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探讨中医术语“肝”的起源与演变，可以发现“肝”的“能指/所指”关系发生过多次转移:物质实体→功能概念→物质实体。“肝”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揭示了“肝”的意义指向，以及在整个符号系统中的地位。“肝”的隐喻和转喻同样揭示的是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隐喻的基础是相似，转喻的基础是相近，以此可以说明中医“肝”概念的形成过程。从历时上考察，“肝”的所指存在混乱和边界不清的情况。在目前中医药术语规范体系中，尚缺乏一个重要术语“肝系”。“肝系”一词的使用，具有词频和理据两方面的合理性，且具有较强的区分度和解释功能。“心系”“脾系”“肺系”“肾系”等同级别名词也应相应增加，才符合系统性。
关键词:肝;肝系;符号;藏象;隐喻;中医语言;术语规范
一中医术语“肝”的起源与演变
1.从物质实体到功能概念符号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索绪尔(Saussure)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并说“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而且同时具有“不变性和可变性”，常常发生“能指和所指关系的转移”[1]1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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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曾明确地指物质实体，即人或动物的内脏中的肝脏。《庄子·盗跖》:“盗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阳，脍人肝而餔之。”这是肝这一脏器作为物质实体被人类认知，并形成语言符号的例证。“肝”的文字形体，“从肉，干声”(《说文解字》)，也说明“肝”首先是作为物质实体的符号存在的。在《黄帝内经》中，“肝”指物质实体也是明确的，《素问·刺禁论》说“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灵枢·经脉》说肝足厥阴脉“挟胃属肝络胆”，“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灵枢·天年》说“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难经·四十一难》说“肝独有两叶”，《四十二难》又说“肝重四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这些论述不管正确与否，至少表明人们知道人体中有肝脏这一脏器，且对人体肝脏进行过观察。尽管此后中国的解剖科学未能很好地发展下去，这种“能指/所指”关系的符号“肝”在后世仍被继续使用，直至今天。
几乎就在“肝”指物质实体的同时，“肝”被描述具有某些特定的人体功能。《内经》中，关于“肝”的功能的描述可谓比比皆是，如《素问·六节藏象论》:“肝者，罢(疲)极之本，魂之居也。”《素问·灵兰秘典论》:“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素问·经脉别论》:“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素问·痿论》:“肝主身之筋膜。”《素问·平人气象论》:“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气也。”《素问·五藏生成》:“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灵枢·本神》:“肝藏血，血舍魂。”《灵枢·脉度》:“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这些功能描述，表明“肝”的所指已经丰富了许多，而能指却没有变，实际上就已经发生了“能指/所指”关系的转移。今天我们来审视这种转移，其实带来了不良的混乱后果。现代人体解剖学、组织学证实，作为物质实体的人体肝脏的功能，很难和中医描述的“罢极之本”“魂之居”“谋虑出”“散精”“主身之筋膜”“藏血”等功能完全等同起来。这些功能应当和肝脏的部分功能以及更多的人体器官组织功能有关，如脑及神经系统。功能与实体脱离，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古代解剖学不够进步，也可以解释为当时人们对物质实体肝脏的功能了解不够。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已经发生的语言事实。索绪尔说:“语言根本无力抵抗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这就是符号任意性的后果之一。”[1]113
2.“肝”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符号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最能体现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以及说明符号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综合《内经》各篇所述，我们可以发现经常与“肝”发生组合关系的有五方的“东”、五时的“春”、五气的“风”、五化的“生”、五行的“木”、阴阳的“少阳”、五腑的“胆”、五体的“筋”、五官的“目”、五华的“爪”、五色的“青”、五声的“呼”、五味的“酸”、五志的“怒”。且“肝”与“心”“脾”“肺”“肾”形成五脏的聚合关系，与“胆”形成脏腑表里的聚合关系，与“心”形成相生与受资(母与子)的聚合关系，与“脾”形成相克与受制的聚合关系。如此等等，最终就形成中医学的“四时五脏阴阳”系统结构。
但是，即使是依靠这种看起来比较严格的区别与联系建立起来的“能指/所指”关系，仍然会存在混乱或边界模糊不清的情况，而且在时间的轴上或不同语言环境中仍然会发生关系的转移。比如章太炎就指出:今文《尚书》肝配木、心配火、脾配土、肺配金、肾配水，古文《尚书》则脾配木、肺配火、心配土、肝配金、肾配水，《礼记·月令》与古文《尚书》匹配方法相同，郑玄注经时则前后矛盾[2]。
此外，《内经》中原本仅有“肝生筋”“肝主身之筋膜”“肝藏筋膜之气”，即“肝主筋膜”之说，但后世朱丹溪又倡导“肝主疏泄”之说。《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按《内经》理论，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包络者，心主之脉”(《灵枢·邪客》)，十二经脉弛张运动，均由心包之筋主宰，经脉弛张异常必然影响气血津精液疏泄异常，为什么又说“肝主疏泄”呢?当代方剂学家陈潮祖解释说，《内经》之前，古人将脏腑分为六脏六腑，在《内经》中开始将六脏中的脑外包膜分属心、肝二脏，成为五脏六腑，但论述经络时却仍以十二经络并存。“古人将其六脏六腑，十二经脉，分为手足三阴三阳，为了论述简便，只言其足而不言手，其实手经亦在其中，只因代远年湮，现已淡忘。”[3]其实在《内经》中“肝”就至少具有两种意义指向，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以肝、心、脾、肺、肾为五脏，而《素问·灵兰秘典论》中以心、肺、肝、膻中(心包)、脾、肾、胆、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为十二脏，“肝”在其中的功能意义就变得不尽相同。后世的“肝”的意义指向则或此或彼，变得混沌不清。
3.“肝”的隐喻和转喻
符号与符号之间，还有一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是由隐喻和转喻产生的。隐喻以相似性或类比为基础，转喻则以接近的或相继的联想为基础。
“肝”在古代文献中以“木”为喻最为常见。《素问·金匮真言论》“其类草木”马莳注:“肝性柔而能曲直，故其类为草木。”《难经·四十一难》:“肝者东方木也，木者春也，万物始生，其尚幼小，意无所亲，去太阴尚近，离太阳不远，犹有两心，故有两叶，亦应木叶也。”因“肝”似“木”，因此后世又有“性喜条达”“恶抑郁”之说，《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木郁达之”，滑寿注“木性本条达”，即意象树木枝叶喜自由伸展，不受抑制。在这个隐喻中，“肝”与“木”形成的是一种聚合关系。《素问·灵兰秘典论》:“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与“将军”形成隐喻，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聚合关系。虽然隐喻具有相似性，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所谓的相似不是绝对的，只是以类比的方法来解决符号的所指不易描述的问题。
“肝为血海”也是一个隐喻，但它的出现时间比较晚，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大约在宋元之际。《素问》仅见“人卧血归于肝”，王冰注“肝主血海”，《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王冰注“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且《灵枢·海论》“冲脉者，十二经之海”，张介宾注:“此即血海也”，皆未言“肝为血海”。宋代严用和《济生方·妇人门·崩漏论治》称“肝为血之府”。明代李梴《医学入门·脏腑·脏腑条分》:“人身动则血行于诸经，静则血藏于肝脏，故肝为血海，心乃内运行之，是心主血也。”始言“肝为血海”，明代李中梓《内经知要·藏象》亦谓之。此后此说渐盛，故后世认为血海有二，一为冲脉，二为肝。清代陈修园《金匮方歌括·赤小豆当归散》:“肝为血海，气通胞中，主宣布之权，虚则失其权矣。”唐容川《血证论·吐血》:“血海胞中，又血所传输归宿之所，肝则司主血海，冲、任、带三脉，又肝所属。”已将冲、任、带三脉皆划归肝所属系统。如同“女子以肝为先天”一样，“肝为血海”也遭到了不少医学理论家的质疑[4]，但作为一种由隐喻形成的符号聚合关系，就更难评判其正误了，因为这样言说的基础，不过是因为它们相似。
转喻的特点，是用具有组合关系的符号进行替换，古代医学典籍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如李中梓《医宗必读·乙癸同源论》:“东方之木，无虚不可补，补肾即所以补肝;北方之水，无实不可泻，泻肝即所以泻肾。”其中的“东方之木”就是“肝”的转喻，因为“肝”是“东方之木”的对应之脏。转喻和隐喻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界限，有时候转喻也因为相似性而形成，隐喻也由邻近性而形成，因此在古代医学典籍中“木”仍然是“肝”最常见的转喻。与“肝”相关的符号可以替代“肝”，但其前提条件是这种符号关系为人熟知，接近的或相继的联想可以自然产生。《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故实脾，则肝自愈。此治肝补脾之要妙也。”对于这段记述，后世医家将其描述为“培土荣木”“清金益木”“滋水涵木”，也是因为“肝”与“木”的关系为人熟知。此外又有“子令母实”一说，“母”是“肝”的转喻，因为“肝”生“心”的关系也是为人熟知的。有些符号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为人熟知或并不固定，采用转喻就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如《难经·七十五难》:“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故泻火补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这段记述中“子”“母”究竟转喻哪一脏，历来争议很大，就是因为“子”“母”与“肝”“心”“脾”“肺”“肾”的符号关系并不固定。
隐喻和转喻不但能解释古代医学文献中“肝”与其他符号的关系，而且我们还能用它来说明“肝”符号的“能指/所指”关系是怎样发生转移的。隐喻的相似性有两种:物理相似性和心理相似性。在“肝”与“将军”的隐喻中，源域“将军”与目标域“肝”，就是一种仅存在于人的主观上的心理相似性。人脑通过概念性映射，将一种新的意义强施于目标域。隐喻的基础既是相似性，就表明它不是绝对客观的，而是相对于人们的经验而言的，是可以创造的。但正是由于认知符号学解释项的参与，才使得中医学理论的发生和发展具有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永续的活力[5]。它表现在语言序列中，就是“肝”的词义已经发生扩展和变异。而且转喻和隐喻在词义的延伸中有时会交叉或相互作用。转喻的基础是邻近性，这意味着它不仅存在于部分与部分之间，还可以存在于部分和整体之间，即用部分代替整体，如用“肝”代替“肝”和“心包”这个整体，或代替“肝”和“冲、任、带三脉”这一整体。以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肝”的所指意义越来越宽，范围越来越广。
4.西医传入对“肝”的影响
李经纬说:“西洋医学传入我国，其历史也很悠久。但若就其有连续性、有现代医学概念，并伴随着文化传入性质而来者，则大约始自16世纪。”[6]在16世纪的英语语言符号系统里，liver这个单词明确指物质实体的肝。在解剖学上，它界限明确，仅包括肝体部分。在肝的功能的认识上，也几乎达到了现代医学的认识程度。1543年，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是根据直接的观察来写作的人体解剖学教科书，其中对肝脏的认识已经达到比较深入的程度。而中国的王清任在1830年始著成《医林改错》一书，才比较正确地论述了肝与胃、胰、胆的复杂关系。由此可见，liver一词虽然较为接近汉语表示物质实体的“肝”，但仍有较大的不同，而与表示功能意义的“肝”相比，重合的部分已经很少。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指出:“中医药学的大部分用语在欧洲语言中都缺乏对应语”[7]。
当时汉语怎样表达liver一词的含义，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局面。按照语言接触的一般规律，汉语原本也可有多种选择，比如直接向英语借词，或者利用汉语自身的材料和规则构成新词。但汉语最终的选择是沿用旧词“肝”，从而使“肝”的“能指/所指”关系再一次发生了变异。“肝”的变异只是一个侧面，实际上在19世纪之后，当中医学与西医学开始发生激烈的碰撞，汉语的医学语言符号系统也变得异常复杂起来。1847年，戴维编撰的《初学者入门》，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介绍西医的解剖、疾病、药物等用语，“肝”完全等同于英语liver一词的意义。大约与此同时，前述陈修园、唐容川等正在其著作中论述“肝为血海”的理论。
今天，来自西医的语言符号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肝”的释义:“人和高等动物的消化器官之一。人的肝在腹腔内右上部分，分为两叶。主要功能是分泌胆汁，储藏糖原，调节蛋白质、脂肪和糖类的新陈代谢等，还有解毒和凝血作用。也叫肝脏。”这表明进入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肝”，实际上来自西医语言符号系统而不是中医。
二中医术语“肝”的规范及存在的问题
1.“肝”及相关术语的规范
朱建平认为，中医药学的术语体系在《黄帝内经》时代就已经初步形成[8]。西医术语进入汉语语言系统虽然较晚，却发展迅猛。在西医术语加入之后，现代医学术语中就形成了两套术语系统共存的状况，“肝”的情况只是一个缩影。面对“肝”这一术语的复杂情况，术语工作者采取按不同学科的不同名词来加以规范。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人体解剖学名词》“肝”位于“内脏解剖→内脏学，消化系统”下，《组织学名词胚胎学名词》“肝”位于“消化腺”下，英文等价术语都是liver。而同样是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中医药学名词》，“肝”位于“中医基础理论→脏象”之下，定义为:“五脏之一，位于腹部，膈之下，右胁之内。其主要生理功能是主疏泄和主藏血，并与筋、目密切相关。”英文等价术语还是liver。
中医药术语规范也引进了部分西医术语，如“肝硬化”“肝癌”，但又采取了“病+证”的方式加以细化，如“肝癌·肝阴虚证”“肝癌·气滞血瘀证”“肝癌·湿热蕴毒证”“肝癌·脾虚湿困证”“肝癌·肝肾阴虚证”“肝癌·肝气郁结证”。英文等价术语，“肝癌·肝阴虚证”为livercancerwithsyndromeofliveryindeficiency，“肝癌·肝气郁结证”为livercancerwithsyndromeofliverqidepression。
术语规范设置“足厥阴肝经”条，位于“中医基础理论→经络”之下，英文等价术语为JueyinLiverChannelofFoot或JueyinLiverMeridianofFoot。
此外，当前的中医术语规范，还将一系列历史上形成的固定陈述收进来，形成短语类型的术语，如“肝主升发”“肝主疏泄”“肝为刚脏”“肝体阴用阳”“肝主筋”“肝藏血”“肝藏魂”“肝开窍于目”“肝恶风”等。英文等价术语，“肝主疏泄”为livercontrollingconveyanceanddispersion，“肝主筋”为livergoverningtendons。
“肝为血海”“肝主藏血”在《中医药学名词》中没有立条，但设置了“血海”条，定义为:“(1)妇女冲脉。(2)妇女肝脏。二者均在调节妇女月经方面起重要作用。”英文等价术语:bloodsea。
2.“肝”及相关术语存在的问题
当前对“肝”这一术语的规定，虽然限定了不同的学科，仍然缺乏明晰的区分度。在中医诊治实践或科学研究的大多数语境中，需要同时提及肝实体和传统“肝”概念，仍然一律用“肝”这一术语，使得各种表述含混而冗杂。又如“肝癌·肝阴虚证”“肝癌·肝气郁结证”等术语，若不明其中各个“肝”的区别与联系，则诊治无从着手。关于“肝”的英译也是如此。
有人认为，按照惯例，“肝”在行文中如果不是特别强调，都是指西医的肝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极大地造成了术语系统的混乱。术语规范工作的意义在于积极改变容易造成混乱的部分，而不是一味遵从“约定俗成”。
从解释功能上看，作为中医药学名词的“肝”仍然是含混不清的:中医学的“肝”很难说就是位于腹部膈下那个五脏之一，英文liver与中医的“肝”更非完全一致。这种笼统的定义限制了“肝”的解释作用。“足厥阴肝经”是专有名词，仅适用于对经络的解释。“肝主疏泄”“肝主筋”“肝藏血”等短语性术语及隐喻性术语“血海”，对“肝”解释功能不足的缺陷有所补充，其优点是具有历史文献来源，缺点是过于烦琐且不易理解。
三“肝系”一词作为规范术语的建议
1.“肝系”的词频和理据
目前有的中医学著作、论文为了将中医“肝”概念与西医肝脏相区别，就将其另行命名为“肝系”。如陈潮祖在《中医治法与方剂》中就使用了“肝系”一词。又以中国知网(CNKI)检索为例，截至2019年7月19日，以“肝系”为主题词共有163篇中文文献，以“肝系”为关键词共有58篇中文文献，这说明“肝系”一词已经有了一定的使用率和认可度。
综合各种文献所述，“肝系”是按中医五脏功能划分的概念，以区分物质实体的人体肝脏概念。从理据上来说，这个概念实际上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素问·金匮真言论》等篇章中就已出现，虽然以“肝”称之，但肝、胆、筋、目均在其内，它不但包括“足厥阴肝经”，还包括“手厥阴心包经”“足少阳胆经”“手少阳三焦经”，甚至“冲、任、带三脉”循行部位的功能。这些部位相互关联，形成系统，功能上共同起作用或相互牵制，所谓“肝主筋膜”“肝主疏泄”“其类草木”“肝主血海”“肝主藏血”“性喜条达”“恶抑郁”的描述皆出于此。古代汉语重意不重形，很多时候本来该表达成“肝系”的地方，都用“肝”表达了。中医的“肝”概念，其实就是在古汉语以木喻肝并以实体代功能、局部代整体的语言环境下产生的。这个概念在现代中医药学中仍然广泛使用，但与物质实体的人体肝脏已经无法完全对应，实际上对应得更多的是肝、脑、心及神经系统、循环系统的某些器官组织的功能。从唯物的观点来看，中医“肝”的各种功能不应当没有物质基础，而这个物质基础应当表述为“肝系”。从“肝”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肝”的演变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也应当对原术语“肝”的不同义项进行分化，但又不宜过于烦琐。因此在目前中医药术语的体系中，出现一个名为“肝系”的重要术语，也是必然的。
语言规范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词频，二是理据。“肝系”一词的出现完全符合这两个原则，因此笔者认为这一命名是可取的。英文等价术语可采用“音译+意译”的方式:gansystem。这样既可以和liver区别开来，又可以体现中医术语的民族性。
2.“肝系”的区分度和解释功能
“肝系”一词具有较强的区分度和解释功能，可以略举几例以说明其实用意义。比如病、证方面，西医学中的“肝炎”“肝硬化”“肝癌”中的“肝”，与中医学的“肝肾阴虚”“肝阳上亢”“肝风内动”“肝气郁结”“肝火上炎”“肝阴虚”“肝血虚”中的“肝”大不相同，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符号体系，西医学名词与中医学名词之间无法画等号。但不能画等号，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联系。事实上，不同体系的名词大致相当的情况仍然是存在的。比如张锡纯就认为中医的“内中风”“煎厥”“大厥”“薄厥”相当于西医的“脑充血”(规范术语为“脑卒中”)。《医学衷中参西录》“镇肝熄风汤”条说:“风名内中，言风自内生，非风自外来也。《内经》谓‘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盖肝为木脏，木火炽盛，亦自有风。此因肝木失和风自肝起。”“西医名为脑充血证，诚由剖解实验而得也”“而《内经》初不名为内中风，亦不名为脑充血，而实名之煎厥、大厥、薄厥。”上述情况，虽言“镇肝”，实际上病变部位不仅在肝，更涉及属“肝系”的脑。如“肝”与“肝系”两个术语并行使用，则能区分相关的概念，又显示出相互之间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