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奇逢是明末清初的北方大儒，耿介为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学家，是孙奇逢晚年所收重要弟子之一。孙奇逢与耿介亦师亦友，情谊深厚而师友之道传。通过详细梳理二人交游的具体情况，可以明晰耿介晚年向学的具体情况和他在弘扬和发展夏峰学术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同时也能了解二人在志节、思想等方面的颇多细节，意义重大。
关键词:孙奇逢;耿介;交游;夏峰学术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与黄宗羲、李颙并称的三大儒之一，身处天崩地解的明清嬗递时代，坚守遗民立场，其学术“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不拘泥于门户之见而气魄独大，提倡学以致用、躬行实践，对当时的士大夫，特别是北方学者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耿介(1623―1693)，初名冲壁，因读《北山移文》见“耿介拔俗”句而更名，字介石，号逸庵，世称嵩阳先生，登封人。耿介学宗程朱，又特别看重周敦颐，中年以前宦海沉浮，辞官后经汤斌介绍拜入孙奇逢门下，专研理学，著述颇丰，同时主持嵩阳书院，培养出姚尔申、孙祚隆、梁家惠等中州名儒。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载:“陈文恭抚豫时，尝以先生(李来章)及夏峰(孙奇逢)、潜庵(汤斌)、逸庵(耿介)、静庵(寇克勤)、起庵(张沐)，合以张敬庵(张伯行)、冉蟫庵(冉觐祖)，为中州八先生。增祀许州七子祠，并祀乡贤。”[1]耿介与老师孙奇逢同列中州八先生之席，可见他实乃孙奇逢晚年所收重要弟子，而耿介和孙奇逢交游的具体情况以及他对夏峰学派的发展和传承之功却少有学者论及。因此，本文对孙奇逢、耿介二人交游情况加以探索，以就正于方家。
一、孙奇逢与耿介交游的渊源
清康熙六年(1667)，耿介为母服三年丧后起复入都，仕途再遭打击，遂绝意仕进，自称“由是励志为圣贤之学，得明道程夫子‘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之语，佩服之，因以敬恕名堂，与同志会文讲学”[2]自叙。耿介在成书于康熙九年(1670)的《省克录自序》中对其思想转变过程有更为详细的说明:“弱冠习举子业，揣摩帖括文艺，希世取宠，不知体贴身心为致知力行之地。既而谬博一第，滥竽史馆，与睢阳汤孔伯同年。风雨晨夕，三阅寒暑，切琢之功为多，未几补外。向之所得，乍明乍灭，若断若续，虽宦海风波历尽盘错，然中无所主，动多窒碍，且是非无以辨，往往有认人欲作天理者，荏苒岁月，竞成蹉跎。投闲以来，静坐中读程夫子‘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之语，佩服之。然斯道大，数年无入处。嗣得夏峰孙先生《理学宗传》书，潜心玩味，方知我辈只为气质拘定，便有无限病痛，所以张横渠先生教人先须变化气质。然我之病痛不能自知，都被圣贤一一道破，每有所触，如晨钟初觉，惊汗浃背。”[2]103从中不难看出，耿介对早年热衷功名利禄颇为后悔，认为浪费了不少大好光阴。中年以后有心向学，却一时不能得门而入，难以登堂入室，而这时孙奇逢所著《理学宗传》便成为引领耿介进入理学殿堂的灯塔。
耿介得以正式拜入孙奇逢门下是由好友汤斌引荐，而耿介与汤斌定交则始于顺治九年(1652)二人同在翰林院读书时，耿介自叙称:“壬辰，会试中诗四房二百三十三名……入翰林院读书，教习老师，内院学士河阳薛公讳所蕴。旧例庶常入馆，每人各一房，余与睢阳汤潜庵同年合并一房，朝夕以淡薄宁静砥砺。”[2]自叙此后，耿介、汤斌二人虽然聚少离多，但一直书信往来不断，交情甚笃。教习老师薛所蕴和孙奇逢也关系匪浅，早在顺治二年(1645)就曾向朝廷举荐孙奇逢，孙奇逢南迁到达辉县后，最初的住所便是薛所蕴在百泉的别业。有理由相信，耿介在翰林院时期，或曾从薛所蕴处得知过孙奇逢的学行。
耿介和汤斌的书信往来及孙奇逢的《日谱》记载了耿介从动意到正式拜师的整个过程。康熙十二年(1673)初，耿介写信给汤斌称:“顷读《理学宗传序》，洞见道体粹然醇正，中原文献之传，微年兄其谁与归?……但愚昧如弟，蹉跎半生，一事无成，遂已鬓为白。迩来贫病交侵，穷年杜门，惟有理义悦心，不至狼狈。然斯道大苦无入处，又离群索居，孤陋无似……夏峰先生，今之程朱也。弟仰企有年，未敢造次。祈年兄字，先容弟将遣使纳贽受学，俟贱恙大可，然后策蹇苏门，登堂执弟子礼耳。”[2]113耿介首先对汤斌的学问表示钦佩，然后请汤斌给孙奇逢写信引荐，郑重表达了欲拜入夏峰门下的心意。汤斌回信则称:“前在苏门，已久向征君先生言之，征君先生亦想慕丰采久矣。来教具见若虚之怀，使人佩服。弗谖如命敬草一函奉上，先生厚德古道，贽亦不必甚拘。”[2]114汤斌回信说之前已向孙奇逢说过耿介有意拜师之事，同时告诉耿介，孙奇逢厚德古道，拜师之礼不用太过拘泥。接到耿介信后，汤斌又特意写信给孙奇逢:“敬有启者，登封耿逸庵与斌壬辰同馆，德性醇朴，学术正大，宦辙所至闽南豫章，皆有善政可纪。秉宪天雄，茹蘖饮冰，厘奸扬弊，士民讴歌，至今无斁。居家孝友，内外无闲言，其坚定之操，守礼之严，斌生平交游未多见也，相别十八年，时相梦寐。适接手书，云求教真笃，不啻饥渴，仰慕山斗，欲遣人纳贽受学，俟病体大愈仍负笈苏门，请益函丈。忆昔躬侍座右，言及中州人物，斌即首举逸庵，以为此躬行实践之士，真不易得。今归依诚笃如此，伏望吾师鉴照，进而教之，吾道之幸也。”[2]114-115汤斌此信向孙奇逢说明耿介为官有善政，居家严守礼法，向学求教之心诚笃。
孙奇逢于康熙十二年二月初三《日谱》记载:“登封耿逸庵介汤孔伯书来问学。逸庵名介，以太史出为参副。自大名道丁艰归，遂不出。其清操惠政，士民思之。孔伯素称其好学。”[3]1290至此，耿介正式拜入孙奇逢门下。
二、孙奇逢与耿介交游的具体情况
耿介自康熙十二年二月初二日抵达夏峰，第一次向孙奇逢问学。据耿介二月八日在夏峰寄给汤斌的信中说:“念七日晚得手教并上征君先生书，批读一过，顿使沉疴去体。遂于二十八日起行。至河干，大风不可渡，日已夕无投止处，向三家村借茅屋半间一宿。由柳园北渡，二月初二抵夏峰拜先生。蒙先生不弃，朝夕提命，闻所未闻。”[2]116耿介收到汤斌回信的第二天就启程赶往夏峰村，可见其向孙奇逢问学的迫切心情。到达黄河南岸后又因为大风不能渡河，但耿介求学之心坚如磐石，在渡口附近村庄借宿一晚，于第二天北渡黄河，终于在二月初二抵达辉县夏峰村。耿介见到孙奇逢后，“蒙先生不弃，朝夕提命，闻所未闻”，由是眼界大开，学问日进。此次问学，孙奇逢告诫耿介为学“功夫只要诚，要有恒，便无破绽矣”，并亲自现身说法道:“吾只是贫病二字结果了一生，然极得贫病之益。贫岂能累人?疏食饮水，乐亦在中，箪瓢陋巷，不改其乐，此中滋味谁人尝得出?能晓得贫病滋味，贫亦是道。病亦岂能侵人?……我辈只养得心静时诸病自退，病亦是学。”[2]116
孙奇逢向耿介讲述为学入道之途时说:“孔子独以乡愿为德之贼者，以其忠信廉洁皆出于伪也。时时照察，时时克治，务去其欺，务去其慊，方能日用伦常不离于道耳。学者起头用力，要有李光弼入军旌旗变色气象。其既也，要有周亚夫中夜闻警坚卧不起定力，然后可以入道。”[2]116孙奇逢为学非常注重躬行实践，他对耿介道:“学者只要躬行实践。夫子曰:‘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又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皆是侧重行。人谁不知忠君孝亲?必须行忠君孝亲底事。”[2]117
对于耿介的此次夏峰之行，二月初六孙奇逢的《耿逸庵临路索手书》有记载，而耿介却说二月八日在夏峰给汤斌写信，不知是他们二人谁记载有误，还是耿介“临路索书”后又因事耽搁了几天。孙奇逢在《耿逸庵临路索手书》中写道:“与君一河之隔，家居十载，曩从孔伯识其为学人也。远承枉顾，虚怀下询，数日来或口语相印，或手疏相质，具见近里著己知行并进之功，而君犹竞竞于气质之未能变化，途径之或有差失，此足以见君好学之切矣。仆尝闻鹿伯顺言学，说心在事上见，人有实迹，便学有实用。离事物而虚谈性命，性命何著?外性命而泛言事物，事物何归?公所云敬恕本体功夫，一齐俱到。变化气质，须戒慎操存，久则不放，方能见活泼泼地，而气质自能变化矣。事无棘手，从学无歇手来。君与孔伯为友，洛学之兴，有厚望焉。”[3]1291孙奇逢对耿介“竞竞于气质之未能变化，途径之或有差失”表示赞赏，并具体论述了变化气质的方法，认为耿介和汤斌可以承担兴复洛学的重任。《耿逸庵临路索手书》也见于《敬恕堂文集》，题为《夏峰先生手书》，二者文字大致相同，最主要的区别在如下部分:“说心在事上见，说己在人上见，政有实迹，便学有实用。”[2]115此处，孙奇逢主要回答耿介关于如何修养身心的问题，他力倡实行，主张在实际的政治、事物上谈身心修养。此后，受孙奇逢说法的启发，耿介对理学与举业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康熙十三年，他成立辅仁会，在《辅仁会约》中说:“古之学者，体用一原，所以性道、文章未判为二事。自科举兴，而体用稍分矣。虽竭毕生攻苦之力揣摩成熟，只是为文章用，语以性道则群起而疑之。讵知性道文章犹根本枝叶，根本不培，则枝叶不茂。冯少墟云:‘以理学发挥于词章，便是好举业;以举业体验诸身心，便是真理学。’……然则今日论学，正不必烦多其辞，只是于举业上加一行字。”[2]140正是受到孙奇逢的影响，耿介才努力绾合理学与举业之间的关系。
孙奇逢和鹿善继为莫逆之交，耿介向孙奇逢问学时非常推崇鹿善继，于是孙氏找出鹿善继手迹并作题跋道:“逸庵论学，服膺江村。欲得其手迹，朝夕相对，如见其人焉。因简箧中，有少年手录唐诗一纸付之。笔墨有灵，精神相合，逸庵当不徒以字观之。”[3]1291
康熙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孙奇逢作《怀友诗》称:“廉幹推逸庵。”[3]1312十一月初二日《日谱》载:“答耿逸庵书，稿入集。”既然是答书，必然有耿介写给孙奇逢的来信，可惜两信都没有保存下来。是年，耿介有《上夏峰先生书》:“恭惟先生:纯粹性生，中和体具。元善充周，一身备四时之气;太极浑灏，千春敛五福之祥。盖艮止不迁，自得仁人之寿;而健行无息，允符天道之恒者也。今值绂麟之辰，不能跻堂介眉，尽弟子之谊，一芹将意，伏冀鉴存。”[2]118据《汉语大词典》“绂麟”条释义:晋王嘉《拾遗记·周灵王》:“周灵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之世……夫子未生时，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曰:‘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龙绕室，五星降庭。征在贤明，知为神异，乃以绣绂系麟角，信宿而麟去。”后以“绂麟”为庆贺生辰之典。由此可知，耿介此信写于十二月十四日孙奇逢生日之前不久，耿介此信除祝寿外还提到了年初夏峰之行的收获和回家后的自学心得:“春来得抠趋函丈，承领提诲，复蒙手书开诱谆至，归来日用间用省克功夫，变化气质，因体吾师‘戒惧操存，久则不放’之语，乃知此是程门涵养，须用敬功夫也。朱子有言:‘人须是大原本上见的透。’介因于大处无所见，手辑《理学要旨》一编，朝夕涵咏潜玩，谬为小序，便中录呈，其有不合理者，幸吾师指摘赐教，庶向往不致差错耳。临池不胜驰切之至。”[2]118孙奇逢的回信不见于《日谱》和《夏峰先生集》，幸运的是耿介的《敬恕堂文集》保留了这封珍贵的书信:“春日承枉顾山村，以夙昔景仰而不得见者。一旦辱折节礼下问，不能问寡于聋瞆蹒跚之老生，在使君高谊虚怀迥出尘俗，而仆之僭妄，诚有不可自喻矣。别后每怀想，素心驰情于两室之麓，自念精力久颓，惓惓方寸所望于良友者，独此共学一事。捧读来札及《要旨》自叙，见地已明，担荷甚力，晚年获此，实庆同心，不胜拜服。仆尝谓学问之道，原平铺直叙，着落于日用伦常，无甚高远难行，能于此中见得触处皆天命流行，便是透得大原本所在，高明已到康庄，又何虑前途荆棘耶?佳稿即僭为评次，附便带回。遥望停云，神与俱往。”[2]118-119
康熙十三年(1674)春夏之交，耿介本拟再次前往夏峰向孙奇逢问学，因故未能成行，为此致信孙奇逢道:“自客冬拜接手教，服膺无失。本拟今春夏之交负笈请益，竟以时事纷纭不果所愿，梦寐之间，如侍函丈，兹因便鸿，敬候万福。为学之道，矢诸造次颠沛，虽未知后来如何，惟求功夫不间断耳。拙诗一首，录呈师览，伏乞削正赐下。缕缕之私，尚容专布。不宣。”[2]120耿介此信再次谈到为学之道需要造次颠沛而不间断。孙奇逢的回信《日谱》未载，仅于七月十八日记有“复耿逸庵书，稿入集”一句，不知和耿介《敬恕堂文集》所附的孙氏回信是否同一封。孙奇逢回信称:“入春，尘飞云扰，自念九十一岁人，惟求宁贴身心，不敢以倥偬闲度日，以睿圣抑诗为功课，益信学问全无止期，更无一毫放过处。恨蹒跚狼狈，不能请益同学，为灯光之助，然停云之思，无时不驰神嵩少间也。忽接手教，如觌眉宇。佳诗具见彻悟后语，第持此以往，自当有水穷山尽时也。顷闻东山将起，爱天下苍生，何如爱天下顽懦?知己应同此意耳。”[2]120孙奇逢以自身为例，勉励耿介为学要持之以恒，终生不懈，同时对耿介的治学路径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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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介《敬恕堂文集》有一封致孙奇逢四子博雅的回信，信息量很大，为便于分析，全文移录如下:“囊追随世兄伯仲间，得略观老师《读易大旨》，心欲携来抄置几案，朝夕展诵，以未有副本，逡巡未敢请。及归，得别本反覆披读，但斯道大，难得遽窥微妙，因窃自思，须得百泉山水间，侍函丈亲承提命，一两月或可少开茅塞，但此愿未能即遂，当俟异日。前捧接师谕，知福履胜常，甚慰于怀。重闻抑诗为功课已恍然，于出话威仪之间必敬必慎。顷复拜手教并日谱录示，敢不益勉其所不逮以遵师训哉?出处之际已内断于心，蒙师教亲切，益觉自信无疑。拙诗得吾师手书，当什袭藏之。附谢。山中颇静，正宜读书，但苦于孤陋，《周子通书》四十章于师友三致意焉。前侍坐师席，于良友切琢之益，亦不啻谆谆及之，一带之隔，岂遂叹其修阻!而瞻望芝宇，如天边云霞，可望不可即，离群索居之感，岂不古今有同情耶?乘便奉复，兼候道履。馀情未尽。”[2]124-125此信后附录有《夏峰先生书〈读易诗〉后》一文，抄本《夏峰日谱》于康熙十三年八月十一日下恰好记有:“题逸庵《读易诗》，稿入集。”由此推论，孙博雅(字君侨)在孙奇逢题《读易诗》后给耿介写信，而耿介《回孙君侨世兄书》或在是年八月中下旬写定寄出。耿介信中提到很渴望能抄录孙奇逢所著《读易大旨》，因没有副本，犹豫再三没敢开口，回乡后研读易学著作，一时难登堂奥，渴望能再次前往夏峰问学。“出处之际已内断于心”表明耿介已经绝意仕途，他的决定也得到了孙奇逢的赞同。山中环境安静，很适宜读书，可惜得书不易，为求《周子通书》，耿介再三向师友求援。耿介很渴望有良师益友可以切磋学问，大有离群索居之感。孙奇逢《〈读易诗〉后》一文对耿介大加称赞:“《易》与天地准，知《易》则知天地矣，故吾夫子欲假年以学，时中与《易》二名无二体也。逸庵(耿介)之言曰:‘既读《易》之后，《易》在吾心。’此深于《易》者也。得此旨而学之不息，自有随心应手之妙。《读易》一诗，俱见彻悟，老夫不觉跃然欲起。”[2]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