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得以表现、传播和传承的途径在于将其“符号化”，民族旅游场域更是由众多文化符号构成的“符号域”。本文通过长期观察和理论思辨，将民族文化符号划分为空间(场域)符号、物象符号、行为符号、意象符号、景观符号和衍生符号六种类型，并以草原旅游场域中蒙古族文化的“符号化”为案例，分析了革原旅游开发中对蒙古族文化“符号化”的内容，提出应在“符号化”程度、“符号化”内容及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优化。
关键词：民族旅游;民族文化;符号;“符号化”;苹原旅游
DeanMacCannell将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归结为一个汇集符号的过程，指出旅游经验的构建来自符号的消费与收集。Culler将旅游者形容为“符号大军”，指出旅游者追求的是异地的不寻常和本真性，追求的是异国文化的符号，旅游者对任何作为符号的事物皆感兴趣。111事实上，旅游者在出行过程中，都在有意无意地寻找、观赏、体验甚至研究当地作为符号呈现出的一切事物。符号系统形成了旅游地特有的场域氛围。可以说，游客对于符号的追求、识别与赏析贯穿于整个旅游活动之中。因此，旅游的过程即“符号化”的过程，旅游体验的形成得益于游客对当地符号系统的解读。故旅游地的“符号化”质量既影响着旅游地吸引力系统的品质和游客感知，也影响着旅游体验的效果。
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因其独特的魅力，已成为向外界展示、与外界交流的重要形式，民族旅游更是独具吸引力。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民族旅游，其交流与传播的载体就是“民族文化符号”。因此，恰当、巧妙地运用民族文化符号，对其进行合理的“符号化”，既能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更好地传播本民族文化，使民族旅游更具生命力。同时，也能满足游客“符号化”旅游的需要，为其营造旅游体验的素材。草原旅游以其广袤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民族文化独具魅力，其核心吸引力就在于蒙古族文化。可以说，蒙古族文化“符号化”的过程直接影响着游客体验质量及草原旅游的形象和品质，也影响蒙古族群体对自身文化的自省和自觉。因此，在草原旅游开发过程中，蒙古族文化如何“符号化”才能被游客更好的解读，创造更加深刻的旅游体验?同时，蒙古族文化如何“符号化”才能促进民族文化的自省与振兴?本文试图通过民族旅游场域中文化符号系统的构建，对民族文化的“符号化”问题进行探究。
一、民族旅游开发中文化“符号化"的必然与窘境
(一)民族旅游开发中文化“符号化”的必然
人们对某一文化的了解，首先建立在对当地文化物质层面的感知和认知上。物质文化不仅反映物质客体本身，还反映着物质客体背后的人的行为，因此人们可以通过物质文化快速地构建起相关人、物、事的认知。可以说，文化的呈现需要借助物质形态的符号来展现，一些文化可以通过物质客体直接表达，即使是涉及人的行为及更深层次的东西，也需要借助于物质客体也就是各种形式的符号来呈现。如蒙古族文化中的某个仪式，即使不出现在旅游场景之中，当它呈现在众人面前时，无疑是一个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的表达需要应有的场景、专门的器具、该场合特定的服饰装饰等，这些都是一个个物质层面的符号，仪式便是人、物等多种符号元素在特定环境下的统一。在民族旅游中，游客所能感知并体验的文化正是由符号和人们对符号的运用及操作过程共同构筑的。
民族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是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得以传播、传承的途径在于将其“符号化”，即将抽象的文化具化成一个个可以被人感知的符号，便于人们感知和交流。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将文化界定为“从历史沿袭下来，体现于象征符号意义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续和发展他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即文化以象征符号为基础，是由符号构成的系统，并通过符号实现内外部的传播与传承。在文化人类学视角下，文化主要揭示着三组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我的关系，故也有学者将文化定义为“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协调群体关系，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及民族样式”气可见，文化的目的在于人与内外部环境的沟通和交流，而这一目的的实现需要借助于符号，即将文化“符号化”。民族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的高度浓缩，也是进行文化交流最直接、高效的手段，这些符号所形成的“符号域”阐释着场域内的民族文化。可以说，文化的“符号化”是文化得以被感知、传播和传承的前提，也是人类生存过程中长期积淀而成的智|慧。
尽管“符号化”是进行文化交流、传承的普遍方式，但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文化的“符号化”愈加明显，会被强化。因为，除了满足文化群体内部交流需要的“符号化”之外，更要满足游客的“符号化”旅游需求。在旅游者眼里，旅游场域内的一切景观、一切事物都具有符号的意义。所以旅游活动就成为一个收集、解读旅游符号的过程。旅游地需要对吸引物进行“符号化”，甚至要通过强化这种符号表达，将旅游地的文化简化并象征性表现，为游客营造旅游地的“符号空间”，以便游客在有限的到访时间内尽可能的领略旅游地文化，创造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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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旅游中文化“符号化”的窘境
虽然民族文化的“符号化”有其必然性，但“符号化”的展现内容、形式、程度等方面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存在主观性，需要掌握好“度”。如果“符号化”不足，游客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通过符号获得关于当地文化的有效信息，旅游体验不深;如果“符号化”太强或被扭曲，游客的愉悦感体验在一定程度内或许不受影响，但文化的真实性降低，这既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播，也不利于旅游地的持续发展。因此，旅游地的“符号化”水平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能够让游客尽可能的获得当地文化的真实信息，同时体验深刻。而现实中，“符号化”水平太低或“符号化”过度、失真都是民族旅游开发过程由登的状态
在草原游开发过程中，对于蒙古族文化的“符号化”总体上表现出以下几个困窘的局面，这可能也反映着民族旅游开发的普遍状况。
1.文化“符号化”水平低，文化氛围不浓
草原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是蒙古族文化，而非草场本身，因为文化的魅力更加持久，游客的可参与性也更强。但事实上，大部分草原旅游地的文化符号在数量上不足，形式上较为单一，“符号化”水平太低，大多只通过蒙古包、餐食、歌舞表演、骑马等简单的文化符号试图表现蒙古族文化体系。众多草原旅游依托的仍为广袤的草场资源，文化氛围不浓，文化内涵缺失，这也是游客体验不深的关键原因。文化是一个系统，当符号被抽象出来表现文化时，也应构成相对完整的体系。文化符号的不足，造成旅游地所呈现的文化支离破碎，游客在旅游地期间获得了暂时的感官愉悦和发现异域符号的满足感，但游客获得的旅游体验和精神收获甚小，对当地文化的认知程度较低。
2.符号没有所指或形不达意，游客流于表象“符号化”旅游之列
符号是文化的浓缩和表征，是文化被形象化和具体化后的外在形式。符号都有着意义指向，意义便是符号所指代的涵义和内容。即如皮尔斯符号学中指出的“三元关系”(TriadicRelation)，包括表征符号形体的能指、表征符号意义的所指和使用者对符号意义认识的解释项。[4]如果符号只有外形，而没有可以延伸的意义项，那么这些符号就只是一个个外在的空壳，没有实质内容和内涵。在草原旅游开发过程中，最普遍的局面就是将各种蒙古族符号散布于草原之上，仅供游客观赏其外形，并没有指向意义及相关文化内涵的引导。同时，各地蒙古族文化符号几乎相差无几，都通过草原环境、蒙古包、骑马、蒙餐、歌舞表演等符号元素展现其文化，展现形式和内容也基本趋同。在这种情境下，蒙古族文化符号被无差异的到处复制，在缺乏将符号意义进行演绎的情况下，造成游客仅能追逐符号外形，进行草原环境下文化符号的观光，而无法获得更多的符号意义，游客流于了严重的表象“符号化”之列，文化旅游体验不深。同时，一些符号的设置形不达意，符号的陈设与当地文化及环境毫无关系，而只为满足游客对旅游地“符号”的涉猎需求，也促使了表象“符号化”旅游的形成。
3.“符号化”过度或扭曲，旅游地文化失真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如果对于文化符号过度陈设或过度设置，即“符号化”过度，那么旅游场域就完全成为了符号堆砌、过度装饰的“表演舞台”，给游客造成过度“符号化”的审美负荷。同时，一些旅游地在“符号化”过程中，对文化曲解、误读或过于迎合游客的娱乐需求，使得表现出来的文化符号已偏离了文化实际，严重影响了民族文化主体的自觉和尊严，使得游客对当地文化的体验失真，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播。草原旅游也存在此种局面，在这种状态下，既不能使民族文化魅力得到延续和发扬，也不能给游客创造深刻的旅游体验和心灵收获。
可见，在民族旅游地进行“符号化”的过程中，需要把握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符号化’什么”?这是决定旅游地文化呈现状态的核心问题;二是“‘符号化’到何种程度”?这直接影响着旅游体验的质量和民族文化的延续及振兴。综上，“符号化”水平应掌握好适度原则，不能不足，也不能过度，更不能偏离实际。“符号化”程度应以游客体验最大化和民族文化真实性为双重考量标准。而对于“符号化”什么，有必要进一步对旅游场域中的文化符号系统进行梳理和分析。
二、民族旅游场域中文化符号系统的构成
对于旅游地符号系统的研究，近几年已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陈岗(2013)依据Hall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将旅游吸引物符号描述成3种形态，即标志符号、文化符号和群体符号，其中文化符号是建立在旅游资源基础之上，泛指游客在目的地吃、住、行、游、购、娱所涉及的一切活动所对应的符号内容，直接影响游客体验的真实性[5]。杨丽婷(2015)在其硕士论文中进一步将旅游地的文化符号系统阐释为旅游活动的项目符号、空间符号、行为符号和物象符号%本文通过长期观察及理论思辨，认为草原旅游场域的文化符号系统主要由空间(场域)符号、物象符号、行为符号、意象符号、景观符号和衍生符号构成。这些符号是对草原旅游开发中文化“符号化”的依据，构成了草原旅游的基本空间特征，是游客体验的对象和基础。通过这些符号类型的构建，可以形成相对完整的草原旅游文化符号系统，呈现草原旅游的文化内涵。
(一)空间(场域)符号
旅游空间一方面是游客开展旅游活动的地理空间，同时也是当地居民进行生活、生产性活动的空间。这一空间既可以是当地居民真实的生存空间，也可能是为了向游客进行展演而创设的舞台化空间。空间构成了群体相对明显的边界，也为“符号化”旅游中各项符号的布局提供了场所，发挥着“容器”的功能，是旅游活动得以开展的大背景。但旅游空间又不仅仅是个“容器”的概念，其本身也是符号，就像是一个装着各种物品的盒子，盒子本身也是人们审视的对象，因为人类具有空间知觉的需要和能力。所谓空间知觉，是指动物(包括人)意识到自身与周围事物的相对位置的过程，主要涉及空间定向知觉以及对事物的深度、形状、大小、运动、颜色及其相互关系的知觉%如装有各种物品的盒子，盒子的材质、形状、样式与所盛的内容有着弥合之效。人们对空间符号的感知既依赖于其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层次感、质量等，也有赖于空间本身表现出来的形状、位置、大小等。因此，旅游空间符号的打造既要符合“容器”功能，因为它是承载各类文化符号的单位;同时，空间本身也要体现“符号化”审美的功能，因为它也是游客审视的符号对象，对游客开启“符号化”旅游发挥着“大背景”和“情境带人”的作用。
在草原旅游中，整体的草原空间构成了游客旅游的大背景，蓝天、白云、成群的牛羊和一望无边的草原，这些体现空间(场域)特征的符号能迅速将游客带人草原旅游情境之中，由于这个空间所表现出来的符号特征明显区别于游客的生活环境，因此也是游客首先审视的符号对象。如果空间符号特征明显，能使草原文化表现的更加生动。此外，除了自然要素形成的空间符号外，当地人的生活、生产空间也具有符号特征，如村落、聚居区等。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空间符号反映旅游地的整体性特征。这种被游客感知的空间符号特征会根据场域的不同类型被游客聚焦于某些方面上，也就是说，游客在到访该旅游场域前，就对该场域类型的空间整体性特征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在游览过程中也会积极的验证或者加强对于空间符号的认识。第二，空间有大小之分，大的空间内还可以存在小的空间，如草原旅游地本身是一个大的空间，但根据其自然形态、功能等不同，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若干个小的空间，如博物馆、村落、商业街、度假区等，这些空间同样都具有符号属性。
(二)物象符号
物象符号，即所指对象为旅游地真实存在的物质形态，典型代表场域文化特色，是游客通过视觉、味觉等感官可以直观感知到的属于该场域环境的物质实体，也是当地文化群体生产、生活过程中的真实物质写照。物象符号呈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形象，它包括旅游地的餐饮、住宿设施、当地居民使用的生产工具及各种器具、交通工具、服饰、建筑、乐器等。物象符号是物质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根植于当地居民真实的生活和生产情境，是民族文化在历史进程形成的真实且恒久存在的具体体现。这些物质实体在游客眼中转化成了一个个富有指向性和代表当地特色的符号。它们通常以静态陈设的方式布局在旅游空间之内，给游客创造感官上的旅游体验，也可以作为某些场景、活动的配饰和“道具”，以动态的方式呈现。
蒙古包、红白食、勒勒车、蒙古族服饰、马头琴、蒙古文字等，这些都是草原旅游中最典型、最基本的符号要素，也是游客在草原旅游场域中首先审视的符号对象，需要重点突出，但呈现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动静结合，勇于创新。通过旅游项目及旅游活动的策划还原这些物象符号原本在场域内的实际功用和存在方式，延伸其意义指向，让游客可以透过这些物象符号的外在了解其背后的符号意义，从而扩宽对当地文化的认知，增强其文化内涵的体验。如游客对马头琴这一物象符号的直观感知体验为形状、材质，甚至音质，这是最表层的，也是最浅显的。当游客对于马头琴的制作工艺、弹奏技巧、声乐特点、在蒙古族文化中地位、演变历史、传承人物等一系列潜藏的内涵有了更深人了解时，旅游体验和精神收获必然加强。因此，当物象符号仅仅表现为外在形态时，就趋于表象“符号化”之列，必须对其背后的符号意义及文化内涵进行深度挖掘，让游客对物象符号能上升为相对理性的认知层面。同时，要突出这些物象符号的地域特色和差异性，确保草原各个地域的物象符号所体现的文化的真实性。
(三)行为符号
行为符号主要指旅游地的东道主居民在日常情境下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在旅游场域中，这些行为都具有了符号的意义。游客眼中的行为符号有的是当地人生活、生产的真实场景(游客对这些真实的行为场景往往不太容易接触得到，也不易于察觉)，大部分则是为了让游客迅速了解当地文化而进行的舞台化表演，或在与游客创设的交往情境中而产生的有着符号特征的行为方式。东道主通过对礼节、节日、歌舞、娱乐活动、技艺等行为的情景化编排，通过特定的场景，精心的准备，使这些行为具有了特殊的符号意义。游客通过参与到这种情境中与东道主进行符码的交流和意义的获取，通过相对深人地了解当地文化而获得旅游体验。行为符号是营造游客体验峰值的极佳方式，也是游客可以通过参与的方式深入了解当地文化符号之意义的最佳途径。
草原旅游中，蒙古族热情的迎客礼节、各种节日和节庆、反映当地文化的舞台表演或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男儿三艺”体验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可以转换成行为符号。这些由当地人表演、示范且代表当地文化的行为，是对当地文化的动态演绎，对游客有着十分强烈的吸引力。需要注意的是，行为符号可以动态展示，也可以让游客参与。当然，游客全面参与当地行为符号的体验过程势必会创造更加深刻的旅游体验。行为符号也是旅游地应积极强化的，但也要把握适度原则，“符号化”不足或“符号化”过度都不益于当地文化的展现和游客体验的满足。
(四)意象符号
意象是在感知觉基础上形成的表现在记忆和思维活动中的一种感性形象，是当前物体不存在时的一种心理表征。意象符号即意象主体用一些具体的方式诸如图形、符号、文字等表述抽象的观念或原则。旅游地的意象符号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文化群体长期与自然相适应而产生的抽象意象，用以象征群体的某种观念或思想，如神话、传说等;二是文化群体创造了某些符号来象征一些神秘的自然法则，如族标、字符、图形等;三是通过艺术创作的方式来表现创作者或族群的情感和意念，如诗歌、画作、书法、楹联等。意象符号体现着文化群体古朴的文化内涵和民族传统观念，是民族旅游开发可以挖掘和应用的素材。这些符号既可以为旅游地营造浓重的文化氛围，也可以强化旅游地文化符号的象征、指示功能，突出地域内的文化特色。
草原旅游开发中，意象符号包括各类神话故事、传说、蒙古族标志性图形、图腾、字符、蒙古书法，及表现蒙古族情怀的文学史诗等，因为这些符号存在于蒙古民族的意念与意识之中，并非显性，因此常常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被忽视和遗漏。而意象符号却是真实反映民族思想情感和民族精神的文化素材，需要借助于一定手段对其进行显化。如通过强化成行为符号、情景再现、形成场域标志等方式将其呈现，这样既可以形成浓重的场域文化氛围，也可凸显旅游地的特色，扩宽游客对民族文化的认知范围。
(五)景观符号
旅游者对任何作为符号的事物皆感兴趣，他们在旅游地除了追求和探寻十分明显的、直接代表当地文化的物象符号之外，还会自动将场域内的一切景观賦予符号的意义。H景观符号不同于物象符号，它并非旅游地文化系统中的物质实体，而是将旅游地隐性文化外在表达的方式，是人为创设的符号类型。将这些隐形文化景观化既可以帮助游客更加深人地了解当地文化，扩宽游客对旅游地文化的认知范围，也可以强化游客“符号化”旅游的体验经历。其表现方式可以是景观小品、标志物、门景系统、蜡像等。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景观符号为人为创设，但其主题应当围绕当地的真实文化，展现内容可以包括：一是对意象符号的形象化，如旅游地的传说、神话故事、事件等，对其进行情景再现，凝练为可见的符号。二是对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象化表现，由于非物质文化本身的非物质性，其在旅游开发中的应用程度较低，传播比较困难，将其转化成景观符号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做法。
草原旅游中，关于蒙古马、成吉思汗、狼图腾等素材的传说故事众多，这些传说故事都从深层次反映着蒙古族的传统观念和民族精神，可以重点挖掘并形象化成景观符号。同时，草原地区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可以符号化的对象，景观符号一方面强化了旅游地文化内涵和品味，强化旅游体验，另一方面也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延续。
(六)衍生符号
这里所指的衍生符号特指民族旅游纪念品。旅游纪念品也有着特别的符号意义，对于游客来说，通过购买特定的旅游纪念品，可以“强化”并“固化”当时的感受，以此形成未来美好回忆的“贮藏物”。同时，它也是直接关联旅游地的标志性“符号”，通过此物构建起了和旅游地之间的关联，强化旅游体验。民族旅游纪念品需要根植于当地文化，以物质的和非物质文化符号元素为题材，对其进行创新和创造，充分体现其独特性、纪念性、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
草原旅游的民族旅游纪念品目前尚处于薄弱环节，文化性、独特性、实用性都比较差，但是草原旅游开发中必须强化的符号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