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的尊孔读经败坏了中国入的汉语汉文;孔丘惟一只重礼乐身份的“正名”，而无语文的正名;孔孟的“人性本善”颠倒混淆了汉语汉文的逻辑结构和程序;“三畏”的孔儒意识冻结了汉语汉文发展的自由开放的一切的可能性;汉语概念没有定义;汉文句子没有标点;全部的汉语汉文没有语法和文法;中国人的全部的言、行、思丧失了自然的逻辑;解决的惟一办法是逐渐地废除孔儒对汉语汉文的历史影响。
中国人的语言、文字主要是汉语、汉文，基本上是在孔丘及其儒家的思想意识的支配之下逐渐地积累形成的。因此，汉语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不同类型的词汇的使用，全都深深地积累和浸染了儒家文人思维的习惯。
非常明显，汉语中的词汇，全都缺乏精确的定义。这是因为，孔丘所谓的“正名”，完全指的是人们的身份遵照礼乐的严格的规定性，例如诸侯的礼仪绝对不能僭越天子，大夫的礼仪绝对不能僭越诸侯等。总之，人们必须严格地遵守礼乐对于各色人等的安排。说白了，孔丘的“正名”完全与定义语言之中的词汇的内涵无关。正是因此，孔丘在《论语》之中所说到的任何一个名词，都没有精确规定的“定义”。孔丘的这种完全随意使用语言的习惯，事实上是把“定义”的责任赋予了传统的惯性，诚如孔丘自己所言：“述而不作，敏而好古。”正是这种“述而不作，敏而好古”的说法，彻底埋葬了中国人的语言和语文中名词的精确性、动词的准确性和形容词的明确性。今天的中国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吗?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有些中国人还在继续荒唐地崇拜孔丘，把他当作中国人永远的楷模。
关于这一点，老子在《道德经》中的做法完全不同。老子非常重视“道”和“德”等重要概念名词的“定义”。除了老子之外，墨子也有这种良好的习惯，然而自从孔丘以来的儒家文人们则全然没有给名词以一个精确定义的习惯。孔儒们的这种完全按照传统运用语言、文字的极坏的恶习深深地影响到了后来两千多年以来的整个汉语的习惯，这种极坏的习惯一直沿袭到了今天。造成的后果，即是中国人的语言中的任何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概念的几乎绝对的模糊性。如此语言的模糊性再加上汉字本身的一字多义、一音多义，这使得整个汉语的精确性没有了。不仅名词模糊，动词、形容词、副词、感叹词等同样模糊，说白了，是整个汉语的模糊。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不要说其他，《论语》之中最重要的“仁”、“义”二字就缺乏精确的定义。说到头来，除非有实物的名词比较准确之外，其他所有稍稍抽象一点的概念，就全都只能模糊、混沌了。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身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调侃。说到最后，汉语事实上严重地缺乏精确地描述抽象事物的能力。中国人不能兴起近现代人类的自然科学，汉语的缺乏抽象地描述事物的能力，就是第一道最难过的坎。
其次，中国人把许多语言中重要概念的逻辑结构、逻辑程序完全地弄颠倒了。造成这种毛病的根源还是在于孔孟的儒家。一方面孔丘以“礼乐”为本，另一方面，孟轲以“善”为本(即所谓“人性本善”)，孔、孟二位相继把理应属于相对范畴的东西视为“本”，以致从一开始，中国人就丧失了“真”(存在)的真“本”。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一点。“本”错了，即是思维的“出发点”错了，所以后来的“过程”和“末”，也跟着全都错了。一方面逻辑的结构错了，正确的逻辑结构应该是“真—善—美”，而孔孟的逻辑结构只有“善—美”，丧失了“真”;其次逻辑的顺序也错了，以“礼乐”和“善”为“本”的孔丘和孟轲，全都从相对的“善”出发而向作为绝对的、本的，存在的事物进行推论。这等于说从相对范畴的事物出发向绝对范畴的事物进行推论，如此推论的结果绝对只能是极端的错误。例如孔丘把“礼乐”当作人存在的根据(本)，孟轲则把人心的“善”当作事物存在的根据(本)，显然，以这两种根据所做出来的推论都将是不可能获得正确结论的错误的推论。
第三，孔丘及其儒家，无视语言的语法，无视行为的规律，无视思维的逻辑。他们惟一只关心“礼乐”，永远都只从相对的经验、日用的人为规定的礼乐出发，一味只维护统治者们的尊尊、长长的位置的稳固。为此，他们不惜让王侯一家的“血统”永远地凌驾所有的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宁可提出“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彻底反动的“原则”，因此把他们的反自然、反社会、反智慧、反真理、反规律、反逻辑的反文化和反文明的活动贯穿到了中国人的几乎全部的历史之中，而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和浸染的正是中国人的语言和语文。
可以断言，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完全不知精神自由的价值和权利为何物，更以不自由为“天经地义”，这种情形，事实上等于埋葬了中国人的一切文化和文明的努力，乃至希望。中国人的历史为什么在两千多年来的漫长的时间里居然难有丝毫的进步和发展，这正是全部问题的最关键的根源。
孔儒们彻底塑造了历代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以致中国人的语言，永远都不可能形成和产生语法，而只能一味因袭复古;中困人的语句也从来就不需要标点，中国人的阅读如同猜谜，永远神情惶惑;中国人的思维也就不需要逻辑，全是天马行空，任情所至，中国人的思维，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情绪性的思维，诚如孔丘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种由“诗”到“礼”到“乐”的思维，确确实实是人类之中典型的情绪性思维。长期以来中国人没有理性，却非常具有情绪性发泄的渊源，这一切正是来自孔丘及其儒家意识形态的长期以来的影响和浸染。
一个民族的语言和语文完蛋了，他们的文化和文明就不能不完蛋。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的历史，正就是在这种语言和文字的非常不利的环境之中走过来的。近代中圈人的语言和文字的环境受到大量西方文化的冲击的影响，大量西方化的语词和语句几乎完全取代了过去孔儒的语言和文字的系统，大量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语言的程序也同样几乎完全取代了孔儒的无逻辑的语言习惯，西方文化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向往精神自由的希望。可以说，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西方文化的侵入和广泛的传播，中国人的语言和语文的孔儒外表的形式以及其实行的程序过程，几乎全被颠覆了。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的孔儒的心理的、精神的历史惯性，依然在顽同地坚守着。孔儒的反动的有害的(反自然、反社会、反智慧、反文化、反文明、反逻辑)历史痼疾，仍旧在大量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潜伏着、深藏着，仍旧有可能在适当的时机爆发出来。最近几年，在中国大量冒出来的“尊孔读经”、“大办国学”，要求青少年读“三字经”、“弟子规”等，汹涌澎湃，大有向陈旧的有毒的语言和文字回归的恶兆。
要想推进中国人现代的文明，首先即必须跨越具有严重的逻辑通病的陈旧的汉语和文字的历史大坎。这个历史的大坎已经阻碍了近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生，同样也正在阻碍现当代社会科学及其文明在中国的顺利的通行。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幸福，中国人在当代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即是必须彻底地清算孔丘及其儒家对于全体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的深刻而潜在的影响，这个影响首先即是发生在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之中。清除中国语言和文字之中的大最孔儒的垃圾，正是建立起伟大的现代中华文明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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