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辅助生殖技术是治疗女性不孕的一种手段，但是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在患者中普遍存在，笔者旨在了解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患者的焦虑、抑郁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随机抽取300例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的患者，在治疗周期前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进行横断面调查，以分析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治疗周期前，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患者的焦虑、抑郁人数比例分别为39.3%和62.3%。其中经济因素、不孕不育因素以及家庭因素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焦虑、抑郁情绪普遍存在于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的女性患者中，还受到诸如文化程度等因素影响。因此，建议医务人员帮助患者及家属树立治疗的信心，并强调家庭支持系统的重要性，让患者可以随时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减少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发生。
关键词：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焦虑;抑郁
1引言
随着城市人口的逐渐增多，工作方式的改变、生活压力的增大，以及环境的污染等，不孕症患病率也逐年增高。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到的全球不孕症发病率呈上升趋势[1]。据报道，全世界约有13%的夫妇患有不孕不育症，约3000万至1.68亿[2]。目前，我国不孕不育患者已超过4000万，发病比例占育龄夫妇的12.5%，并呈递增趋势。因此，对大多数女性来说不孕会造成心理创伤，从而导致患者焦虑和抑郁症状的产生[3-5]。郭启云等[6]调查认为，分别有86.7%和46.28%的女性不孕患者存在焦虑和抑郁的症状。程建云等[7]在2016年就有研究得出，康奈尔医学指数测评异常者，其妊娠成功率也较低。1978年，随着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的诞生，“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invitrofertilization-embryotransfer)”就被当作是不孕症的有效治疗手段，据国内多个生殖中心的调查显示，成功率达到40%以上[8]，但该技术高昂的医疗费用、复杂的技术操作过程容易导致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产生，进一步影响治疗成功率的高低[9]。心理状态特别是负性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结果有着极大的影响，而临床上最容易忽视的就是心理因素与不孕症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本研究旨在探讨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患者焦虑、抑郁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临床实施有效的护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2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2018年3-10月在武汉市某三甲医院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的300例女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医学上确诊为不孕症;③有完整的就诊记录;④无精神疾病史;⑤无忧郁、自闭症者;⑥无重大疾病者;⑦在该院进行IVF-ET治疗;⑧自愿参与本研究。
2.2调查工具
2.2.1一般情况问卷
自行设计，包括年龄、民族、婚姻状态、文化程度、职业、费用支付方式、家庭平均月收入、家庭类型、饮酒史、吸烟史、不孕原因等。
2.2.2焦虑自评量表SAS[10]
由Zung于1971年编制，主要用于测量患者近一周的主观焦虑感受，总共包括20个条目。所有条目从“没有或很少时间”到“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分别赋值1～4分，正向选项进行反向计分。焦虑标准分(取整数)=粗分(所有选项得分之和)×1.25，50分为分界线，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为重度焦虑。
2.2.3抑郁自评量表SDS[10]
由20个条目组成，从“没有或很少时间”到“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都有”分别赋值1～4分。抑郁度=粗分/80，以0.50为分界值，0.50～0.59为轻度抑郁，0.60～0.69为中度抑郁，≥0.70为重度抑郁。
2.3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调查问卷由研究者本人依次发给纳入标准中的助孕女性患者，对文化程度较高、理解能力较强的患者可采用自评方式，对文化程度较低且对问卷内容理解有困难的患者可逐条讲解再记录。患者用15～20分钟填完问卷之后可当场回收确保问卷的完整性和回收有效性。
2.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分析数据，数据以频数、百分比及均数±标准差描述。检验水准α=0.05，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结果
3.1IVF-ET术前女性患者焦虑、抑郁的情绪
300例IVF-ET术前女性患者焦虑评分>50分的有118人，患者抑郁度>0.5的有187人。其中轻度焦虑者有90人(30%)，中度焦虑者有21人(7%)，重度焦虑者有7人(2.3%);轻度抑郁者有90人(30%)，中度抑郁者有89人(29.7%)，重度抑郁者有8人(2.7%)，见表1。
3.2IVF-ET术前女性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
将准备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女性患者按文化程度、职业、费用支付方式、家庭平均月收入、家庭类型、不孕不育原因、辅助生殖次数等特征进行分组，比较患者焦虑、抑郁的评分，得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大专、本科及以上两个组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的女性患者中，焦虑标准分均低于中学组(p<0.05);有工作的女性患者焦虑标准分低于没有工作的女性患者焦虑标准分(p<0.05);有医保报销的女性患者焦虑标准分低于医疗费用自费的焦虑标准分(p<0.05);家庭月收入<2000元的焦虑标准分高于其他三组的焦虑标准分(p<0.05);不孕不育是由女方原因导致的女性焦虑标准分高于男方原因、双方原因、不明原因三个组的焦虑标准分(p<0.05);生殖次数1次的焦虑标准分低于生殖2次以上组的焦虑标准分(p<0.05);夫妻二人单独居住的焦虑标准分低于其他三组的焦虑标准分(p<0.05);丈夫对IVF-ET治疗态度关心组的焦虑标准分占比低于一般组、冷漠组的焦虑标准分(p<0.05);公婆及其他家属对IVF-ET治疗态度关心组的焦虑标准分低于一般组、冷漠组的焦虑标准分(p<0.05)。
相关期刊推荐：《护理学报》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公开发行的优秀期刊。本刊辟有本刊专稿、专家论坛、论著、研究生园地、调查研究、国外护理研究、综述、护理教育、专科护士园地、护理管理、循证护理、临床护理、中医护理、药械护理、医院感染控制、社区护理、心理卫生、健康教育、伦理与法、学术争鸣、护理创新、基层来稿、经验荟萃、读者作者编者等栏目，并开辟以彩图和文字说明为主的医院介绍专栏，同时兼营广告业务，欢迎来电来函联系。有投稿需求的作者，可以咨询期刊天空在线编辑。
大专组、本科及其以上学历组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女性患者的抑郁指数均低于中学组女性患者的抑郁指数(p<0.05);有工作的女性患者的抑郁指数低于没有工作的女性患者的抑郁指数(p<0.05);有医保报销的女性患者的抑郁指数低于医疗费用自费的女性患者的抑郁指数(p<0.05);家庭月收入<2000元的女性患者抑郁指数高于收入高的其它三组抑郁指数(p<0.05);不孕不育是由女方导致的女性抑郁指数高于男方原因、双方原因、不明原因三个组的抑郁指数(p<0.05);生殖次数1次的抑郁指数低于生殖2次以上组的抑郁指数(p<0.05);夫妻与公婆居住的抑郁指数高于夫妻单独居住组的抑郁指数(p<0.05);丈夫对IVF-ET治疗态度关心组的抑郁指数低于一般组、冷漠组的抑郁指数(p<0.05);公婆及其他家属对IVF-ET治疗态度关心组的抑郁指数低于一般组、冷漠组的抑郁指数(p<0.05)。
4讨论
4.1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女患者的焦虑、抑郁发生现状
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不孕不育虽不是致命性疾病，但可能比致命性疾病更加让人痛苦，给患者带来身心疲惫及家庭突变。Che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不孕不育夫妇的婚变率比正常人群高2.2倍[11]。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已经被当作是不孕不育症的有效治疗手段，成功率虽可达到40%以上，但这项技术并不能保证每位患者均能并且一次性成功受孕。不孕症被认为是女性患者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心理应激事件之一，患者的情绪表现与其生殖系统功能密切相关，生育能力的下降可能使患者产生抑郁、焦虑、内疚、社会孤立、性满意度降低等心理问题，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婚姻冲突，从而影响治疗效果[12-14]。因此，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的女性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抑郁等多种负性情绪[15-16]。根据本研究结果显示，从300例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的女性患者中得出焦虑、抑郁筛出率分别为39.3%和62.3%，这可能与我国的传统观念有关。中国的传统思想老旧，认为“一个女人的重要使命是必须为男方家族延续香火”，否则女人就会受到谴责，这个家庭也是不完整的。而且不孕妇女在家中很难立足，因为她们难以得到家中长辈的认同。一个孩子对一个家庭的凝聚力至关重要，不只在中国是这样，在国外可能更为明显。在巴西，婚姻关系的质量在没有孩子的生活中被认为是不确定的[17]，在印度，70%的不孕妇女因“生育失败”而受到身体暴力的惩罚[18]。因此不能生育给女性患者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4.2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女性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
4.2.1经济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有无工作及费用支付方式是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p<0.05)。从有无职业及费用支付方式都可以看出来，没有工作、自费的助孕女性患者患焦虑、抑郁症的人数高于有工作、有医保报销的女性患者(p<0.05)。究其原因都是属于经济问题，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患者经济压力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治疗费用的问题，自然焦虑、抑郁情况会较低一点。不孕妇女焦虑和抑郁症状的加重可能与她们较低的生活质量有关[19]。因此，家人应尽量给患者更多的关心，帮助患者放松身心，减少焦虑、抑郁情绪的产生。同时，为了增强患者治疗的信心，医务人员可以制作相关视频和宣传手册以帮助患者认识和了解这项技术。
4.2.2不孕不育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孕不育是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女性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另一主要影响因素(p<0.05)。女方原因组焦虑、抑郁人数均高于男方、双方及不明原因组(p<0.05)。分析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见表3)：①女方为自己没法替男方家族生儿育女深感抱歉，因此一味地责怪自己;②女方担心男方及其家族因其无法生育小孩而受离婚的威胁，担心家庭不和甚至破碎;③男方家族对有一个小孩的期望，让女方倍增压力。焦虑影响受精率和胚胎的有效性[20]。因此，针对病历上显示不孕不育为女方原因的家庭，医务人员可以密切观察患者的情绪变化，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进行情感疏导。家属及其陪伴人员应该多给患者家庭温暖，不要一味地强调结果，避免增加患者心理压力。
4.2.3家庭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丈夫、公婆及其他亲戚对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女性患者的态度是其焦虑、抑郁情绪的第三大影响因素。家属对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疗的女性患者越关心，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越低(p<0.05)。中国女人“以夫为天”的传统文化思想是认为自己嫁到男方家庭就要以男人为天，以男方家庭为重，为对方生儿育女。加上女性情感较丰富，对丈夫依赖性强，公婆及亲戚的态度决定了自己在家中的处境和地位，因此，家属及其他亲属的积极态度可以影响女性患者的态度，增强女性对治疗的信心，减少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产生几率。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医务人员增加对陪同患者就诊家属的健康教育次数，帮助家属详细了解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方面的知识，并尽可能给患者更多的关心，不要将悲伤、失望的情绪在患者面前表现出来。
综上所述，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的女性患者的负性情绪较普遍，如焦虑、抑郁情绪，其影响因素有文化程度、职业、支付方式、经济收入、不孕不育原因、家庭类型、丈夫态度及公婆态度。因此，医务人员可以从患者进入治疗周期开始就时刻关注患者的心理变化。对于文化程度低、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要加强疏导来缓解负性情绪。由于接受调查的患者是来自武汉市某三甲医院，科室医务人员繁忙，虽然有一整套关于生殖方面的知识宣讲，但是需要患者付费之后才能得到知识手册。因此，由于医务人员繁忙导致健康宣讲不到位是常有的事，知识手册覆盖不全面也导致了很多患者对不孕不育了解不全面。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在武汉市一家三甲医院的生殖中心选取样本进行研究，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倚。在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医院进行分层抽样，可进一步了解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女性患者的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