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城乡、区域关联的“要素流”视角，构建城镇要素集聚能力指数，运用基尼系数和崔王指数对2000—2017年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性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各地级市的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呈现以郑州市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且随时间的推移而加剧;基尼系数和崔-王指数从整体和分经济区(中原城市群、豫北经济区、黄淮经济区和豫西、豫西南经济区)都表明河南省区内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空间极化现象，且随时间的推移而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加剧，基尼系数在2005年(0.5003)迈入发展的差距悬殊阶段(基尼系数0.5～0.6)，原因在于国家政策、区域发展规划、行政层级与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而导致各地级市的区位优势度的差异和动态变化，进而导致城镇要素集聚能力的空间分异、极化及其时序演化。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性;空间极化;城镇要素集聚能力;河南省
0引言
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带有典型的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性。因与国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而成为学术界广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话题，也由此涌现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理论上先后出现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以及由此衍生的“点-轴”理论、“核心(中心)-边缘(外围)”理论和“集聚-扩散”理论等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基础解析理论;非均衡程度上先后形成并发展了基尼系数[1]、变异系数[2]、崔-王指数[3]、KZ指数[4]、ER指数[5]等量化评价方法和测度指数;并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非均衡的实证中，如M.Heidenreich等运用差异极化指数，从区域劳动力市场、经济结构、聚落结构、人口密度、交通基础设施等发展要素视角，对欧洲国家内部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性程度及其成因展开了分析[6];R.Kanbur等运用差异指数揭示出外部因素(外贸出口加工、FDI)是中国近50年来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7];J.Novotny[8]，E.F.James等[9]，B.Biswajit等[10]基于这些指数对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均衡特征展开了分析，研究成果可观。
相关期刊推荐：《地域研究与开发》本刊是由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办的地理学综合性学术刊物。本刊1982年创刊，主要刊载地域研究与开发方面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性的最新研究成果。读者对象主要是地理学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区域研究等方面的科研工作者及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
中国疆域辽阔，各区域间经济发展程度因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国家政策、制度安排和历史遗留等多要素的作用而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现象，并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同时因其发展规模和速度举世瞩目而成为国际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性研究的重点研究区域。如R.Kanbur等对中国近50年来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7]，Y.Q.Cheng对中国吉林农村经济发展非均衡性的演变分析[11]，Y.Wang等对中国整体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性的测度与影响机理的分析等[12]。国内研究方面:(1)多侧重于实证研究，如早期欧向军等基于人均GDP、采用区域分离系数、从东中西分区域的视角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与极化现象进行的研究[13];邹琳等[14]、黄馨娴等[15]分别以长三角城市群和广西自治区为例运用极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为指标，结合ESDA技术方法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展开的实证分析，其他诸如马国霞等[16]、孙平军等[17]、李会等[18]、仇方道等[19]、冯长春等[20]、许淑娜[21]、杨延哲等[22]、何伟纯等[23]基于不同视角、方法和测度指标展开的类似研究;(2)研究对象多集中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省份或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环渤海等地区)，而缺乏对内陆经济欠发达省份或地区的聚焦;(3)研究视角侧向于单向指标的人均GDP或GDP总量研究，虽然简单易操作但有失偏颇。城镇是一个区域的核心所在，对其资本、劳动力、人口等城镇要素集聚能力的综合测度可能更为合理;(4)新时期、新常态下国家经济转型改革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空间落实，亟需相关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支撑。
河南省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粮食生产抑或其经济地位在我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地理空间和国家发展战略定位中同样如此，扮演着承东启西的国家战略性区域中心的重要角色。《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对其发展定位以及郑州市批复为国家中心城市等无不诠释了这一点。但近年来，河南省的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也显得尤为明显，据2017年河南省人均GDP统计排名，首位郑州市为93792元/人，而末位周口市相关数据不到其1/3，如何落实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现已成为河南省推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落实新型城镇化的中心所在。据此，本研究基于城镇要素集聚能力指数，从地级市和功能分区两个层面，针对2000年以来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时空演化特征及其成因展开分析，以期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1研究对象、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对象
河南省位于黄河以南，下辖18个市级行政单位，其中郑州市是省会城市。据2003年国家中部崛起发展战略《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全省被划分为中原城市群(郑州、新乡、平顶山、漯河市、许昌、开封、洛阳、焦作、济源)、豫北地区(濮阳、安阳和鹤壁)、豫西豫西南地区(南阳和三门峡)和黄淮地区(驻马店、商丘、信阳和周口)4个经济区(图1)。本研究依据地级市和经济分区两个维度开展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
1.2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1.2.1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和要素“流”。城镇是一个区域的人口、产业、基础设施等的空间集聚点、区域的中心和核心所在，也是该区域对外交流的窗口和门户，其发展水平(集聚能力)通常映射了区域在国家和地区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区域内外相互作用归根结底是各种经济发展要素流(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在城乡、城城之间的交换和集聚扩散，亦表明基于参数替代的要素空间集聚能力侧面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分布的均衡状况。据此从城镇要素集聚能力视角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综合衡量指标，以求实现避开现有研究基于单向人均GDP或GDP指标来考察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状况的弊端。具体指标参考借鉴孙平军等的做法，从人口要素、物质要素、邮电通讯要素、资本要素、技术科研要素、经济要素6个层面[1]，选取18个有代表性、易获取和可操作的指标来予以表征(表1)。
1.2.2测度方法与测度指数。(1)熵值法。基于正负向指标的标准化处理，运用熵值法对研究样本单元的城镇要素集聚能力进行综合测度[24-25]。
1.3数据来源与预处理数据来源于研究年份的《河南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为了消除通货膨胀指数的影响，事先对数据进行了平减法处理。
2数据计算与分析
2.1城镇要素集聚能力
通过熵值法对2000—2017年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城镇要素集聚能力进行计算(表2)。
由表2看出，2000—2017年河南省18个样本单元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存在明显的差异。为了便于说明，将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划分为4个层级:强[0.8，+∞)、较强[0.5，0.8)、中等[0.3，0.5)和较弱[0，0.3)。结果见图2。
2.1.1层级结构。(1)仅郑州市位于强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层级，且随时间的推移，其城镇要素集聚能力不断增强，由2000年的0.9456增长到2005年的0.9808，2010年的1.0389，2017年的1.0128，增幅高达7.11%;(2)济源市和洛阳市的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归于第二层级，其中济源市一直处于较强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层次，且其集聚能力较初始的2000年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但自2010年又有了些许的回落，而洛阳市2000年处于中等城镇要素集聚能力，自2005年后开始上升为较强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层级，但整体增幅不明显;期间初期属于较强城镇要素集聚能力的城市还有焦作、三门峡市，但随时间的推移而退落到中等城镇要素集聚能力等级，其中焦作市在2017年降为中等城镇要素集聚能力等级，漯河市由2005年开始下降，三门峡市由2010年开始下降;
(3)较弱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在2017年有10个城市，分别为安阳、开封、南阳、平顶山、濮阳、商丘、信阳、周口和驻马店，其中安阳、平顶山和濮阳由初始的高中等城镇要素集聚能力等级随时间推移降到较弱等级;(4)层级结构由2000年的1∶4∶7∶6(均衡模型)逐渐演变为2017年的1∶2∶5∶10(金字塔模式)，说明河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由初始的均衡模式逐步转变为当前的以郑州市为“单极”的金字塔式发展模式，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度和城市首位度特征。
2.1.2规模水平(图3)。(1)城镇要素集聚能力最强的是郑州市，由初期2000年的0.9456增长到2017年的1.0128，而城镇要素集聚能力最弱的是周口市，2000年得分为0.1264，2017年为0.1126，呈下降趋势，前者(郑州)的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在末期2017年是后者(周口)的9倍之多;(2)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在末期位居前3位的城市有郑州(1.0128)、济源(0.5794)和洛阳(0.4998)，而排名处在后三位的城市分别是周口(0.1126)、信阳(0.138)和驻马店(0.1764);(3)从城镇要素集聚能力得分变化幅度来看，处于上升趋势的城市按照上升幅度大小排序依次为:郑州(0.0672)、济源(0.0576)、鹤壁(0.0357)、驻马店(0.0228)、商丘(0.008)和洛阳(0.0069)，处下降趋势排名为:漯河(-0.2327)、三门峡(-0.1153)、焦作(-0.1136)、濮阳(-0.1003)、安阳(-0.0969)、开封(-0.0426)、新乡(-0.0414)、信阳(-0.0411)、平顶山(-0.0317)、南阳(-0.01907)、周口(-0.0138)和许昌(-0.0035);
(4)空间上城镇要素集聚能力整体上呈现出郑州市“一枝独秀”的现象，围绕郑州市发展的郑州大都市圈逐步形成，而郑州市在该研究时段内尚处于集聚为主阶段，通过“空间剥夺”抑制了周边其他城市的发展。
2.1.3经济分区(表3)。整体上朝着扁平、均衡发展趋势演变，中原城市群由2000年的0.6108下降到2017年的0.5676，下降幅度最为明显，豫北经济区由0.3673下降到0.3134，豫西、豫西南经济区由初始的0.3754下降到考察末期的0.3082，而黄淮经济区基本保持不变，结论似乎与上述分析结果相悖，其实未然，这是由于经济分区相对“中和”了核心城市郑州市等的城镇要素集聚能力首位度，中原城市群的(中心)核心区和黄淮经济区的(外围)边缘区二者间容易区分，从层级结构角度省内整体特征为:中原城市群>豫西、豫西南经济区>豫北经济区>黄淮经济区。
2.2空间发展非均衡及其成因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河南省区域经济空间发展非均衡性，对其基尼系数和崔-王指数进行计算，结果见表4，表5。
2.2.1整体层面(表4)。(1)从地级市基本单元来看，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对基尼系数的规定，数值在0.4～0.5属于(收入)差距较大阶段，期间2005年(0.5003)处于(收入)差距悬殊阶段;而从时序变化来看，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2000—2005年差距快速拉大阶段，2005—2017年逐步下降阶段，但整体差距由2000年的0.4934下降到2017年的0.4922;从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极化情况的崔-王指数来看，大体呈现出先升后将再升的发展历程，但总量增幅是较为明显的，由2000年的0.0855增长到2017年的0.0887，增幅达3.7%，也就是说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在该时段内是趋于极化的过程与阶段。究其原因在于以《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为代表的国家政策导向和地方属性本身的约束(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交通优势、权利结构等)，导致了河南省各地级市的相对区位处在动态的变化当中，从而带来各地级城市要素集聚能力的差异与动态变化，其中郑州市因为批复为国家中心城市、河南省的省会城市以及由此形成的以其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空间规划与基础设施配套，加剧了核心(郑州市)对外围区域的“空间剥夺”，进而形成“一枝独秀”的空间格局，带来居高不下的空间极化与非均衡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