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展互利共赢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农业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粮食出口国经贸关系，对中国更好地充实耕地资源占有量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有重要现实意义。以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例，分析了1995—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并估算了双方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资源流量。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持续波动变化，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净进口地位且净进口量不断增长，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增速更快且中国主要出口稻米、主要进口稻米和玉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2008—2012年和2013—2016年，中国通过粮食贸易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83.60万公顷和403.53万公顷，其中通过稻米贸易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73.84万公顷和239.74万公顷。
关键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虚拟耕地;资源流量
作为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确保粮食安全是中国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面临的巨大挑战[1-2]。中国粮食总产量在2003—2015年历史性地实现了“十二连增”，但当前粮食并不能完全自给，供求之间在总量上还有数百亿斤缺口，所以，适度的粮食净进口仍是必需的[3-4]。还需要考虑的是，受到耕地等农业资源有限性与利用强度、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等的约束，中国粮食今后继续增产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中国现有13亿多人口仍会增长，将来对粮食的需求量也会持续增加[5-6]。加入WTO以来，中国粮食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显著提升，粮食进口规模持续较快增长[7]。面对新形势，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求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此后，2015—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都继续强调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在持续巩固和增强国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提高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充分合理地发挥国际市场在调剂国内粮食供求余缺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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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贸易实际上是隐含在其中的各种资源和服务的交换，近年来粮食等农产品贸易作为资源充裕国家和资源稀缺国家之间资源调剂途径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8-9]。耕地是粮食生产最基本的投入要素[10-11]。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耕地资源短缺及其引发的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21世纪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12-13]。实施粮食虚拟土地资源进口战略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新思路，即在国内土地资源有限并制约粮食供给增长的情况下，通过进口粮食实现“使用”他国土地资源满足国内粮食需求的目的，藉此解决国内粮食需求和土地供给之间的矛盾[14]。虚拟耕地的概念源自虚拟水的概念，虚拟水是指在商品生产和服务过程中消费的水资源[12，15]，该概念后来被推广至耕地，隐含在贸易农产品中的生产这些农产品时占用的耕地被称为虚拟耕地[16-17]。虚拟耕地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耕地，而是以“虚拟”的形式隐形于贸易农产品中[9，18]，并成为一种可在各国之间进行流动和贸易的虚拟资源，即农产品贸易可视作相应的虚拟耕地贸易[19-20]。
人多地少、后备耕地资源短缺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实施了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划定重点城市永久基本农田和提升耕地数量质量管护水平等一系列耕地资源保护措施，但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和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耕地总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仍持续“双降”[21-22]。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从1961年的0.155公顷降为2015年的0.087公顷，降幅达44.15%;2015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0.194公顷)的44.69%，并且明显低于世界主要农业国家或地区，不到美国的1/5、欧盟的1/2、加拿大的1/14、澳大利亚的1/22、阿根廷的1/10、巴西的1/4，也低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农业国家，不到俄罗斯的1/9、乌克兰的1/8、保加利亚的1/5、哈萨克斯坦的1/19、泰国的1/2、土耳其的1/3①。粮食贸易作为调节耕地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中国作为一个耕地资源短缺的国家，更应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加强对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有关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为了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2015年3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双、多边合作机制下积极开展农业领域产业对接，合作领域不断拓展，链条不断延伸，合作主体和方式不断丰富，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顶层设计，2017年5月中国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布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耕地等农业资源禀赋非常充裕，粮食一直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经贸往来的重要贸易商品之一。本文在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的基础上，估算并分析双方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资源流量，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深入探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贸易关系对中国缓解耕地资源短缺问题的可依赖性。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1.研究方法
虚拟耕地贸易研究是一种采用产品账户的方式来解释耕地资源在全球经济系统中有效配置的尝试，虚拟耕地资源流量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从生产者的角度将虚拟耕地定义为在农产品生产地生产这种农产品所实际使用的耕地数量;第二种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将虚拟耕地定义为在农产品消费地生产同质农产品所需要的耕地数量[12]。前者的定义主要考虑到作物生长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生产技术以及管理方式等因素，其计算结果能够有效指导当地土地管理部门更好地做好耕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后者的计算以产品消费地为基准，直接反映的是采取进口替代战略所能够节约的耕地资源数量，其计算结果能够帮助当地政策制定部门确定对哪些产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12，23]。本文在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中的虚拟耕地资源流量时，都是从考察粮食进出口贸易对中国耕地资源的影响出发，即将双方粮食贸易中的虚拟耕地流量定义为在中国生产同类粮食所需要的耕地数量。粮食贸易中的虚拟耕地流量取决于各类粮食品种的进出口数量及其单位面积产量，虚拟耕地净进口量用公式可表示为：
2.数据说明
本文参考中国商务部等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的统计口径，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界定为64个国家，具体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东帝汶、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伊拉克、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耳其、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也门、阿曼、阿联酋、科威特、黎巴嫩、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黑山、罗马尼亚、波兰、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蒙古和埃及。考虑到中国粮食对外贸易现实以及各类粮食的重要程度并适当简化分析，本文根据1992年版本《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简称HS)的分类标准，将贸易粮食界定为稻米(HS1006)、小麦(HS1001)、玉米(HS1005)和大豆(HS1201)。本文研究的数据样本期为1995—2016年;中国对外粮食贸易以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中国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全国播种面积及总产量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
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概况
注：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下同)。图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变化情况根据图1和表1可知，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看，1995年以来总体上呈现出先增后减再增的变化特征;1995—2003年持续增加，直至2009年大幅下降，2010年起又恢复增长，特别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增速更快。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中，1995—1996年均为净进口，1997—2007年则一直是净出口，其中2003年净出口量达814.78万吨，但2008—2016年转为持续净进口且净进口量不断增长，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2013—2016年净进口量累计达到2184.53万吨。
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粮食贸易量看，玉米和稻米分别在2005年以前和2005年以来的多数年份里是双方贸易量最高的粮食品种，且自2008年起都持续增长;小麦和大豆贸易量占双方粮食贸易量比重在多数年份里都低于10%，且小麦和大豆贸易量分别自2011年和2010年起持续增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粮食贸易中，稻米在2004年以前多为净出口，但2004年以来一直为净进口且净进口量持续增长;小麦、玉米和大豆分别在2010年、2008年和2012年以前多为净出口，而此后，特别是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都转为持续净进口且净进口量不断增长。
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粮食贸易产品结构变化情况
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产品结构看(图2中左图)，1995年以出口大豆和玉米为主，合计占比为90.44%;1996—2000年以出口玉米和稻米为主，合计占比均超过99%;2001—2003年以出口玉米为主，占比均超过76%;2004—2007年以出口玉米和小麦为主，合计占比均超过80%;2008年以出口稻米和小麦为主，合计占比为92.67%;2009—2016年以出口稻米为主，占比均超过79%。可见，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出口产品结构存在显著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且近年来以出口稻米为主。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进口产品结构看(图2中右图)，1995—2016年，稻米在除2015年外的其他年份里都是进口量最高的粮食品种，且其占比在多数年份里均超过85%，2002—2007年甚至持续高于90%，2015年和2016年明显下降且分别为42.04%和49.54%;玉米在2015年是进口量最高的粮食品种且占比为51.77%，到2016年仍高达40.81%。“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出口稻米，主要进口稻米和玉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