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了解在沪新生代农民工健康风险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相关部门制定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策略和措施提供参考。方法:采用随机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随机抽取上海市12个区1245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新生代农民工健康风险得分为3.49;3个维度中居住环境、工作环境和公共环境的得分分别为3.56、3.59和3.37;新生代农民工男性比女性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低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比高学历群体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高收入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低收入的群体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越长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健康风险更高有所差异;在建筑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受的健康风险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籍、工作时长、是否患有慢性病等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健康风险的主要因素。结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来自工作环境、居住环境和公共环境的多重威胁。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健康风险;问卷调查;影响因素
2016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深刻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016年10月，国务院出台文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强调普及健康生活，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全面关注国民健康所面临的风险和问题[1]。在实现全民健康的道路上，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问题。他们的健康好坏不仅关系自身的未来，还直接影响我国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及社会稳定大局。通常将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称为“新生代农民工”[2]。以往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进行了大量研究，有的从代际角度进行纵向研究;有的从城市融入视角进行研究[3];也有从其身心健康等视角着手研究等等[4]，然而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风险与健康素养的研究还比较匮乏[5]。本研究与“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相呼应，重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反映他们的健康现状，提出改善他们健康状况的对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6]。健康风险一般指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诸多因素，导致人出现疾病、伤残以及造成健康损失的可能性。人们的健康风险受其面临的环境、接受的医疗服务、采取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后，往往面临各种问题，其中健康问题最为突出，他们主要工作在城市的脏、累、重、险部门，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却很少能够分享城市进步的成果。他们环境卫生意识不强，居住环境“脏、乱、差”现象十分普遍，由于居住环境较差、饮食环境不洁导致腹泻、呼吸道感染等疾病多发[7]。
本研究于2016年11月～2017年11月对1245名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健康风险进行调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健康风险、来源及影响因素，以期为相关部门制定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策略提供参考意见，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以在上海市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随机抽取上海市12个区(浦东新区、徐汇区、松江区、静安区、虹口区、普陀区、长宁区、杨浦区、黄浦区、闵行区、宝山区、嘉定区)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各区抽满125份，总计发放问卷1500份，共回收1362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1245份，有效率83%。
1.2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自编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健康风险评价等。经过两轮预调查，修改后确定最终问卷。在口头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匿名自填式问卷调查，少数文化程度低的新生代农民工由调查员帮助其完成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参考相关文献[8-11]自行编制，其中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所在行业、文化程度、平均月收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上海生活的时间、婚姻状况、是否患有慢性疾病等;其中健康风险分量表包括居住环境、工作环境、公共环境3个因子，3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726、0.797和0.786;所有条目总Cronbach'sα系数为0.782，表明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该量表为李克特式量表，采用5点计分法，答案包括“很不符合”、“不太符合”、“一般”、“比较符合”、“非常符合”，依次分别赋值为1，2，3，4，5。
1.3统计分析
采用SPSS21.0软件进行一般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
2结果
2.1一般情况
共调查1245名新生代农民工，其中男性占61.7%(768/1245)，女性占38.3%(477/1245);年龄18～30岁，平均年龄为(25.67±4.70)岁;文化程度以高中、职高为主占32.7%(407/1245)，小学及以下占6.2%(78/1245)，初中占30.6(381/1245)，大专及以上占30.4%(379/1245);外地城市占8.6%(107/1245)，外地农村占89.7(1117/1245);在上海生活的时间以1～5年为主占41.6%(518/1245)，不到1年占35%(436/1245)，6～10年占15.5%(193/1245)，11～15年占5.7%(71/1245)，16年以上占2.1%(26/1245);婚姻状况以未婚为主占63.0%(784/1245)，已婚占33.0%(411/1245)，离异占2.0%(26/1245)，其他占2.0%(24/1245);平均月收入以2000～4999元为主占51.4%(640/1245)，999元以下占1.2%(15/1245)，1000～1999元占6.7%(84/1245)，5000～9999元占31.2%(389/1245)，10000元以上占5.8%(72/1245);平均每天工作时长以8～10小时为主占50.3%(626/1245)，6小时以下占3.1%(39/1245)，6～8小时占18.2%(227/1245)，10小时以上占27.9%(347/1245);所在行业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其中制造业占31.5%(395/1245)，服务业占23.0%(286/1245)，建筑业占7.6%(95/1245)，批发零售业占4.8%(60/1245);在调查中报告患有慢性疾病占2.9%(36/1245)，未患有慢性疾病占82.7%(1030/1245)，不知道的占14.4%(179/1245)。调查对象基本信息情况见表1。
2.2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健康风险分析
从调查结果可知，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来自居住环境、工作环境、公共环境等多重风险的威胁。将健康风险量表评价“很不符合”、“不太符合”、“一般”、“比较符合”、“非常符合”，依次分别赋值为1，2，3，4，5。计算出124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得分为3.49;3个维度中居住环境、工作环境和公共环境的得分分别为3.56、3.59和3.37;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健康风险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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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2可以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在面临的居住环境风险中，其居住环境受噪音污染较为普遍(19.3%)，仍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脏乱差的环境里(14.9%);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环境中面临的最主要风险就是在非自然光条件下工作(22.9%)、被动加班(24.3%)，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还反映他们的伙食状况很差(19.4%)，如果他们连身体基本的营养素摄入都不能保证的话，这必将影响他们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转，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新生代农民工在公共环境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交通拥堵(23.8%)和二手烟问题(25.7%)。
2.3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健康风险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健康风险不同。分别以性别、在上海生活时间、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平均月收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所在行业等为变量，计算健康风险得分的均值及标准差，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分析表3可以得出，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比女性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P<0.001);不同学历的农民工群体面临健康风险有所差异(P<0.001)，学历越低，所受的健康风险越大;不同收入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健康风险有所差异(P<0.001)，收入越高，所受的健康风险越大;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健康风险有所差异(P<0.001)，工作时间越长，所受的健康风险越大;不同行业类别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健康风险差异显著(P<0.001)，在建筑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受的健康风险显著高于其他行业。
2.4新生代农民工健康风险的影响因素
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在上海生活的时间、户籍、平均每天工作时间、是否患有慢性疾病等为自变量，以健康风险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文化程度与健康风险、居住环境风险、工作环境风险和公共环境风险均呈显著负相关;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与健康风险、居住环境风险、工作环境风险和公共环境风险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在上海生活的时间与健康风险、居住环境风险、工作环境风险和公共环境风险没有显著正关联。另外，是否患有慢性疾病与健康风险、工作环境风险和公共环境风险呈现显著负相关，而与居住环境风险关联不再显著。这说明本身患有慢性疾病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居住环境的影响无关，他们慢性病的获得很有可能是由于工作环境所带来的。除在上海生活的时间和平均月收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籍、工作时长、是否患有慢性疾病等变量均与新生代农民工健康风险呈现显著关联，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与其独特的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文化程度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存在显著关联，文化程度越高，他们面临的健康风险越小，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高学历的农民工从事的工作较为干净，面临的职业病危害较低;另一方面，随着学历的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素养较高，更加注重自己的生活和行为习惯，从而降低了自己所面临的健康风险。
3讨论
健康行为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一个极其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健康行为平均形成率为57.1%，高于农村地区居民健康行为形成率，但明显低于当地同龄人群[12]。2010年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健康知识和理念明显不足，他们没有采取必备的安全防护措施，对所用化学品毒性不了解，存在着不戴口罩、直接用手接触化学品的现象[13]。另一方面，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大，许多人每天两班作业，没有休息日的调整，有时甚至连续加班几天几夜。很多事故就是因为加班形成疲劳工作，引发工伤事故[14]。本研究的发现支持和细化了学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健康问题的研究[15-17]，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健康风险还很大，他们工作时间较长。这可能是因为用人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压迫，也可能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为了赚取更多的生活费而主动牺牲自己的休息和娱乐的时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虽然他们的工资较以前比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不可忽视的是他们往往以牺牲身体为代价。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职业风险、居住环境和公共环境的威胁还很大，其中对他们威胁最大的是机械伤害、不够卫生的居住和饮食条件。
研究结果显示，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在所调查的1245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他们的学历以初中、高中、大专以上为主。他们已经在上海生活的时间，1～5年时间的最多占41.6%，不到1年的占35%，11年以上的很少，共占7.8%，说明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为了更好地生活来到上海，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工作不稳定等因素，他们在上海长久发展的几率很小，更多的人是作为上海的过客，调查发现很少有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上海扎稳脚跟，成为标准的上海人。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或者自己租房，在上海立足并拥有房产的只有极少一批敢拼敢闯的年轻人。他们的工作多集中在社会服务业、制造业、餐饮业、建筑业等，与最早一批农民工不同的是他们在建筑行业工作的比例有所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还未婚，离异情况的很少，这与他们的社会地位也相匹配。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大多集中在2000-5000元这个范围，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大多超过8个小时，工作时间超过8个小时的占78.2%，他们工作勤奋，吃苦耐劳。由于没有精湛的技术和高层次的学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通过牺牲自己的休息和娱乐时间等手段来提高自己的收入。
研究结果还显示，男性比女性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他们大多未婚，这意味着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重大问题。不同学历的农民工群体面临健康风险有所差异，学历越低，所受的健康风险越大;不同收入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健康风险有所差异，收入越高，所受的健康风险越大;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健康风险有所差异，工作时间越长，所受的健康风险越大;不同行业类别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健康风险有所差异，在建筑行业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比其他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籍、工作时长、是否患有慢性疾病等多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风险，说明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健康风险与他们独特的背景有着重要联系。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着较高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水平，他们的健康素养有一定提高，他们的饮食、生活习惯也渐趋合理。由于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相对较差，加之健康风险的意识薄弱，医疗保障状况不容乐观等原因，使他们更易受到疾病的困扰，身心健康受到损害[18]。高压力、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反差和频繁切换，新旧健康问题交叉，这些都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问题不容乐观。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背负着一定经济负担，孤身在城市打工，缺少家庭温暖，体力劳动繁重，还要承受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不公平待遇，从心理上有一种排斥感，不能良好地融入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吸烟、喝酒等危害健康的行为就成了他们缓解生活及心理压力的手段[19]。有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整体较低，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差于男性，心理健康水平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经济收入和人力资本显著影响心理健康水平[20]。由于受职业压力及工作倦怠、人际关系焦虑、突发事件的心理冲击，以及个人生活的心理危机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杀心理逐渐增强。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没有受过大挫折，心理承受能力比较低。一个人生活在城市中又没有人开导和倾诉，有些人在最后走向自杀的悲剧。
新生代农民工是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两栖人”，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群体，城市生活处处离不开他们，农村的发展也依赖着他们，他们的健康牵动着一个家庭，一座村落，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民族的兴衰。保障和维护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对贯彻“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应该提高健康的意识和观念，养成良好的工作和生活习惯，劳逸结合，调节自己的身心健康;企业应强化社会责任，严格加班制度，减少工作时间，建立安全管理体系，着力减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的因素;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新生代农民工信息库，成立新生代农民工专业救助组织，推行社会保险一卡通等多种手段切实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