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劳动教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 实施劳动教育，实现《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确立的劳动教育目标，一是应真抓实干，力戒对待劳动教育的形式主义; 二是应让学生动手实践，给学生提供真正的劳动机会，使学生在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的过程中，塑造学生正确的劳动态度、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德，力戒劳动教育的智育化、观摩化; 三是应使学生成为家庭和学校生活空间的劳动主体，力戒劳动教育脱离家庭和学校生活; 四是应组织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为学生开辟更为广阔的劳动空间和拓展更为丰富多样的劳动渠道，力戒劳动教育脱离社会。
关 键 词：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目标; 形式主义; 智育化; 家庭
劳动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必要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 但当下，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劳动教育被弱化、边缘化，以致“一些学生劳动观念淡化、劳动习惯弱化、劳动能力退化”。 [1]针对这种现状，202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和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 劳动教育的总目标是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 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体认劳动不分贵贱，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 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能力，形成良好劳动习惯。 [2]在笔者看来，劳动教育要顺遂实施，并且能取得应有的成效，以全面实现《意见》提出的劳动教育目标，最为基本的是应做到四个力戒，即力戒对待劳动教育的形式主义，力戒劳动教育的智育化、观摩化，力戒劳动教育脱离家庭和学校生活，力戒劳动教育脱离社会。
一、力戒对待劳动教育的形式主义
这里的形式主义指的是在面对改革时，声称改革，而实际上却少有改革或干脆不改革的做派。 这种做派一是表现为重“说功”、轻“做功”。 例如，表态多、调门高，但行动少、落实差，甚至避实就虚，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 二是表现为重“面子”、轻“里子”。 例如，把心思和精力花费在写“捷报”、工作总结和填写检查考核的表格上，而对实际的改革任务，则消极应付、敷衍了事; 用光亮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 改革开放以来，与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我国教育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例如，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保障体制、培养模式、课程、教材、教法、教学管理机制、考试招生制度、评价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入，并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但毋庸讳言，整体上，我国教育改革离人们对教育改革的期待和教育的科学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一些该解决的问题久拖未决，一些该完成的改革任务未能完成，一些本该实现的改革目标未能实现。 其中的缘由固然复杂，但改革的形式主义作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例如，长期以来，部分中小学、特别是部分中学，在克服“应试教育”模式的弊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教育教学的存量改革上，一方面素质教育喊得震天响，另一方面应付检查的“两张课表”现象却较为突出; 一些学校停留于口头减负，而没有减负的实际行动，甚至有的学校非但没有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反倒是不断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
现今，要扎实推进劳动教育这一增量改革，实现劳动教育目标，我们应力戒改革的形式主义。 我们不能如以往那样，操弄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伎俩”，只是走走形式和过场，落入重“说功”轻“做功”、重“面子”轻“里子”的形式主义。 例如，对劳动教育不能是口头上重视，而行动上不重视，将劳动教育置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境地; 不能是为了应付检查、评估而实施劳动教育，即不能是检查、督导人员要来了，劳动教育就轰轰烈烈，检查、督导一结束，劳动教育则偃旗息鼓; 不能是低年级、低学段实施劳动教育，而高年级、高学段不实施劳动教育; 不能是其他年级实施劳动教育，而毕业班不实施劳动教育。 我们应真抓实干，建立起常规化的劳动教育制度、机制，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开齐、开足、开好劳动教育课程，努力提高劳动教育的成效，全面实现劳动教育目标。
长期以来，在一些基础教育学校那里，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教育教学改革，之所以被搁置、被形式化地处置，根本原因是在面对“应试教育”模式桎梏下的追求升学率、升重率与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教育教学改革之间的冲突时，学校往往选择的是前者。 现今，基础教育学校的劳动教育这一增量改革总体上仍是在“应试教育”模式中进行的。 因而为了追求应试的“佳绩”，有的学校仍可能会如以往对待其他改革那样，对劳动教育作排除式的形式化处置。 而要力戒在劳动教育上的形式主义，不再让“应试教育”模式成为实施劳动教育的阻碍，“各级干部需要敢于担当，需要把落实劳动教育的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 [3]也就是说，包括教育职能部门和学校在内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站位、立场是关键，因为“无论从认识劳动教育思想的引领、劳动教育政策机制的制定、教育资源的组织配置，还是课程设置和计划实施，都取决于领导干部重视与否”。 [4]但为了戒除劳动教育的形式主义现象，除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应充分重视劳动教育和加强对劳动教育的组织、领导外，还应处理好家校关系。 在现行“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下，中小学实施劳动教育，开设劳动课程，很有可能会遭遇一部分家长的反对。 因而为了劳动教育能够顺遂实施，学校应与家长“……通过家长会、书信反复沟通，然后请家长轮流参与到劳动课堂中来，让家长感受孩子们对劳动的喜爱与收获”，[5]以增进家校间的劳动教育共识，进而使家长们能逐步配合、支持劳动教育，至少不反对劳动教育。 只有这样，才能在劳动教育上形成家校之间的协同与合力而最终坐实劳动教育。
二、力戒劳动教育的智育化和观摩化
实现劳动教育目标，根本上取决于劳动实践。 这是因为作为社会基本实践形式的劳动实践是具身化的，即劳动实践是具身性、情境性、生成性、整全性的[6]。 劳动实践的具身化决定了劳动实践是劳动者改造外在世界和改造自身主观世界的统一，决定了其教育价值是全息性的，即通过劳动实践，能够克服学生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思想，能使学生养成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劳动不分贵贱的劳动观点和热爱劳动、刻苦耐劳、勤俭朴素、奋斗、创新、奉献等优良品质，能使学生获得从事非生产性和生产性劳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巩固、扩大和加深课堂上所学得的文化科学知识，提高教学效果”，[7]能增强学生体质等。 所以，要全面实现劳动教育的目标，我们应在力戒对待劳动教育的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力戒将劳动教育智育化和观摩化。
首先，应力戒将劳动教育智育化。 所谓劳动教育的智育化，即如对待智育的文化课教学那样，以教室、教材为中心，通过课堂教学，以语言类方法来实施劳动教育，将劳动教育学科化、知性化。 无疑，智育化的劳动教育具有一定的价值。 例如，能一定程度上使学生明确劳动的意义、价值，增进学生对社会劳动的现状和劳动过程的认识。 但如果劳动教育局限于学科化、智育化，那么，劳动教育的成效将是狭隘的、浅表化的。 我们无法想象，只是向学生展示劳动场景，只是讲解生产过程，只是让学生知道背诵、记住生产流程，学生就能掌握劳动技能，就能真正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就能形成吃苦耐劳等品质。 清代学者颜习斋在反对脱离实践的学习时说：“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 以读经史订群书处事，而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 ……譬之学琴然，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 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 ……今乎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 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滇南也，故曰万里也。 ”[8]如果将劳动教育学科化、智育化，那么劳动教育就会犹如颜习斋所说的脱离“穷理处事”的实践而只是“读经史订群书”难以实现“求道”的目标一样，难以全面实现劳动教育目标。 所以，要全面实现劳动教育目标，我们“一定要将劳动教育与智育区别开”，[9]防止将劳动教育学科化、智育化。 其次，应力戒劳动教育的观摩化。 在劳动教育的途径上，举办宣讲劳模事迹、弘扬劳模和劳动精神的劳模大讲堂、劳模精神座谈、让一线工人上讲台等活动，组织学生去现代化工厂、科技园参观机器制造过程、高科技研发成果等，不仅能为学生提供观摩、学习劳模的爱岗敬业、艰苦奋斗、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精神的机会，从而为学生树立崇敬、学习的榜样，而且能让学生近距离地感受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增进学生对劳动过程的认识，因而都是必要的。 但如果劳动教育局限于观摩，或者说，如果我们将劳动教育观摩化，那么劳动教育的成效充其量是使学生获得一些对劳模、劳动精神和劳动过程的感性认识。 要实现劳动教育目标，我们不能以组织学生观摩、学习劳模和参观劳动过程取代劳动教育。
简言之，开展劳动教育，教师“不能只是在讲台上‘讲’劳动、在黑板上‘写’劳动”; [10]学生不能只是在课上“听”劳动、在课外“看”劳动、在网上“玩”劳动，[11]在试卷上“考”劳动。 不仅如此，劳动教育不能以组织学生课上“听”劳动和课后观摩、学习劳模、参观劳动过程等为重点。 劳动教育的重点是“……给学生提供真正的劳动机会，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特定岗位上经历劳动过程，感受不同劳动的艰辛”，[12]以强化学生的实践体验。 或者说，实施劳动教育的重点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 [13]学生的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根本上是在动手实践的劳动中培养出来的; 课上“听”劳动和课后观摩、学习劳模与劳动精神和参观劳动现场，只能作为动手实践的铺垫。
劳动教育要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意味着劳动教育应以组织学生参加体力劳动为主，即劳动教育应以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体力劳动为主。 这一是因为组织学生参加体力劳动有助于克服一直以来劳动教育存在的轻体力劳动的弊端; 二是因为相较于非体力劳动，体力劳动的教育意义更大，即通过出力流汗的体力劳动，不仅可更好地磨炼学生的意志，而且可更好地塑造学生正确的劳动态度、劳动价值观、良好的劳动品质，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
三、力戒劳动教育脱离家庭和学校生活
如今，一些学生缺乏基本的劳动意识、劳动观念; 他们不仅不爱劳动、不愿劳动，而且鄙视苦活、脏活、累活，但又想过好日子，甚至贪图享乐、崇尚不劳而获。 而之所以如此，是家庭和学校生活空间的劳动教育或者被边缘化、或者缺失使然，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家长与学校共同“豢养”的结果。 家庭是基础性与原生性的劳动和劳动教育的地点。 [14]但现今，在相当一部分家庭里，家长只强调子女的文化学习，而忽视家庭劳动的明理成人、锻炼品格的教育意义; 在这些家庭，家长通常包揽了全部家务，他们的子女放学回到家里，完成作业后的主要“工作”是看电视、打“网游”，以致他们的子女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缺乏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的“低能儿”。 学校是主导性与关键性的劳动和劳动教育的地点。 [15]但现今，在很多学校，后勤人员包揽了与学生学习、生活相关的全部校务。 中小学如此，大学也不例外。 例如，在很多大学，教学楼的垃圾清扫，全部由保洁人员完成; 甚至学生自己弄脏了的课室也不用自己打扫，而是由保洁人员打扫; 学生在饭堂吃完饭，碗筷、饭碟不用自己洗，而是由饭堂清洁工洗; 他们的宿舍楼道和厕所卫生也全都由宿管人员包办。
为了形成学生应有的劳动品质，显然应中断这种“豢养”，家庭和学校都应让学生参加一定的劳动。 在家庭，每个家长都应成为自家孩子的劳动教育的启蒙老师，都应让子女承担一定的家务。 例如，应让子女承担扫地、拭桌、洗衣、擦鞋、烧水、沏茶、做饭、家电操作、物品洗涤、垃圾分类、简单维修等家务; [16]农村家庭，家长还应要求子女参加一定的生产性劳动，从而使他们成为丰富家庭经济的积极参与者，或者说成为家庭经济单元的积极成员。 在学校，学校环境建设的一部分，如拔除绿地杂草、校园的清洁卫生; 后勤服务的一部分，如清洗餐具、擦洗餐桌、清扫饭堂地面和维护校园交通秩序，都可以班级或年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值日，也可组织专门的学生劳动社团来开展学生的校园劳动。 为此，学校应进行学校环境建设和后勤管理改革，将学校环境建设和后勤服务的一部分转化为劳动教育的任务，“……把学校建成具有劳动教育功能的大课堂”，[17]把学生转变成学校环境育人系统和后勤育人系统中的主体，使学生成为校内自我服务的主人。 例如，在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自建校起就立下规矩，要求学生‘爱劳动、会劳动’，每天的最后一节课必须清洁整理教室，每周的最后一节课必须开展校园大扫除”; [18]再如，在台湾忠信高级工商学校，“……没有保洁工，没有维修工，没有保安，没有公寓管理员，没有食堂厨师，一切必要工作都由学生自己去做。 学校没有保洁工，但是校园窗明几净，绿意盎然，因为学生承包了校园每一个角落的卫生保洁。 学校没有维修工，如果走廊上有一个灯泡坏了，马上就会有学生自觉掏钱，买个灯泡装上，窗户玻璃破了，马上就会有学生自愿掏钱买一块玻璃换上”。 [19]应该说，这两所学校的做法，对我们如何把学生转变成学校环境育人系统和后勤育人系统中的主体，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不能一方面强调劳动的育人价值，另一方面学校环境的绿化、美化与后勤服务又完全与学生的成长、发展隔离开来; 不能一方面强调通过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和具有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另一方面学生在校内又成为一味地需要他人为其殷勤服务的“上帝”、周到服侍的“少爷”“小姐”。 学生参加学校环境建设和后勤服务劳动，势必会影响一部分人就业，但因学生劳动的价值、意义更大，因而即使影响了一部分人就业，那也是弊大于利的，是值得提倡的。
四、力戒劳动教育脱离社会
为了全面实现劳动教育的目标，学校劳动教育应密切与社会的联系，力戒脱离社会。 学校劳动教育不能仅限于组织学生参加学校这一空间的劳动，这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的话来说，就是“劳动教育仅靠学校关起门来抓是不行的”。 [20]学校劳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要更为丰富、多样，成效要更加显著，应组织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为学生开辟更为广阔的劳动空间，拓展更为丰富多样的劳动渠道。 我国自1950年代中后期至1970年代中期，在刘少奇提出的建设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教育、劳动改革目标和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的指引下，生产劳动教育受到充分重视。 那时，实施生产劳动教育的主要途径是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 如今的劳动教育要采取如以往那样的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方式来实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但如今的学校劳动教育，仍应像当年那样，组织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即应如《意见》所指出的“小学高年级和中学可适当走向社会、参与集中劳动，高等学校要组织学生走向社会、以校外劳动锻炼为主”。 [21]例如，我们可组织学生去儿童福利院、敬老院、少年宫、博物馆、科学馆、文化馆等场地做义工，也可组织学生去林区、牧场、工厂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
而学校劳动教育要能经常性地组织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并能取得应有的成效。 首先，学校应积极争取社会的支持。 社会是劳动教育的支撑性协同地点。 [22]学生要能参加各种类型的校外劳动，有赖于全社会能把支持学校劳动教育作为自身应尽的义务和共同的责任，充分利用自身的各种资源，为学校劳动教育提供便利，为学校建立校外劳动教育基地提供条件保障。 这也就是说，学校在劳动教育上要为学生开辟走向社会的渠道，社会支持是必要条件。 但与此同时，学校应积极争取社会的支持。 在学校劳动教育缺乏应有的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如果学校教育者真正确立起了立德树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意识和责任感，那么，学校总能找到社会支持的方法而获得实际的社会支持，从而为学生参加校外劳动开辟应有的空间。 这意味着学生要获得参加校外劳动的机会，社会基于基本职责的主动支持重要，学校积极争取社会各界、各领域的支持更为重要。 其次，学校应具有突出的社会服务意识。 学校劳动教育要组织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应力戒服务的单向化，即学校不能是只要求社会为学校服务、为学生校外劳动教育提供支持，而学校不为社会服务，而是应确立和增强服务社会的意识，并通过服务社会、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 例如，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常年坚持组织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充分融入劳动教育内涵，让学生体会劳动教育的意义”,[23]青岛华夏职业学校实行“专业实践+创新创业+义工服务”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24]长沙财经学校通过学生组成的志愿从事社会公益的志愿者协会，“让广大学生通过志愿活动服务社会，锤炼吃苦耐劳的品格和挑战困难的意志，感悟一线劳动的魅力和真谛”,[25]汕头大学通过实施“在服务中学习，在学习中服务”为理念的公益课程，以“课堂内服务知识研习+服务地劳动服务+课程总结反思”的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为依托，将课内劳动知识教育与课外公益服务相结合，落实劳动教育[26]。 以上这些学校的做法，都实现了服务社会和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双赢，都是通过服务社会、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典型。 再次，学生的校外劳动应因地、因人、因时制宜。 学生的校外劳动教育要能稳健、持续、有效，应做到因地、因人、因时制宜，力戒不顾实际。 此处的所谓因地制宜，即学校应根据学校所处周边环境的实际，组织学生参加校外劳动，或者说学校应“结合当地在自然、经济、文化等方面条件，充分挖掘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可利用资源，宜工则工、宜农则农，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劳动教育，避免‘一刀切’”。 [27]例如，农村中小学可组织学生参加当地农业生产劳动，也可组织学生参加当地的美丽乡村建设、服务农村孤寡老人和五保户、乡村环境保护劳动等; 城市中小学可组织学生参加社区公益性服务、大型集体活动的志愿服务，参加垃圾处理、小区美化绿化劳动，也可组织学生去慈善机构慰问和帮助慈善对象，组织学生去工厂、企业体验生产过程等。 此处的所谓因人制宜，即学校应组织学生参加与他们的年龄乃至性别特点相适应的校外劳动。 例如，对于小学生，他们的校外集体劳动应尽可能离家、离校较近，并且尽可能安排轻体力劳动，而对于年龄较大的学生，如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和大学生，他们的校外劳动则可离家、离校较远，并可安排一定的重体力劳动。 此处的所谓因时制宜，即尽可能多地利用生产时机和学生假期组织学生参加校外劳动。 例如，农村的农忙时节，应是农村学生密集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大好时机; 公众假日的“黄金周”和学生的寒暑假，应是安排更多的时间组织学生参加校外劳动的时候。——论文作者：吴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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