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地方志记载重大疫情是存史的需要，也是资治功能的要求。历代旧志较为重视对重大疫情的记述;新编方志也加大了记述重大疫情的力度，尤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发生的血吸虫病、“非典”等重大疫情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记述，但有些志书记述较为简略，不能体现志书的存史、资治价值。在编修工作中应从篇目设置、资料收集、内容记述三方面入手，在记述中应注意语言的精炼和规范以及保密等问题。
关键词:第二轮志书重大疫情记述“非典”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①记载，从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到1840年，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疫病;近代以来疫病发生频率日益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影响最大的要数五六十年代暴发的血吸虫病和2003年暴发的“非典型性肺炎”(以下简称“非典”)疫情。此后又发生了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影响全国的重大疫情，各级党委、政府都采取了积极防治措施，打赢了防疫之战。最近几年又在部分地区发生了炭疽疫情，据卫生部疫情信息报告:2009年炭疽发病病例351例，死亡3例;2010年发病289例，死亡6例;2011年发病309例，死亡3例;截至2012年7月，发病34例②。可以说，瘟疫始终与人类相伴，并对人类健康、社会发展带来重大不利影响，有的影响甚至是毁灭性的。
相关期刊推荐：《中国地方志》杂志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性刊物。主要栏目有专稿、新方志编纂、方志理论、方志评论、专题研究、旧志研究、地方史研究等。
地方志书记载本地发生的重大疫情是存史的需要，也是其资治功能所要求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曾说过:“有一件事我很后悔，就是去年‘非典’来了以后，我没有让中指组办公室给全国方志系统发一个紧急通知，把各地历史上闹瘟疫的资料汇总上来。因为，我事后听老中医说，这个‘非典’古已有之，就是中医说的瘟病。为什么去年传染得这么厉害呢?按他们的解释，60年一轮，就是说，瘟病每年冬春交际时都有，每过60年大闹一次。对这个话我没有考证过，不知是不是这么回事。但从材料上看，确实有‘非典’病人靠吃中药治好的。如果那时地方志系统能把各地历史上闹瘟疫的资料汇总起来，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对于战胜‘非典’肯定会有帮助，地方志的作用也会体现得更明显。”③据笔者了解，上海市出版了《上海防疫史鉴》④，再现了500多年来上海的各种疫病情况，以及人们是怎样一次次地战胜疫病的;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在抗击“非典”之初，利用史料，将黑龙江省100多年间所发生的瘟疫等传染性疾病的情况及所采取的措施和结果编印成册送到省领导手中，供其决策使用。笔者认为，各级地方志系统为更好地保存有关重大疫情的史料，以体现地方志书的存史、资治价值，应该通过编修第二轮志书，广泛收集相关材料，加大记述重大疫情的力度;同时，在出版志书的同时，应把收集来的本地历史上发生的疫情及防治情况编成资料长编保存起来，以供人查阅。
一历代旧志对重大疫情的记述
在古代，地方官府一项很重要的职责就是防灾救灾，对发生在本地的重大疫情是比较重视的，因此，在主持编修志书时，往往对疫情及疫病防治内容的记述较为重视。
(一)疫情的记述
笔者从翻阅的一部分旧志看到，旧志对疫情的记述大都有所涉及，但一般都比较简略，如明正德《松江府志》记载:“景泰甲戌夏，大水，没禾稼，大疫，死者无算。”①万历《淮安府志》载:“嘉靖癸未夏，大旱;秋，大水;冬，大疫，郡民相食。”②光绪《凤阳县志》也记载:“嘉靖三年，大疫，人民死亡过半。”③这三条虽然都记载了疫情，可以看出，疫病一般与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很大关系;但遗憾的是，记述大都比较简略，后人很难从中了解更多的信息。但也有一些旧志对疫情记述得较为详细，如康熙《怀来县志》记载:万历九年(1581年)，怀来当地“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疫。起自西域，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北京，明年传南方”④。从这条记述可知:万历九年秋，大头疫由西域传至宣府镇的怀来，入冬后传至北京，万历十年以后扩散至京师以南。该志对疫情的名称、来源、发生地域等内容作了记述。再如康熙《太平府志》记载:“(崇祯)十一年，大疫。又患羊毛疹，其病先类伤寒，身热三日，出瘤疹，胀甚，投以药，皆死。有妪得挑法，刺中指中节间，出紫血少许，去羊毛一茎，随愈。由是转相传授，始多活。未几，老妪死。”⑤此条资料详细记述了羊毛瘟的病征与疗法，从中可知病起时会连续发高烧，身体出现瘤疹，服用一般的药多不见效。一老妇人用针挑之法为人治病，则多有成效。其后，病情稍减，但老妇人却染病而死。
(二)疫病防治的记述
为了给后人在应对相似疫病时以借鉴，旧志往往对疫病防治内容的记述较为重视。如“康熙十年，大旱，大疫，总督刘□□择名医设药局于佑圣观，自八月至九月，活人无算”⑥。“乾隆二十年乙亥，吴下奇荒，丙子春，复遭大疫……知府赵公酉，设局圆(玄)庙观，招名医二十五人更番视病，过夏至病乃渐减，死者不可胜计”⑦。“施医局，借设药王庙，同治时巡道委员办理，每年五月起九月止，延医诊疾给药”⑧。“医局，光绪间知县刘德麟因夏疫，照会孙铭等创设，施医药两月，经费以知县捐廉及城厢铺捐充之，自是每年开办”⑨。这4条资料体现了地方官府用设医(药)局的手段救治疫病。而下面一条记载则反映了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地方官府只好退而求其次，采取请人备制丸药分送病人的办法，借此扩大救治面。如在康熙年间，宁波“岁疫疠，郡太守开局施药，(范)洪宿精心炮制，铢两不苟，赖以活者甚众”①。
上面旧志的记载主要是指在疫病发生以后，地方官府所采取的防疫措施;与此同时，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疫病救治。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上元江宁大疫，上元的杜宏“立医社，施丸散，乡人赖以存活”②。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隔离治疗的措施，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春无锡大疫，“贫病者枕藉于道，(张)鹏翔处以空室，至数百人，予之食及药，鹏翔故知医，多所全活，家产为之罄”③。可以看出，这种收容除了隔离以防疫病扩散外，还对病人进行治疗。这让我们联想到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采取隔离措施对防治“非典”起到的重要作用。另外，一些医生还采用刊刻散送医方的方式来救治病人，如乾隆年间松江大疫，医生严谷绪“活人无算，路远及贫者，不能延请，因究岁运司天之旨，刊刻分送，他医用其法者，亦无不效”④。
二新编志书对重大疫情的记述
首轮志书由于是纵贯古今，对历史上的重大疫情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重大疫情大都进行简略记述，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发生的重大疫情，一些志书还是比较重视的。比如，五六十年代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地区大面积流行，危害极大。对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⑤。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同时制定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方针，随后各地也采取有效措施，在防治血吸虫病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一些首轮志书对此次重大疫情进行了详细记述，如《武汉市志·卫生志》⑥卫生防疫篇寄生虫病防治章，单列血吸虫病节记述历史上的血吸虫病流行情况，附上不同时期两个地区的案例，并用约2000字的篇幅重点介绍五六十年代武汉市防治血吸虫病的情况:组织机构的成立、调查、患病情况、治疗、治愈率、死亡率等，具有较高的存史、资治价值。《广州市志》⑦卷十五卫生志第三章卫生防疫第四节寄生虫病及地方病防治中，专列血吸虫病目，记述广州市血吸虫病疫情及防治情况，并附《1981年广州地区(花县、增城县)既往血吸虫流行区概况表》。
近几年出版的第二轮志书，下限基本上都在2003年之后，而且主要记述20年左右的历史，大部分都对“非典”等重大疫情进行了记述，只是大部分志书记述比较简略，如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志(1993～2003)》⑧在卫生篇卫生防疫章传染病防治节中仅用“2003年4月，区政府成立防治非典型性肺炎指挥部，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开展‘非典’防控工作，嘉陵区无非典型性肺炎病例发生”一句话，概括了该区防治“非典”的情况。笔者也看到，也有一些第二轮志书比较重视对“非典”记述的，如广东省广州市的《东山区志(1991～2005)》⑨，在第五篇文化第五章卫生第五节公共卫生与保健的东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目中简要记述了该中心防治“非典”的情况，同时在传染病防治目中概括介绍了防治“非典”的总体情况;更重要的是，在第五章末以《东山区防治非典型肺炎纪实》为题，从建立健全防治“非典”工作机制，开展防“非典”宣传教育，以社区为重点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做好病人的救治、隔离和医护人员的防护工作，加强学校防治工作，防治“非典”取得的成果等方面，用专记的形式详细记述东山区防治“非典”的情况。另外，在人物篇人物传中重点记述因抗击“非典”牺牲的两名医护工作者: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广州市胸科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陈洪光;在大事记中也有3条与抗击“非典”有关的事条。可以说从多个方面全面记述东山区抗击“非典”的情况，值得志界借鉴。尤其是《金塔县志(1990～2008)》①在第二十编社会事业第四章医疗卫生第四节卫生防疫中专门设重大疫情目，记述1997年4月28日至5月10日，定西地区一名麻疹患儿迁入金塔乡东星村，村里6名儿童感染麻疹;1998年金塔县羊井子湾移民基地甲肝暴发流行，波及临近乡村;2001年金塔县西坝乡麻疹暴发流行等疫病发生的情况以及防治措施，并重点记述防治“非典”情况。另外，四川省攀枝花市的《仁和区志(1991～2005)》②在第二十三篇卫生第二章卫生管理第三节疾病控制中，不仅设专目记述“非典”防治情况，还列重大疫情处理一目，记述本地域发生的重大疫情以及防治情况。
另外，一些下限在2005年以后的志书大都对“非典”和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情况进行记述。如上海市的《长宁区志(1993～2005)》③在第三十五编医疗卫生第五章疾病预防控制第二节传染病预防控制中分两个目记述“非典”和高致病性禽流感。但笔者也看到一些下限在2005年之后的志书没有记述禽流感疫情，如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志(1986～2007)》④，在第三十六编医疗卫生第三章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监督第一节传染病防治中详细记述了武进区防治“非典”的情况，但没有记述禽流感防治情况。
三第二轮志书如何记述重大疫情
笔者认为，一部成功的志书至少要具备三个要素:篇目设置合理，资料搜集多样，内容记述全面。同样，志书中的任何一部分内容要同整部志书完美和谐，也要具备上述三个要素。因此，笔者着重从这三个方面谈一下第二轮志书如何更好地记述重大疫情。
(一)篇目设置要合理
笔者认为，广东、北京等“非典”疫情较为严重地区的第二轮志书应该专设章(或节)记述“非典”，再设有关节(或目)从不同方面全面、系统记述“非典”，如广东省《从化市志(1979～2004)》⑤，在第二十九篇医疗卫生第五章卫生防疫专设第四节防治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下面设疫情、防治措施两目详细记述从化市防治“非典”情况;一般灾区的第二轮志书也应在传染病防治内容中设目专门记述本地防治“非典”情况。另外，在大事记中应有相关的事条概括记述;在人物篇中应对在抗击“非典”过程中牺牲且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进行立传，对获得国家表彰的先进个人作人物简介;在艺文篇中也要适当收录一些当时有代表性的诗词歌赋等文章。笔者认为，在篇目设置中，最好不要在相关内容正文之后以“附记”、“专记”、“纪实”等形式记述，应在正文中详细记述。
(二)资料收集要多样
一是重点收集卫生、教育、农业等相关部门的供稿。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卫生、教育、农业等部门都注意保存“非典”疫情及疫病防治有关资料，有的还编纂了本部门的资料长编，而且他们的资料都是第一手资料，具有准确、全面、系统的特点，是记述“非典”的主要资料来源。
二是充分利用公开出版的图书、报刊。“非典”发生后，各地有关部门以志书的形式出版了一批有关抗击“非典”的文献。如《内蒙古自治区抗击非典志》①《邯郸市抗击非典志》②《沈阳抗击非典日志》③《抗击非典呼和浩特日志》等。同时，各地还出版了大量有关抗击“非典”的纪实、实录、备忘录等形式的图书，如《众志成城颂———中国人民抗击非典纪实》④《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国抗击“非典”纪实录》⑤《众志成城———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抗击非典纪实》⑥《北京抗击非典纪实》⑦《上海抗击非典实录》⑧《广州抗击非典纪实》⑨《吉林省抗击非典纪实》?瑏瑠《湖北抗击非典斗争纪实》?瑏瑡《我们铭记———深圳抗击非典型肺炎纪实》?瑏瑢等。另外，2004年出版的各地综合年鉴大都详细记述了各地抗击“非典”的情况。同时，一些重要报刊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刊发了大量抗击“非典”的新闻、抗击“非典”纪实、人物专访等内容，这些资料是政府有关部门无法提供的。
三是谨慎使用中央级、省级政府部门网站和重要门户网站的资料。随着各级政府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很多信息都能在部门网站收集到，但由于种种原因，网站的资料还要谨慎使用，要进行认真核实、校对，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错误，甚至政治错误(有时会出现一些法规、文件和领导人职务、名字的差错)。
(三)内容记述要全面
作为具有存史、资治、教化功能的地方志书，在记述抗击“非典”情况时，应着重反映各地暴发的“非典”疫情(尤其是广州、北京)、取得的成果，重点记述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本地采取的积极防治措施(包括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沉着应对、实事求是、尊重科学、果断决策、靠前指挥，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构筑了抗击“非典”钢铁长城的坚强柱石;广大医务工作者临危不惧，无私奉献，关爱生命，维护人类尊严，以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和高尚的情操实现了救死扶伤的铮铮誓言，塑造了新时期最可爱的白衣天使形象;各地有关部门、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单位互相支援，密切配合，步调一致，协调联动，全市人民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动人画面等)，全面展现本地抗击“非典”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第二轮志书无论是专设章节，还是在有关节中专设目记述抗击“非典”情况，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记述:一是“非典”疫情;二是防治措施，包括组织体系，决策部署及医疗卫生防疫，其他有关部门、行业的抗击“非典”情况，后勤保障等;三是取得的成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记述中不应只记述成绩，还应记述存在的问题，这样可以给后人以借鉴。在这方面，《浦东县志》1960年油印本就比较客观，不仅记述浦东县在卫生防疫中的成绩，还记述一些不足:“在防治疾病措施上做得较少，同时也表面化。如在预防接种方面，以1948年的数字来看，浦东县霍乱注射仅115584人次(那时规定一人要注射3次，如以每人平均2次计算，实际注射的只有57792人，占全县人口的16%)，种痘仅51931人，伤寒注射仅5345人，白喉注射仅7062人。在这些数字中间有一部分是通过私人关系索取到‘注射证’、‘种痘证’，根本没有打针种痘，只是空记一个名，因此实际上所接受的预防接种人数还不到此数。”①另外，广州、北京等疫情较为严重的第二轮志书在记述“非典”时，可以附上一些典型的防治事例和重点病例，以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同时也提高志书的存史、资治价值。在这方面，《栾城县志(1993～2005)》②在卫生篇疫病防治中用1200多文字(含两幅插图)记述完栾城县防治“非典”的总体情况后，就用延伸阅读的形式介绍一个村庄防治“非典”的情况;《金塔县志(1990～2008)》在记述非传染病防治时，也列了10个典型病例(包括基本情况、发病状况、治愈情况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