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是历史灾害及极端干旱事件社会影响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利用历史文献等资料，相关学者在旱灾气候变化背景与旱情、旱灾社会脆弱性、旱灾社会影响及旱灾社会响应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从研究阶段、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及主要结论等方面综述了相关研究成果。结果表明:现有文献全面涵盖不同视角与区域尺度，热点视角与研究区域反映了旱灾社会影响及响应的关键环节，以及区域不平衡的重要特征;现有文献采用史实陈述、综合分析、定量评价、空间分布及过程分析、对比分析及统计分析等方法，认为在极端干旱事件与社会脆弱性的相互作用下，旱灾社会影响被放大、赈灾成效受到制约，导致灾情极为惨重。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相关指标空间分布与过程的集成、插补、重建，旱灾社会影响与响应的区域差异与关联，极端干旱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与反馈机制的定量解释。
关键词: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旱灾社会脆弱性;旱灾社会影响;旱灾社会响应
作为气候变化的重要要素，极端干旱事件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可对人类社会产生强烈而广泛的冲击，通过与人类社会脆弱性的相互作用，造成严重的生产破坏、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甚至社会动荡的灾难性后果，成为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最严峻的挑战之一[1-7]。极端干旱事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特征[8-9]，而且人类社会脆弱性也随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区域及时代差异，因此人类社会响应旱灾的行为具有多主体、多层次、多途径的特征，它们之间复杂的耦合过程使极端干旱事件的最终影响，呈现出剧烈而又具有一定时空变异和不确定性的格局。对极端干旱事件社会影响传递过程及响应机制的阐释，是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入认识气候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机制的关键环节之一[1，7，9-10]。受季风气候影响，中国降水年际变率大、旱灾发生频繁，整个东部地区公元初至2000年发生极端大旱事件209次，其中过去1000年发生持续3年以上且至少覆盖4个省份的重大连旱事件高达15次[11-13]。严重旱灾往往使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往往引发大面积饥荒、大规模流民及人口损失，甚至导致经济财政恶化、触发社会动乱和朝代更替[14-18]。17世纪以来发生在1637-1643年、1719-1723年、1875-1879年、1927-1930年的重大旱灾因其深重的灾情及社会影响，分别被称为“崇祯大旱”、“康雍奇灾”、“丁戊奇荒”和“民国十八年大饥馑”[13，16]。
华北地区是我国历史旱灾发生最频繁的地区。近500年来我国发生的多次极端干旱事件均给华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其中之一就是1876-1879年大范围持续干旱事件，史称“丁戊奇荒”(或“光绪大旱”)[19-21]。此次旱灾引起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不同的研究者从旱灾的气候变化背景、旱情发展过程、旱灾社会影响与响应开展研究[22-33]，特别是在气候变化背景的定量重建、灾情及各方赈灾响应的史实分析方面已取得重要成果。总结这次典型旱灾案例，阐明极端干旱事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以及人类响应的方式、过程及结果，可为中国科学防灾减灾、合理应对未来气候变化提供历史相似型和经验借鉴。本文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综述近年来在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研究方面取得的主要进展。
1数据与方法
1.1文献来源
利用知网、万方、维普等国内期刊数据库及超星等图书数据库，以“丁戊奇荒”、“光绪大旱”、“华北旱灾”、“晚清灾荒”等作为关键词，检索并收集相关文献。同时根据主题、内容的相关性，对一次文献的引证文献及参考文献进行全面二次检索与收集。通过上述方式共获得截止到2017年12月的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研究文献168篇，其中进展综述类论文2篇，研究专著5部，学位论文27篇，期刊及会议论文等134篇。
1.2分类统计
(1)阶段划分
根据研究内容，文献可分为进展综述、旱灾综合研究、气候变化背景与旱情等类型(表1)。统计收集到的研究文献的发表或出版时间，获得不同年份的文献总数及各类文献数量。根据文献总数及类型构成特征的变化趋势，并参照主要研究方法的变化特征，划分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研究的发展阶段。结合各阶段研究文献的研究方法与内容，对各阶段研究的特征进行简要分析。
(2)方法分类
考虑分析手段、研究结果表达形式、定量程度等要素，对相关研究文献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分类。在综合考察主要文献的基础上，对各类研究方法的基本过程及对应研究内容进行系统归纳。
(3)研究视角分类与统计
基于全球变化以及自然灾害研究中脆弱性、粮食安全及灾害系统的概念，考虑极端干旱事件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关键要素与过程，通过已有文献的研究视角及研究区域的分类与统计，对不同研究视角与研究区域的关注度进行评价。
对各类研究视角涉及主要文献研究结论进行系统总结概括，在“基于粮食安全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影响与响应概念模式”[1]的基础上，试述了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研究框架。
2结果分析
2.1研究阶段划分
研究阶段划分如图1所示。
(1)1980-1985年
这一时期属于研究的萌芽时期，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并进行了旱灾综合研究。就目前可得文献而言，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最早见于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何汉威在其著作《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中首先对旱灾发生的气候背景、华北地区灾情概况、赈灾措施及旱灾社会影响进行了综合分析，并统计了旱灾社会影响等各方面数据[19]。赵矢元从旱情发展过程、各省受灾范围、饥荒概况、灾荒社会成因等方面进行了史实陈述和综合分析[20]。
(2)1986-1998年
这一时期关注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的文献逐渐增多，共有19篇文献。整体而言，以旱灾综合研究及旱灾社会脆弱性研究为主，分别为6篇、8篇，关注旱灾社会响应、旱灾气候变化背景、旱灾社会影响的文献也开始零散出现。旱灾综合研究以李文海的专著《灾荒与饥馑1840-1919》、《中国近代10大灾荒》，及王金香的《光绪初年北方五省灾荒述略》和夏明方的《也谈“丁戊奇荒”》最具代表性[26-29]。部分学者从财政体制、鸦片种植、漕运废弃、仓储衰败、战争等方面对旱灾社会脆弱性进行了探讨，夏明方等人对旱灾社会响应进行了综合分析。
(3)1999-2007年
这一时期研究文献快速增加，共有46篇文献。整体而言，旱灾社会脆弱性、旱灾社会影响及旱灾社会响应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多，分别为13篇、9篇、15篇。2000年、2003年分别出现旱灾社会脆弱性及旱灾社会影响研究的热点，2005-2007年旱灾社会响应研究数量快速增加。其中，旱灾社会脆弱性研究以其成因的综合探讨、政府财政状况对旱灾的影响为主，旱灾社会影响研究则全面关注了受灾范围、灾情强度、农业生产、粮食价格、人口损失等各个方面，旱灾社会响应则主要以受灾地区的综合响应、政府赈灾及民间义赈，江南义赈与教赈的发展概况及其在山东的赈灾活动。
(4)2008-2017年
这一时期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研究得到学者们更广泛的关注，共有98篇文献。整体而言，以旱灾社会响应、旱灾社会影响研究数量最多，分别为51篇、21篇，其次是旱灾综合研究及旱灾社会脆弱性研究分别为13篇、9篇。旱灾社会响应受到学者持续关注，涉及灾异观、赈灾思想、舆论宣传等社会灾害认知的研究主要出现在2008-2011年，2010年之后官赈研究相对较多，义赈研究基本贯穿整个时段，而教赈研究则散见于个别年份。旱灾社会影响研究逐渐深化，全面涵盖粮食生产、粮价经济、饥荒、人相食、社会秩序、疫病等伴生灾害以及对其他地区的影响等多方面;成果定量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以定量评价、空间分布、过程分析、统计分析等形式表现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综合社会成因、粮食储备与供给、财政等旱灾社会脆弱性因素的研究继续受到学者关注。旱灾综合研究则持续发展，区域尺度上进一步细化，研究内容更加全面且更偏向于旱灾社会响应。气候变化背景及旱情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相关学者对降雨量时空分布、干旱区演变、旱灾发生气候背景等进行了深入分析。
2.2研究方法分类
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研究方法以历史学的史实陈述、综合分析为主，但随着研究发展与学科综合，其方法呈现出综合化、定量化、空间化的变化趋势。涉及的主要方法如下:
(1)史实陈述
通过对档案资料、地方志、报刊、文集、整编历史资料、现代历史著作的收集与考证，提取1876-1879年旱灾相关信息，不少学者对旱情、旱灾社会影响、旱灾社会响应等历史事实进行了还原、陈述[19-24，26-41]。
(2)综合分析
在征引各种史料基础上，从人类系统、灾害系统及粮食安全的全局视角出发，考虑人类各个子系统及其与旱灾的内在关联、粮食安全问题的层次性、社会响应中的系统性反馈与互动，相关学者对旱灾的社会脆弱性成因、旱灾社会影响的传递过程、各主体旱灾响应行为及成效进行深入的综合分析[19，27-30，35-49]。
(3)定量评价
在广泛收集史料中的受灾州县数、成灾分数、收成分数、粮价、人口损失，粮食产量、仓储存粮与财政收支，钱粮筹集与赈济、灾荒报道等各种数据基础上，相关学者分别对不同区域旱情与灾情程度，粮食减产、粮价上涨、饥荒与人口损失等旱灾社会影响，生产、经济系统脆弱性，以及旱灾社会响应的规模、范围、强度等进行了定量评价[19，21-23，37，50-63]。
(4)空间分布与过程分析
利用降水量、旱涝等级等重建数据，以及史料中提取的社会脆弱性、旱灾社会影响及旱灾社会响应相关指标的时空属性信息，相关学者分别对不同区域气候变化与旱情灾情、粮食收成、粮价的空间分布与发展过程，鸦片种植、饥荒与人口损失、疫病等并发灾害、赈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财政收支、赈粮调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19，21-24，32-33，46，50-54，56-61，63-69]。
(5)对比分析
通过不同时段、区域、层面相关指标的对比分析，相关学者深入探讨了旱灾气候变化背景，极端干旱对粮食减产的影响，粮价上涨、饥荒与人口损失等灾情形成的社会脆弱性因素，旱灾与疫病等并发灾害的关联，赈灾强度对灾情后果的影响等问题[23，37，60-61，64-71]。
(6)统计分析
利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少数学者探讨了旱灾、收成分数与粮价的关系，极端干旱对粮食收成的影响，旱灾与疫病等并发灾害的关系[32，67，71]。
2.3研究视角及主要结论
华北地区1876-1879年旱灾研究以历史学学者对旱灾社会响应、旱灾社会影响及其社会经济成因等方面的研究为主(表1)。
对研究文献涉及的主要研究视角、研究区域进行统计(表2)。对于旱灾综合研究类文献中涉及的多个视角，以及各篇文献中涉及的多个研究区域，分别计入相应的研究视角及研究区域。
总体而言，不同视角、不同研究区域的关注度存在显著差异。生产、经济、社会子系统脆弱性，饥荒与人口损失、灾情概况、粮价与经济等旱灾社会影响，旱灾认知及各主体赈灾活动等研究视角是研究文献关注的热点。全国尺度的气候变化背景、旱灾社会脆弱性、赈灾响应等是研究热点，华北地区的气候变化背景、生产系统脆弱性及灾情概况等也受到了较多关注，山西省各视角的关注度均明显高于其他省份。
研究文献的主要结论如下:
(1)气候变化背景与旱情
旱灾发生的气候变化背景各省都有涉及，但以中国东部及华北地区的研究为主。现有文献全面关注了华北全区及各省旱情及发展过程，对山西省的关注最多。
气候变化中出现的极端干旱是粮食安全危机及旱灾灾情形成的外部风险源[9]。华北地区属于气候变化敏感区，东亚季风减弱等气候系统变异导致区域降水严重偏少，进而使得农业生产所需水资源短缺，形成1876-1879年极端气象干旱及水文干旱事件[23]。
1870年代属于小冰期结束之前的寒冷气候阶段，华北地区处于极端旱涝事件高发时段，干湿序列及降水量重建结果均表明1876-1879年该区发生了近300年来最严重的的极端干旱事件[72]。其气候驱动力是由东太平洋地区海温异常及强厄尔尼诺事件，由此引发的东亚季风减弱和降水变异是华北地区大旱的直接原因[21-23]。
华北地区1876-1879年大旱涉及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甘肃、四川、湖北安徽等13个省份。据统计，1876-1878年华北5省发生旱情的州县数分别达到了222、402、331个，旱情以山西、河南、陕西3省最为严重，干旱中心主要位于晋南、晋中、豫西及关中东部[21-23，29]。旱情于1876年开始在山东、河北等省出现，在1877年加强与扩展并覆盖华北5省大部分地区，1878年主要旱区西移至陕甘川一带[22]。旱情最为严重的1877年，出现春、夏、秋3季连旱，部分区域甚至出现降水较常年偏少70%以上，黄河、汾河、浍河、滦水等出现径流大幅减少甚至大范围断流现象[23，50]。
(2)旱灾社会脆弱性
生产、经济及社会子系统脆弱因子是研究文献关注的热点内容，如华北地区特别是山西省等鸦片种植及生态恶化，国家层面财政枯竭及仓储衰败，山西省与国家层面吏治腐败和差傜繁重，各省交通条件落后、水利设施废弛等基础设施系统脆弱因子也受到了一定关注。
旱灾社会脆弱性是华北地区1876-1879年极端干旱的影响得以放大并传递，最终形成严重灾荒的内在根本因素。同时，社会、人口、经济及基础设施子系统的脆弱因子对各主体响应行为的规模、强度、效率、覆盖面等产生不利影响，制约了旱灾社会响应成效。
期刊推荐：《自然灾害学报》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双月刊)1992年创刊，为灾害学学术性刊物。旨在展示我国灾害科学的研究成果，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灾害科学方面的结合。刊登各种自然灾害和社会科学在灾害科学方面的结合。刊登各种自然灾害和发生机理、灾害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及其影响、防灾减灾系统工程等方面的研究论文。读者对象为灾害学研究工作者、防灾减灾专业技术人员及相关专业大专院校师生。
农业生产及基础设施系统脆弱因子降低了粮食生产水平及有效耕作面积、提高了单产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鸦片种植、自然生态破坏及农业单产较低是农业生产系统脆弱性的集中体现。华北各省的鸦片种植大量侵占了粮食生产的土地和劳动力，使得粮食减产、民间粮食积蓄不足。清末以来华北地区及西北东部的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其气候调节、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等功能急剧降低，增强了粮食生产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而粮食单产较低与人口过剩的压力则使得华北地区处于粮食不足状态，人均粮食占有量突破安全生存阈值。这些因素是旱灾时粮食大幅减产，导致大规模饥荒及人口损失的重要原因[10，43-44，51，64-66，73-74]。华北地区水利设施建设与修缮的废弛，导致灌溉功能失效，干旱气候条件下为农业生产调配水资源的能力大幅降低，加重了旱灾的破坏程度[20，22，10，45]。黄土高原及山脉阻隔的不利地形条件，以及落后的交通运输体系，使得山西、陕西、河南等内陆省份赈粮运输效率低下、耗费大量资金，且刺激灾区粮价上涨，加重了旱灾灾情[34，43-44，73]。运河全线南北断航及漕运功能的丧失也对赈粮运输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