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分析国内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以华南理工大学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形成“点、线、面”三位一体的成果转化模式，构建“三院一孵化器一园”格局的成果转化体系，丰富和拓展高校成果转化的渠道和路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通过华南理工大学的探索和实践，期望能为深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延伸大学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职能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成果转化;转化模式;机制
高校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在学科、人才、平台等方面集聚了非常丰富的创新资源，是推动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突破的中坚力量，积累和沉淀了丰富的技术成果。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国家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传统制约高校成果转化的成果所有权、处置权、收益分配权等制度壁垒已被打破，高校频繁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衔接日益紧密，高校已发展成为实施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主阵地。
当前国家正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战略，要求将“双一流”建设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这对高校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迫切需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模式创新等，增强高校与产业、企业互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高高校科技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参与度与贡献率。
1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概况
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问题一直备受关注。高校科技成果服务社会主要有两种统计范畴:一是高校科研人员应用自身掌握的隐性知识为社会提供技术服务，主要体现为高校的“四技合同”(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二是以专利、论文等为主要形式的显性知识的转让和应用，主要体现为专利转让、实施许可、技术入股等形式[1]。这两种范畴定义的不一致，导致对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状的认识和判断存在一定争议。
按照广义的“四技合同”都属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范畴统计，我国高校“四技合同”收入———即横向科研经费一直保持稳定、快速增长，自2007年的166.55亿元增长至2016年413.74亿元，增长了148.42%;占到了高校研发经费的30%以上，工科院校这一比例更超过40%，远高于美、德、日本等国高校15%的水平。这表明，我国高校以“四技合同”的形式，定制解决了企业遇到的大量技术问题，推动了高校知识、成果等向企业转移转化。
而在常规的认识当中，科技成果转化被限定为专利等显性的技术成果的转移转化。就专利成果的数量，中国已连续多年蝉联专利申请、授权全球第1，据统计，2012—2016年间我国高校授权专利量增长了9倍(授权发明专利量增长了7倍)，专利申请、授权量均远高于美国高校。但就高校的专利转移转化情况看来，2016年，高校专利转让项数为2695项，仅占到当年新增授权专利的2.21%;2016年各类高等学校的专利出售、技术转让交易收入30.11亿元，仅占到该年高校总科技经费收入的2.22%，高校的成果转化直接收入在总的科技经费占比中非常低。其中2016年专利出售当年实际收入为6.69亿元，而同期，美国高校专利许可收入达到30亿美元左右。以上数据表明，我国高校以专利为主的显性知识产权转化规模小、转化率偏低，这也是社会大众普遍认为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不足的根源。
2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分析
2.1高校因素
2.1.1高校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与市场实际需求相脱节
高校科研课题立项时多是根据参考文献和资料调查来确定研究方向，缺乏市场调研和企业参与。与市场实际需求脱节的科研出发点，造成科研选题重复、或产出成果实用性差、或偏重于理论难以应用[2]，这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的根源。同时，科技成果的可工程化放大程度也直接影响成果的应用，技术成熟度和可替代性、配套工艺条件、企业再开发能力、市场环境等因素都会直接到影响放大风险[3]，导致经实验室验证可行的成果难以实现放大、生产。
2.1.2现行科技成果评价导向不利于成果转化
长期形成科技成果考核评价体系中，过分地追求成果的“学术价值”，忽视了成果的“市场价值”，导致科研成果市场应用性差、工业化生产可行性低。重“学术”轻“市场”的评价体系中，成果的应用程度、转化绩效却较少作为绩效评价指标与单位评比排名、个人职称晋升挂钩，这直接导致了高校和研究人员缺乏从事针对市场需求的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的动力[4]。同时，针对高校办学水平的评价体系中，很少将成果转化作为考核重点，导致学校管理层推动转化的内生动力不足[5]。
2.1.3高校管理制度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对2006年以后的国内期刊发表的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文献进行了统计，总结它们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在所有影响因素中，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不完善排在首位[6]。高校的科研管理制度、人事晋升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绩效奖励激励制度等内在因素，会通过影响科研方向选择、研发力量投放、科技资源配置等间接影响高校成果转化[7]。追求专利数量为主的导向，使得多数的外围专利通常质量较低、维持时间较短，只有少量的基础专利被自我保留或私下披露给了合作单位，造成近30%的高校存在科研成果流失问题[8]。同时，以贡献为导向的成果收益分配制度刚刚起步，缺乏指导成果完成人之间的收益分配体系，团队内部能否达成一致会直接影响到转化进度和效果[9]。
2.1.4科技投融资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展
通过研究美国利用风险投资促进高校成果转化情况，结合我国风险投资发展实际，建立高校自主的投资基金是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手段。迫切需要发展以投资高校项目为主、联合社会资本共同组建、市场化运营的风险投资公司[10]，与一般风险投资公司相比，该类公司更适应高校文化、熟悉项目情况和团队状况，具有投资早期项目的意识和胆略、投资方向更聚焦于高新技术和新兴领域等特点，能够融合高校、市场在科技、人才、资金、信息等方面的优势。
2.2市场因素
2.2.1企业承接科技成果的能力有待提高
有效的成果转化需求需具备以下特征[11]:需求企业具有主动的创新意识和遴选能力，有较强的消化吸收能力，科技成果的引进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为目标，转化成本可接受、风险较低。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市场体系，多数企业存在的短期行为、风险意识和创新意识薄弱的问题，更多的是追逐高度成熟的成果;同时，由于自身资金、研发能力或科技人才不足等原因，导致企业对技术承接客观能力不足[12-13]，多数企业不具备对高校产出的早期科研成果进行技术整合和工业开发的能力。
2.2.2成果转化过程中关键阶段资金支持不足
科技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过程中，经历了早期研究、市场导入、市场推广等3个步骤[14]。这3个阶段的我国资金投入比重为1∶0.1∶100，上海等一线城市为1∶1.5∶261，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1∶10∶100[15]，使得在根据创新的理论、技术开发出新产品的市场导入阶段，这个成果转化最关键步骤的资金投放量呈现出严重不足的现状。
2.2.3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发展
科技中介作为推动科技成果在转化的重要桥梁，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搜寻成本，快速准确发现产学研合作的结合点，其在科技成果转化中作用到位与否直接影响着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高低[16]。在大力发展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的同时，高校也应大力培育自身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相比较而言，这类由高校参与建设的中介机构更容易充当起技术与企业两种资源、校内与市场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作用[17]。
2.3政府因素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的颁布，以及各省市密集出台的系列鼓励政策，体现了从宏观层面政策创新和突破。但是地方政策在贯彻中央文件精神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区域和主导产业的优势[18]，从而加强政策对适应性而且，出台的科技政策和财政扶持主要是鼓励研究开发、发明创造，较少涉及中试放大、产业化和商业化[19]。
同时，在微观操作时，由于各项政策法规的落实涉及科技、教育、国资、财政、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各部门的管理规定还不够协调、统筹，政策落实进度也各不一致，迫切需要可操作的实施细则。特别是，现行制度将无形资产简单等同国有资产管理，缺乏独立体系的管理机制，导致技术类无形资产转化情况僵化，需要考虑构建独立的国有无形资产管理法律体系[20]。
3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探索与实践———以华南理工大学为例
在成果转化模式和路径研究方面，很多兄弟高校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多种形式推动高校创新资源与市场、产业对接。比较典型的有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等地方研究院模式、西南交通大学的股权前置处理改革，其核心是将专利技术成果从申请阶段就变更成企业、高校、个人共有的资产，从而破除国有资产处置权、收益分配的制度障碍和繁琐程序。英国牛津大学Isis模式，通过分析合评估出市场开发前景的技术，先行购买前期成果并联合成果发明人共同申请专利保护，后续通过提取30%专利许可收益中的实现回收成本[21]。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推行“先试后买”模式，允许企业在获得专利实施许可、转让前“试用”知识产权，相对低廉的“试用”成本极大地降低了企业投资风险，并鼓励了技术交易活动[22]。在借鉴和参考它们的经验基础上，笔者所在学校华南理工大学深入开展了模式、体制方面的改革和创新，成果转化工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1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管理和服务体系，营造鼓励成果转化的环境
为响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华南理工大学于2014年制定了《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意见》，为加大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提供了导向和指导;2015年，颁布了《关于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进一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的若干意见》(华工十条)，在转化收益分配、教师专兼职创业、工程实践人才职称晋升、资源整合等方面均加大改革力度，力求率先突破。规定将股权等大部分转化收益(70%～95%)奖励给成果完成人及其团队;允许科技人员全职或兼职(2个周期、最长6年)开展创新创业;设立成果转化类教授、研究员等系列岗位，打通专业从成果转移转化的创新人才职称晋升通道;鼓励校地共建的实体型机构中进行成果转化体制机制的先期探索和实践，以期为全面改革和推广积累经验。
同时，学校通过设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领导小组，统筹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整合现有成果转化相关部门或机构的职能，设立专门机构，设置专职岗位、配备专职人员，负责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日常管理工作，着重简化办事流程、实现一站式审批，让真正有技术、有市场的成果能够快速实现转移转化。
3.2完善专利成果管理和服务体系，促进专利成果转化应用
为提升专利成果质量，推动专利技术转让实施，在鼓励发明创造方面，学校设立专项专利经费资助专利申请和维护费用，并成立专利管理机构，加强对专利创新性、市场应用性等实质内容审查，切实注重专利数量与质量的同向增长;在科研评价方面，对从事应用技术开发、工程实践研究、成果推广的科技人员制定分类、分层次的考评体系;在科研考核方面，发明专利等同于SCI论文计算工作成绩，同时提高成果转化项目在教师职称评聘中的权重，将重大转让项目作为职称晋级、破格的重要条件，激励科研人员投身产业化技术研究;在收益分配方面，大幅提高对知识产权实施转化的激励力度，许可和转让专利技术获得的收益(股权)的大部分奖励给成果完成团队，鼓励发明人再创新;在绩效奖励方面，对从事专利转移转化的科研人员或辅助人员，按转让收入实际到账经费给予一定比例绩效奖励。
这些举措大大激发了科研人员开展发明创造、转移转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校专利申请和授权量长期稳居全国高校前列、广东高校首位，2016年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达2342件、授权量达1107件，专利授权量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别占广东省大专院校的26.1%和37.1%。一大批高质量的专利成果通过许可、转让、技术入股等多种形式得到了有效转化实施，学校科技成果应用及转化率、专利实施率等指标由原先的30%提高到了50%，2009年以来荣获中国专利奖数量(21项)和专利技术转让指标排名位居全国高校第一。2016年学校芳纶纸相关5件专利、3项技术作价6800多万元，与中车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共同推进产业化，学校所获股权的80%奖励给了成果完成团队，在校内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3.3构建“点、线、面”三位一体的产学研协同合作模式，推动科技成果与企业、产业对接
在与企业、产业长期的合作过程中，华南理工大学的产学研工作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较为完整的体系，形成了“点、线、面”三位一体全面推进产学研的合作模式。(1)以派驻企业科技特派员、建立校企联合研发中心、合作解决企业技术难题为“点”，将学校创新资源的引入到企业，实现科学研究做在生产一线，逐步形成稳固的产学研合作关系。(2)以组建产学研合作基地、产学研创新联盟，开展行业共性关键技术攻关为“线”，引导企业和学校科研团队从单纯的项目合作转向长期的战略合作，提升产学研合作层次。(3)以根据地方重点产业需求共建的共性技术研究院为平台，触角前伸、重心下移，全面对接地方产业集群区为“面”，积极推动广东省产业集群的发展。
高校科研人员将项目合作、技术攻关带到了企业的第一线，企业也为技术成果的验证提供了完备的工程技术条件，通过“点、线、面”的协同合作，推动了高校科研与企业、产业的对接。华南理工大学每年会向100家以上企业派驻科技特派员，与15家左右的行业重点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与企业生产紧密衔接、有机融合。并通过已组建的40余个产业技术联盟推动共性成果在行业内的应用，带动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提升。同时，根据学科特色和优势，推动相关学院各与3～5个专业镇对接，以优势学科对接区域特色产业集群，校地共建共性技术服务平台，服务区域产业创新发展。以“点”带动“线”、以“线”促进“面”，在“点、线、面”三位一体的协同合作下，华南理工大学的科研经费实现了年均20%的增长，一大批的科技成果进入产业转化。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进展情况通报》将我校充分发挥地域优势，整合科教资源，形成的“科技特派员+创新联盟+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政学产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列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改革高等学校办学模式”的典型。
3.4打造“三院一孵化器一园区”的体系，努力拓展成果转化的渠道和空间，探索形成“一条龙”式服务的成果转化格局
科学技术研究院:重点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创新成果产生的源头。面向珠三角产业发展需求，依托校内各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加强学科交叉融合与协同创新，建立若干个跨学科、跨学院的科技创新平台，主要致力于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前期研发。
协同创新研究院:开展产业应用技术的开发与集成、中试、放大试验，是技术应用试验场。目前，学校在珠三角重点区域布局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广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珠海现代产业创新研究院、中山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等5大创新平台。赋予它们自主的成果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最大限度的激发创新活力;同时，多方投入、企业共建的体系，以及完备的工程化、产业化验证条件，可产出“熟化”的成果。
相关期刊推荐：《科技管理研究》于1981年1月1日创刊，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科委批准，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先后被国内五大核心期刊机构(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作为收录、统计或评价的源刊。有投稿需求的，可以直接与期刊天空在线编辑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