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2年，霍乱疫病在天灾人祸中横行全国。本次严重的疫情吸引了当时传媒的高度关注，得到全国性大型报刊及一些地方主要报刊持续报道，留下重要史料。尽管“国民政府”也及时在区域核心城市采取了一系列抗疫减灾措施，包括海关检疫、卫生控制、推广注射疫苗，但是广大的边缘乡村地区因为卫生防疫资源的匮乏而难以克服疫情，从而造成了普遍性的大恐慌，陷入普遍失序。由于缺乏医疗资源，在面对疾病时大多数边缘地区被迫采取了非理性应对。
关键词：霍乱;卫生防疫;社会恐慌
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尤其是“非典”的冲击带来对人群生命史的反思，中文学术界对于医疗社会史的兴趣也渐萌发。但是诸多著作都是通史性的，涉及霍乱问题的著述仅仅占据一席之地。近代以来的医疗史研究较为薄弱，而1932年席卷全国的大型霍乱疫情，更是研究甚少。就目前民国医疗史中所涉猎到本次灾难的研究来看，从研究地域上看已经形成了区域划分，如石雪婷重点关注1932年霍乱的重灾区陕西省，强调政府在疾病防疫工作中缺位导致疫情的扩散蔓延，并提出本次疫情对于陕西省公共卫生体系建立的促进作用[1]。还有从研究内容上看，包括了疾病观念，如孔伟就从宁波地方性新闻报道中入手，考察1932年的瘟疫对人民的疾病观和卫生观念形成的推动作用[2]。同样的还有李伟提到全国性报纸《申报》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关注，部分章节强调了1932年瘟疫促进了民众公共卫生观念的成熟[3]。除此之外也不乏对于卫生防疫的政策措施的关注，主要是政府的瘟疫应对和社会团体的社会救济[4]。
通过对以上论著的简单梳理，可以明显发现，对于作为瘟疫承受主体的普通民众尤其是乡村地区的农民，在此前极少被人关注，即使是一些研究疫情灾难下社会防疫应对的论著，也只不过是将民间社会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匆匆略过其应对。对于1932年汹涌疫情之下社会大观缺乏清晰的认识，过于强调政府的应对却少有关注乡村。乡村的居民们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一直处于虎疫威胁的恐慌之下，由此作出了许多非理性之举，但这一方面鲜有人进行挖掘。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可搜集的一手资料对当时疫情下官方的抗灾防疫措施和乡土社会的恐慌的形成、表现、分布差异状况进行探究，向瘟疫时期的社会真相更进一步，可以了解城市与乡村两个不同纬度的防疫自救尝试与其作用。
一来袭：1932年霍乱的爆发与蔓延
1932年，突如其来的霍乱瘟疫爆发，并且在社会大众普遍缺乏公共卫生观念和卫生防疫条件恶劣的社会背景下迅速扩展蔓延，给全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伤痛。
霍乱(Cholera)，又被时人直接音译为虎烈拉，或是形象地称呼为虎疫，是一种源自恒河流域与布拉马普特拉河三角洲一带的急性传染病，并且在1817年有过大规模的爆发[5]。大致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霍乱病菌经由海路交通传入中国。这不同于传统中国医学语境下，将夏秋时节的急性肠胃炎和食物中毒定义为“霍乱”，而是真正由霍乱弧菌所传播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并被当时清人的笔记小说和地方志普遍记录下来[6]。
(一)1932年霍乱的传播
就现今的资料来看，1932年的霍乱疫情首先发现于口岸城市武汉和上海。在此前一年，1931年8—9月间，长江潦灾遍及七省，汉口成为一片泽国，大量水灾难民从武汉涌入上海，卫生堪忧，密集的人口流动诱发了疫情。当时便有人意识到了其中的瘟疫隐患[7]，但是从后来严重的霍乱疫情可知，这样的真知灼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能够成功阻止霍乱的爆发。事后回顾，是当年4月23日武汉先出现疫情，后于4月26日上海出现疫情，而且当年霍乱疫情来得格外早，以至于正常的预防注射工作未及开展，使得霍乱快速扩散蔓延[8]。而对当时的公众来说，首次从报刊上看到霍乱的消息是在5月5日《申报》的报道《上海发现真性霍乱》中，这篇报道只简要提及今年霍乱疫情出现之早[9]，可见当时全社会都没有足够重视这次霍乱疫情，也根本想象不到不久之后竟会大难临头。
大致可知，1932年的霍乱疫情是由前一年长江流域大水灾引起的，在入夏疫病高发期首先爆发在工商业繁荣、对外交流频繁、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里。很快，病菌乘着长江交通蔓延开来，从水灾地汉口迅速传播到上海，被关注之时病祸已成燎原之势，一发不可收拾。如今根据所收集的资料，还能够清晰重现在传染病情爆发的早期，即5月至6月间疫情是如何在各大城市中传播肆虐的(见表1)。
分析可得霍乱传播的大致图景，首先是前一年的长江水灾使得湖北武汉成为霍乱之滥觞，接着疫情暴发之后，病菌沿长江水路传入上海，最后凭借上海交通枢纽的通达性，沿着铁路传染北方及内陆地区、沿着海路传染东南沿海，同时向南向北辐射传染。整体传播趋势是先在交通便利的核心城市之间传播，然后才逐渐扩散至小城市乃至乡间。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传染病的肆虐很少传播到中国西北，但伴随着陇海线灵潼段的建成通车，病毒也有机会沿着铁路线感染了关中土地[10]，并且进一步在西北扩散，甚至到九月份其余地方疫情稍杀之时，青海西宁又以疫情告危[11]，这给整个西北地区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另外一点是，尽管在新闻报道中被关注的病例都集中在各大小城市，但是这并不代表广大的乡村地区就没有出现霍乱疫情，享有优先医疗卫生服务的军阀阎锡山也没能幸免，何况是普通人。考虑到民国时代教育普及度不高，报刊的目标读者主要还是城市读者，因而乡村地区疫病情况报道少更有可能是在重要性的权衡取舍中得不到当时报纸编辑的重视。下文中对于广大乡村地区霍乱恐慌的阐释可以侧面反映出乡村地区的受灾情况之严重，因而1932年的“虎烈”疫情毫无疑问是一场波及广泛的全方位大瘟疫。
(二)霍乱疫情造成的损失
这次前所未见的大瘟疫也造成大量死亡病例。根据时任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伍连德在霍乱期间的统计，1932年的霍乱瘟疫侵袭了23省，312个大城市，有十万个被记录的病例及约三万四千人死亡[12]。对此，有卫生署当年所报告的受灾城市统计表可加以印证(见表2)。
然而这数字是肯定被严重低估的，按余新忠的观点，受当时统计条件限制，大部分缺乏医疗服务机构的地区无法给出病例及遇难人数的数据，或者还有许多病情轻微的病例不被统计在内。基于此，余新忠根据大量报刊的新闻，进行累加估算，因灾罹难的人数已达到数十万人[14]。所以，“民国”廿一年的虎烈之灾，无论是在波及的地域范围还是造成的人员死亡数量上，都称得上是民国时代最严重的瘟疫。
二扑杀：核心城市的有限防疫措施
站在城市的视角上审视1932年霍乱疫情期间的应对表现，可以看到“国民政府”积极行动在大城市里推行了一系列抗灾防疫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因为资源有限分配不均，对于疫情的整体控制效果并不理想。“国民政府”内部派系军阀众多，本就难以政令畅通，加之区域间发展不均衡，在面临疾病威胁时所能够动用的救灾力量也不一样，故本文在此只选取部分发展程度较高的区域核心城市加以论证。
1932年瘟疫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并非毫无作为束手待毙，相反，南京国民政府从成立之初，就一直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早在1928年，就颁布过《国民政府“行政院”“卫生部”组织法》，这是设置卫生行政专管机关的开端，填补了北洋政府时期没有单独卫生防疫行政部门的空缺，并且还明确了“卫生部”的职责包括了传染病的调查、预防和扑灭，海港、航空、车船的检查防疫[15]。
在严重的霍乱病情爆发之后，政府迅速反应，积极投入到防疫和救治工作中，综合了当时由英法两国提出来的西方先进霍乱防疫经验，包括法式做法以严格检疫防止霍乱，以及英式做法以大力改善环境卫生来阻断霍乱传播[16]。在此认知基础上，“国民政府”除了救治病人之外，主要推行了海港检疫、公共卫生控制、防疫注射等抗灾防疫措施。
(一)海港检疫
在中国，海关检疫一直笼罩着一层浓浓的政治意味。历史上由于海关主权的沦丧，中国的海港检疫工作一直由外国人把持，但是以伍连德为首的有识之士们一直强调收回海关检疫权的重要性并且一直在为之努力着。1931年1月1日起“国民政府”开始先后收回厦门、汕头、牛庄、长江汉口与安东的检疫权，1934年起又陆续收回天津、青岛、大沽、秦皇岛等沿海沿江各口岸的检疫权，建立了相应的卫生检疫所。从此，国境海关卫生检疫权交回中国政府管理，结束了各自为政、条规不一、业务混乱的状况[17]。
1932年的霍乱爆发蔓延之后，海港检疫工作部门迅速反应过来，在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统一调度指挥下，各地区的港务检疫工作很快就运转了起来。由于上海是最早的爆发地和最重要的港口海运枢纽，因此海港检疫处下令厦门、汕头、青岛、天津、广州等处码头，对经沪港而来的船只严加检疫[18]。同时，设立在上海的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在入夏进入疫期以来，也积极对各地入沪船只以及外国船只严加检疫，严防外来病源输入，在全体的努力工作下，瘟疫期间每日可检疫二十五艘船，一定程度上断绝自海港输入病毒的源头(本处所提日检25艘船为疫期工作量。在1932年的上海海港检疫处工作报告中提到，1932年共检疫中国船只108艘，共196098吨，英国船只755艘，共5138396吨，美国船只210艘，共2287675吨，日本船只712艘，共3666880吨，挪威船只148艘，共642497吨，芬兰船只57艘，共410291吨，德国船只82艘，共631847吨，法国船只58艘，共723381吨，其余船只114艘，共770875吨。可见上海的海港检疫工作重心依然是放在对外上。参见伍连德报告：过去一年海港检疫成绩[N].申报，1932-12-16(11))。但是从数量上看，海港检疫工作的重点仍然是外来船只，更有可能携带传染病菌的中国船只并不是检疫的重点对象，且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海港检疫工作的顺利进行，因而不宜过分夸大其防疫减灾的功效。
(二)公共卫生控制
霍乱得以肆虐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恶劣的公共卫生环境，得不到保障的饮用水和食品卫生是滋生霍乱的诱因，因此在公共卫生控制方面，政府也花费了大力气进行整治。
恶劣的卫生条件源于民众的贫困与卫生观念淡薄，因此不注重饮食的卫生，进而摄入受污染的饮用水或者食物导致霍乱的传染。同时，对于居所环境的漠视，也导致了病毒的扩散和传染。因此，各地的政府部门都积极采取了应对政策。
在上海，伍连德率先要求自来水降价，令平民能享用干净的水源，避免食用水受污染而感染[19]。在天津，公安局严令清道夫清洁街道，取缔街头小贩的不洁食物，还要公众注意用生石灰对患者居所进行消毒并且及时送患者就医[20]。在广州，卫生局下令禁售鱼生、雪糕、剜雪凉水、凉粉等生冷食物，以及禁止摆卖切开及腐烂的水果。社会局向公众宣传消毒的重要，提出对患病者的居所用消毒物料进行彻底消毒[21]。在西安，防疫院统筹的清洁运动也开展了，由公安局主办用石灰大消毒，禁绝瓜果售卖并且严行检查蔬菜，扩大宣传并且禁止在城内埋葬死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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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被记录下来的公共卫生控制措施都是施行于大城市中，这实际上还是片面的，真正迫切需要改善恶劣卫生环境的是乡村地区。然而由于市政资源的分配失衡，乡村地区的卫生措施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也没能切断霍乱的传播渠道。
(三)防疫注射
防疫注射也是控制病情蔓延的一种重要手段，各大城市本就存在夏季的日常自愿防疫注射，在疫情蔓延之后，各大城市纷纷出现了延长注射期、强制注射的情况。
比如在广州，从广州市政公报中可以看出，日常的自愿霍乱防疫注射本来仅安排在六月一日至十五日，但是自霍乱大规模爆发之后，疫情很快被官方察觉，政府敏锐察觉到了周平均死亡人数比起去年激增的事实，从而认识到了霍乱的严重性，因而政府很快就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就包括了延长免费注射期，注射从六月十五日截止，多番展期直至七月三十一日[23]。在其他城市，比如天津，从七月一日起由慈善组织天津市救济事业联合会协助红十字会出资推行免费注射，至七月七日，则有公安局下令强制推行全面防疫注射[24]。在西安，为了扩大注射的普及范围，政府则是不断增加注射地点，在七月二日于民众教育馆开始推行免费注射之后，又将省立医院也纳入注射范围，还成立了临时防疫医院统筹防疫事务[25]。
唯有上海情况较为特殊，因居民素质较高以及医疗常识的普及，市民并不陌生预防注射，因而不必推行强制政策，在疫情暴发前后也有一百万以上的人接种了霍乱疫苗[26]。
一系列抗灾防疫措施的推行得到了一定的成就，在各大城市里，霍乱疫情最终都被扑杀，而且死亡人口也得到了控制。以至于在最早暴发疫情的上海，其实受灾情况并不严重，在七月二十八日统计的死亡率仅为6.4%[27]。伍连德博士在霍乱疫情之后制作的报告里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见表3)。
但是，这样的成绩是医疗资源的倾斜导致的，在有完善市政服务和现代公共卫生制度的上海，有财力也有能力应付霍乱虎烈，能在疫期免费安装26个给水栓，并出动5辆运水车为居民们提供干净饮用水，还能够由卫生管理机构大规模推行疫苗接种，并且还印刷散发了上百万份传单和海报加以宣传，前后发布十八期防止霍乱公报时刻监控疫情，因而在上海疫情尚且能够控制[29]。但是在其他地方，疫情则是要严重得多，就病情严重程度、死亡人数而言，南京是上海的十倍，杭州是上海的二十倍(此处数据为1932年9月统计所得，与表3的统计时间不一致，因而数据可能存在偏差。参见各省市霍乱流行情形及防治状况[N].大公报，1932-09-14(8))。京杭尚且如此，广大的乡土社会，情况只会更加惨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