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过对话分析，可以了解观众在观展过程中细微、即时的学习行为。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采取非干预式观察方法对展览观众进行调查，记录其对话及相关互动行为，以访谈法作为辅助了解观众发生对话的原因，采用艾伦的对话分析框架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 与学习有关的对话发生频率相对较低，群体间的对话以知觉型对话为主。上述调查带来的启示是: 可通过展览内容的生活化、展示方式的多样化、展品位置的合理规划以及展示说明的有效性，更有效地引发和促进观众之间的学习型对话。
【关键词】 博物馆; 观众; 学习行为; 对话分析; 学习型对话
展览是博物馆最基本独特的传播方式，也是观众学习的主要途径。观众在场馆中由展品引发的思维活动及在参观中使用的认知策略都具有内隐性，无法通过常规的行为观察方法进行考察，但对话却很好地反映了参观者的所思所想。通过分析观众对话，研究者可以了解个体怎样利用与参观主题相关的先前知识来建构意义、进行学习。[1]此外，在观众参观过程中，观众之间的言语互动有助于加深对展品的理解，实现知识共享。
在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观众研究工作起步较早，行为和言语这两个探究学习的重要维度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美国博物馆界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立了 “博物馆学习合作计划” ( Museum Learning Collaborative) ，主张以社会文化理论为基础，致力于博物馆对话分析，着重分析行为者在对话情境中外显的话语及行动，并强调话语的选择是受到社会情境所影响。[2]群体间的互动行为和言语会话也是这一时期的研究焦点。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针对观众对话的研究更加深入化，会关注到观众的身份认同、解释参与和学习环境等因素对观众对话的影响。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博物馆观众研究起步较晚，多数研究以一般观众为调查对象，只有少量的研究关注到了参观群体之间的互动行为。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行为观察等方法了解不同观众群体之间的互动行为，研究成果以量化分析为主，缺少认知和情感维度的深入分析。
本次研究针对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临时展览 “灭绝: 并非世界末日?”，该展览从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引进，展览通过真实的标本、图片和互动设施，了解已灭绝的生物和今日的濒危物种，探讨现代生物保护，了解生物保护的成功与失败，思考我们现在是否面临着下一场生物大灭绝。研究人员通过收集不同观众群体在展览当中的对话，通过对话内容的分析了解观众在博物馆的参观当中讨论什么内容，观众的这些对话是否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同时分析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观众的对话内容。
一、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次研究主要采取了跟踪观察法收集数据，调查人跟踪观众在展厅的参观行为，采取纸笔记录观众在参观过程中的用时、行为、对话等信息，并且以访谈法作为辅助了解观众的身份信息、发生对话的原因和参观后的收获。为保证样本的随机性，采用了等距抽样的方式选取样本，在展览入口处等待观众，每隔 5 组观众选取一组作为观察对象。本次调查为非干预式的观察，因此在观察之前事先不告知观众，而在展区入口处立牌告知观众此展示区域会有观众调查。展览的展出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7 年 2 月 12 日，具体的观察时间为展览期间每天 10: 00—16: 00 之间，同时避开展览的讲解和教育活动。在展览期间一共收集到 200 组样本，本文主要关注群体之间的对话，因此排除独自参观的个人样本之后，共收集到 89 组亲子家庭样本和 67 组成人群体样本。本研究中的亲子家庭是指父母、祖父母等长辈与儿童组成的参观团体，成人群体是指由两个以上的成年人组成的参观团体。
(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亲子家庭和成人 群 体 在 展 览 中 的 对 话， 借 鉴 艾 伦 ( Allen，2002) 在美国旧金山探索馆对于蛙展的亲子家庭和成人群体对话内容的分析为框架。艾伦将观众在场馆当中的对话分为 5 个大类别和 16 个子类别，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
在此框架的基础上，本研究进行对话编码时采取了如下方法: 如果观众在某一展项前有发生对话，则记录为 1，否则记录为 0。在统计对话类型出现的次数时，以展项为参照单位，如果观众在某个展项前有出现某一个类型的对话，则记录为 1，否则记录为 0。例如，在某一展项前出现了 3 次有关特征的对话，虽然出现了 3 次，但编码登录时只计算有关特征的对话出现了 1 次。在统计一级分类的对话特征出现次数时，以知觉型对话为例，当某一展项前出现了属于知觉对话的识别、命名、特征、引用类别的对话各一次，那么便计算该展项前出现了 4 次知觉型对话。本研究的编码计算方法参照了艾伦采用的方法，不同之处在于艾伦是以对话段落为记录单位，而本研究中因为展项的划分单位较小，通常很多展项当中只有 1 件主要的展品，因此以展项为记录单位。
在对话编码之前，将所记录到的各样本的对话内容按照展项逐一进行整理编号，然后依照分类框架中的定义先以纸笔登录编码，在此过程中反复与分类框架中的定义进行对比，如果遇到不确定的类别的对话先搁置，待完成所有展项的编码之后再将这些不确定的对话放到一起，由研究团队的主要人员进行讨论并反复对比确认。最后，再将纸笔编码的内容录入电脑，进行最终的检查和确认。为保证对话类别编码的一致性，编码工作主要同一位研究人员完成，在遇到不确定的类别时再进行集体讨论，以使得对话内容的编码最大程度上切合对话分类框架的类别。
二、数据分析
( 一) 不同人群的停留时长与学习型对话的频率
亲子家庭在展览当中的平均参观时间为 11 分钟，成人群体的平均参观时间 8. 6 分钟。艾伦在他的研究当中将 “学习型对话”定义为: 讨论与展览和展品有关的内容和主题。本研究沿用艾伦的学习型对话定义，重点分析观众的学习型对话，因此在统计和编码过程中将与展览内容主题无关的对话排除在外。共记录了所有观众在 16 个展品展项前的对话内容，将观众的学习型对话进行了统计分析。所有观众有停留且有发生学习型对话的展品展项平 均 数 为 3. 7，占 所 观 察 16 个 展 项 的 23%。亲子家庭有停留且有对话的展品展项平均数为 4. 07，占所观察 16 个展项的 25%; 成人群体有停留且有对话的展品展项平均数为 3. 22，占所观察 16 个展项的 20%。由此可见，亲子家庭的平均观展时间和学习型对话频率均高于成人群体。
( 二) 不同对话类型的比例
在本次研究当中，因为观众与展览现场工作人员发生对话的次数非常少，因此研究重点是观众群体间的对话。由于观众实际的对话内容非常复杂，在一个展项前的对话可能会包含多种类型，因此，在具体的编码统计过程当中，只关注在某一具体的展项前面某一类型的对话是否出现，而不关心它发生了多少次。具体的对话比例如图 1 所示。
在所有五种类型的对话当中，知觉型对话所占比例最高，说明观众对于展览内容是什么的问题较为感兴趣。其次是概念型对话，联系型和情感型对话次之，策略型对话的比例最低。
对比两类人群的对话频率，亲子家庭的知觉型对话频率高于成人群体，说明亲子家庭更倾向于讨论与展览基本内容有关的信息; 概念型、联系型和策略型对话的比例相当; 成人群体的情感型对话频率高于亲子家庭，说明成人群体在参观展览过程中表达了更多的情感。
( 三) 与展览主题有关的对话内容
通过观众的对话内容可以部分了解他们对于展览主题的理解程度，本次展览的目标之一是让观众了解人类活动加剧了很多物种的灭绝，在保护物种多样性方面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通过分析观众对话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展览的传播目标是否被观众接受，以及他们在离开博物馆之后，是否会发生后续行为的改变。
通过统计发现有 2 位观众表示对一些数量很少的动物要少吃，5 位观众表示要保护动物。这些对话大都发生在亲子家庭之间，大部分是家长告诉孩子要保护动物。虽然这种表示观众后续观点态度的对话内容较少，但是它们与展览所要传达的目的是一致的。
相关对话内容举例: “蓝鳍金枪鱼在减少，少吃点。”
“别吃了，吃了就少。”
“这些都是灭绝的动物，我 们 要 保 护动物。”
“这些动物都灭绝了，我们要好好保护动物，不然就都灭绝了啊。”
“我们要保护才能听到鸟声，不然他们就要离开我们了。”
三、观众对话的影响因素
通过研究发现观众对话发生与否、以及对话的具体内容与观众的学习意愿、展品位置、展览采用的展示技术手段、展览内容与观众生活的联系程度等因素有关。
( 一) 观众内部学习动机促进对话交流
本次研究通过访谈的形式直接了解观众产生对话的原因: 从展览当中获取知识、情感等方面的体验，进而产生了思考，将展览的主题、内容、价值观传递给他人，引发交流与讨论等。这是观众学习的结果，由兴趣引导，并受到内部学习动机的驱动，进而产生对话交流。正是因为博物馆场景中的学习所具有的观众积极主动、兴趣引导、自愿、个人、与情境相关、协作、非线性和开放性的 特 点 ( Griffin，1998; Falk and Dierking， 2002) ，这也为观众的对话交流提供了基础。
( 二) 先前知识经验促进观众对话
认知研究领域的观点认为，人类进入特定的学习情境时会带着丰富的知识、经验、信仰及价值观，这些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对周围环境的关注、理解和组织方式 ( 约翰·布兰思福特，2013) 。因此，对场馆学习而言，当参观者走进博物馆时，实际上就意味着他或她把自己的观念带入了相应的学习情境，这些观念会影响其对场馆学习内容的选择和理解。[4]由于这些先前已有的观念具有内隐性，无法通过直接的观察了解到，但是从部分观众的对话当中可以分析得出先前的知识经验有可能成为其对话内容，对参观体验产生影响。本次展览当中，在一些与观众日常生活联系密切或观众比较熟悉的展项前，观众发生知觉型、概念型、联系型以及表达情感对话的比例均高于其他展项。观众在陌生的场馆当中看到熟悉的展示内容时会与更多的与自己的先前知识和经验建立联系，表现出更为积极的情感体验。例如，渡渡鸟、蓝鳍金枪鱼、审判台、虎这几个展项的展示内容或是观众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或是书籍、影视资料中常见的动物形象，观众在这几个展项前发生知觉型对话的比例占所有 16 个展项的 48. 28%，概念型对话占 47. 28%，联系型对话占 51. 04%，情感型对话占 50%。这充分说明观众在参观过程中见到熟悉的事物时，更容易引起共鸣，更倾向于与同伴进行交流分享。
( 三) 展品位置影响观众对话频率
观众发生对话次数最多的展项为 “渡渡鸟”“虎”“审判台”“蓝鳍金枪鱼”，观众在这些展项前的对话比例占所有对话内容的 46. 17%，它们的共同特点都处于是处在观众参观路线的必经位置，而且是观众视线范围内可见的，观众更容易注意到这些展项，从而在此停留观看，进而引发对话。观众发生对话次数最少的展项为 “投票台 1” “鸮鹦鹉” “白暨豚” “灭绝之声”，观众在这些展项前的对话比例占所有对话内容的 12. 23%，它们或是因为位置摆放没有处在最佳的观看位置，或是因为周围有其他更吸引人的展项，因此造成观众停留率低，对话频率也较低。
( 四) 展示技术手段影响观众对话内容
研究发现，展示技术手段会影响到观众的对话内容，大部分观众在某些类型展项前的对话内容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比如，策略型对话当中的展品使用和元表现主要发生在生存游戏展项前，此展项前观众发生策略型对话的比例占所有 16 个展项的 64. 29%。由于该展项本身所具有的互动性质，观众在此进行互动操作时，会讨论如何进行有效操作等有关于展品的内容，也会因为互动操作的成功或失败而对自己或同伴的表现进行评价。尽管在本次研究当中关于展品使用的定义不仅仅包括动手操作的展项，还包括观众口头描述的如何移动、在哪看、如何听等内容，但是在非操作性展项前关与展品使用对话相对较少，这说明互动展品更容易引发策略型的对话。
( 五) 图文信息有助于促进观众对话
展览当中的图文信息是博物馆展示中最常见的参观辅助资源，也是观众最方便获得的展示资源信息。展览当中的图文信息是否有效影响观众的学习效果。福克比较了观看有无说明的展览的观众，发现在有说明的展览中观众停留的时间更长，发生学习的可能性更大。[5]本次研究观众发生知觉型对话的比例最高，占所有五类对话类型的 58. 89%。说明观众会利用现场的图文获取信息，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交流，这些信息不仅包括展品名称，而且包括展品特征、相关背景信息等介绍。特别对于亲子家庭之间来说，家长会利用从图文当中获取的信息向孩子传递科学知识。展览当中的图文可以帮助观众建立认知，并作为观众对话交流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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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建议
( 一) 研究结论
1. 观众对话类型的特点
具体分析观众的各子对话类型，从其所占比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知觉型对话当中，有关识别和命名的对话占较高比例，说明本次展览的展品展项对观众有一定的吸引力。此次展览当中的展品大部分是动物标本，观众在看到众多标本之后，会不自觉的询问 “这是什么?”或者示意同伴观看某一展项 “快看……” “看它的角……”。
观众对一些感兴趣的展项也会倾向于了解它们的名称，因此命名类的对话所占据比例也较高。关于特征的对话大部分是对标本外形的简单描述，引用型的对话多发生在亲子家庭群体之间。
在概念型的对话当中，有关简单推理的对话比例最高，此项内容多是依据展览现场的线索对展品内容的简单推测，如判断某种动物是否灭绝、某项展品是标本还是模型。复杂推理相对较少，大部分都是根据已有知识联系展览的推测。有关预测的对话非常少，与现场互动型展品较少有关，观众面对静态展示的标本和模型产生预测的难度较大。
在有关联系的对话当中，联系日常生活与联系先前知识的对话所占比例相对较高，这些联系型对话大部分集中在一些与观众日常生活联系比较紧密的展项上，联系展品的对话比例较低。
与策略有关的对话中，与展品使用有关的对话比例较高，且大部分都发生在生存游戏这个互动型的展项前，说明有关展品使用的对话以互动型展项为主。有关元表现的对话较少，说明观众在参观展览过程中不会经常性地评价自己或同伴的表现。
与情感有关的对话中，表达积极情感的对话比例最高，这类对话主要表现为对展项内容的喜爱，说明观众在参观展览的过程中能够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表达消极情感的对话除了对于某些展项内容的不喜欢以外，也有关于物种消失灭绝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