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首先是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与此相联系的必然是经济管理者一一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主要直接参与经济竞争转向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
一
法律之稳定性作为法之价值体现，成为法制社会功能的重要表现。但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绝对稳定的，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基于调整对象之多变性，更需适时适度的作出变动，体现出独有之特征。
有些学者在界定动态性概念之后，特将动态性与不确定性，模糊性作比，认为“动态性是具一定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不确定性则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而且“法的模糊性也是法的一种不确定性，是法的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
首先，经济法的动态性也是由经济法性质决定的。现在多数学者对经济法之界定为社会法性质，以期弥补无法纯粹将之纳入公法、私法之困境。可以认为经济法带有强烈的公法性质，其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都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存在。与行政法之“有限政府”的控权法不同，经济法之授权法性质又给予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途径以较大的空间，时时与民商法等私法祸合，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变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这类纯粹的私法。
其次，经济法的动态性也是由经济法性质决定的。现在多数学者对经济法之界定为社会法性质，以期弥补无法纯粹将之纳入公法、私法之困境。可以认为经济法带有强烈的公法性质，其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都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存在。与行政法之“有限政府”的控权法不同，经济法之授权法性质又给予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途径以较大的空间，时时与民商法等私法祸合，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变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这类纯粹的私法。
因为作为私法的民商可以以主体之相互合意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排除法律、政府的积极介入，民商法之调整手段可具有原则性统领意义，具体由各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丰富之，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而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权利和义务的运用不允许随意变通，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旧的经济法的不适应，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靠合意去克服，而只能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
因此，经济法的立法受经济政策的影响，在法的调整渗透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并高度专业化的今天，经济法之调整往往以政策先行，这些政策具有强制力，并赋予政策以法的效力，甚至构成经济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经济规范中有相当多的原则性规范，这类原则性规范的具体适用必须和特定时期相对明晰化的经济政策相配套，才能给公众提供良好的行为预期，最大限度地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在经济法规范中，还出现了众多模糊性的政策语，如“为了·“…的重大利益”，“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等。在传统的法律部门中本来用来判断合法与否的标准仅仅是行为，而在经济法中行为的结果、目的甚至动机都成为zi 了标准，都要在面对具体情形时进行政策性的考量，政策的意蕴完全融入了法律。
二
转型的成功推进必然带来经济活动的主体一一企业生存方式的彻底转变，即从听命于行政机关，被动执行政府计划的附属机构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转型也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从片面强调量的扩张转为重视质的提高，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实现人、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增长。
(一)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行政治乱应让位于依法治理
经济转型经常伴随着经济秩序的混乱。市场本身不能自动产生良好的秩序，秩序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我们当前经济秩序中的许多问题都与我们经济法制的不完善或执法不力有直接的关系。我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是体制性转型，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经济转型的目标体制。历史上从来没有完全依赖市场调节的自由经济，将来更不会有。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更有其特殊性。发展中的中国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实现国家赶超战略，政府应当也有可能在领导国家参与国际竟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与其它市场经济一样在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强调效率的同时，却更加重视公平。而市场并不能自动产生公平，公平作为一种公共秩序应当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
(二)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显著，城乡、地区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经济存在多重二元结构性矛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地区差异。城乡、地区矛盾的日益突出己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结构性障碍，如何化解矛盾不仅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首要课题，而且己上升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经济法既服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尊重市场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又强调国家应当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正确的作用。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财政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晰，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导致财政支出责任不落实，上下级政府间一事一议，讨价还价现象较为常见。所以，首要的是要建立科学完备的财政法律体系，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支出责任和税收划分规则，确立覆盖城乡的统一的公共财政支出原则，强化市以上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支出义务，规范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把城市返哺农村的各项制度具体化，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实行分税制国家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普遍做法和基本方式。它是基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及各地区财政的横向不平衡所产生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而采取的一项财政支出制度。实施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力的转移分配来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达到运用财政分配职能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
(三)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
位模糊，急需按经济法理念重新定位
政府改革的滞后，是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尽如人意，政府职能转变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不清，没有彻底解决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正确定位。
当前，我国的改革面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挑战，这是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改革新阶段。
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在实现权利的多次分离后，国家成为集多种身份和多种职能于一身的集合体。具体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应是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三种职能(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实现三次权利分离(行政管理权与经济管理权相分离，经济管理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分离，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国家以不同的身份，行使不同的职能，就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正确认识由国家参与的各种不同法律关系的性质，才能准确适用法律，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同时我们认为按照经济法基本要求，不仅要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硕士论文还在于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从依赖行政命令转而依靠法律保障，遵循经济法律制度行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跨越。
三
利用法律手段调整、保护、引导经济活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使命，也是社会主义经济法治的根本目标。70年代末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活动对法律调整产生了迫切需求，“经济法”应运而生，一系列关于市场主体、宏观调控、市场运行等的经济法律文件相继制定，关于经济执法、司法的制度也被确定下来。经济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内容，在经济法中得到了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现。经济法与中国的经济法治建设形成了难以分割的联系。
经济法制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内部各要素的不断发展必然推动着工程整体的进步，同时，整体的提高也会推进各个组成部分的完善。经济法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随着市场经济领域的不断拓宽和深入，相应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己经产生，经济立法、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的能力己然提升，经济民主也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将会继续促进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使立法者能够制定出更高水平的法律规范，司法者和执法者能严格地依法办事，体现立法者的意图，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要，实现国家对经济的调控，继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经济法治水平的提高，表明经济领域的法律得到了人们的普遍遵守，标志着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制观念的增强。这种素质上的变化将使人们深刻领会经济法的重要作用，把遵守经济法律、法规内化为自己的信念。这种变化还将会增强经济法研究者的信心，促使他们勇负重担，刻苦钻研，不断推动经济法理论的发展，使之更加成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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