版社自始至终持有权威的出版思维模式，坚守高质量学术期刊的出版。 依托学会的社会网络资源，学会出版社通常组建阵容强大的编委会和编辑团队，借助编委会成员的学术影响力邀约高质量稿件，并组织高水平专家来保证同行评审质量，提高期刊学术影响力。 在社会资本的加持下，英国皇家化学会、美国化学会等学会出版社所属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远超化学领域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为学会出版社赢得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23]。
学会出版社通过组织科学会议与学术群体保持紧密联系。 与商业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相比，联系学界、促进学术交流的性情倾向使得学会出版社更加重视交流与合作。 学会出版社采用与大学、科研院所、其他学会合作创办新刊的方式，取得了多方共赢的效果。 一方面，学会出版社依托其他机构的学术内容资源和经费，解决办刊资金等问题，弥补了学会出版社经济资本和内容资本上的不足; 另一方面，大学和科研机构借助学会出版社的社会资本，与其他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通过组织学术会议等方式，提高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术实力，增加在学术领域的知名度，为大学和科研机构带来符号资本。
5 结 语
学术出版不仅具有商业属性，还具有文化属性、服务属性和公共属性。 学术出版场域固有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声誉，植根于场域内行动者的惯常行为中，并对学术出版机构、大学、图书馆等行动者产生约束。 面对学术出版场域的变革，学术出版机构惯习随之自发地进行调适，推动学术出版机构采取与学术出版场域相适应的行动策略。 相对以前，商业出版社更为重视学术出版的学术价值和公益性，而大学出版社和学会出版社则在出版实践中给予商业价值更多的考量。 无论是商业出版社还是大学出版社、学会出版社，在出版策略中都将学术和商业结合起来。
综上，由于资本数量结构和历史等因素的限制，学术出版机构的惯习并不是经济上理性的惯习，采取的出版策略并不一定遵循理性，完全以追求商业价值为目的。 在学术出版机构、图书馆、大学、科研机构等学术出版场域内行动者的共同推动之下，学术出版机构的商业模式由付费订阅逐渐向完全开放获取转型，学术出版场域的结构逐渐由出版机构占主导转向开放共赢。——论文作者：肖 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