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高管团队风险视角，本文首次提出“制度支持—高管团队冒险倾向—公司创业”的路径作用过程，检验了行业增长这一重要行业特征在整个作用机制过程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京津冀地区五个城市227家企业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所提出的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制度支持能够显著提升公司创业，高管团队冒险倾向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行业增长对制度支持与高管团队冒险倾向、制度支持与公司创业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团队冒险倾向的中介作用都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制度支持;高管团队冒险倾向;公司创业;行业增长
1引言
基于对创业活动在应对快速变化、为企业注入新活力、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重要作用的考量，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致力于公司创业活动的驱动因素研究[1，2]，但遗憾的是，现有有关公司创业前因变量的研究大部分都聚焦于企业内的个体因素，企业层面的组织因素或企业外部的环境特征因素，如企业高管的环境感知、CEO的变革型领导行为、高管团队要素、战略、人力资源实践、环境动荡性等[2，3];忽略了作为转型经济中最重要制度因素的政府对公司创业的影响[4，5]，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游戏规则”制度的制定者、关键要素资源的掌控者和配置者，为减少转型经济过程中正式制度不完善对企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所提供的制度支持[6]，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创业行为有待深入探究。
同时，高管团队冒险倾向作为高管团队参照系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7-9]，一方面可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是企业有选择性解读制度环境信息做出伴随着巨大复杂性和模糊性创业战略选择的认知基础[7-9]，其能否成为制度支持等制度环境特征作用于企业创业行为的桥梁值得进一步探讨。
基于此，本研究以制度支持为切入点探索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如何通过高层管理团队冒险倾向促进公司创业，并检验行业增长这一重要行业特征对“制度支持—高管团队冒险倾向—公司创业”整个作用过程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
2研究设计
2.1研究假设
2.1.1制度支持与公司创业
制度支持是指政府部门及其行政机构在何种程度上为企业提供支持，以减少转型经济过程中正式制度不完善对企业所造成的不利影响[6]，包括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为企业提供的信息、研发补贴、税收减免、各种许可等各种支持。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创业理论的研究指出企业是否进行公司创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业机会的丰裕度、创业资源的可获得性和合法性以及企业的创业意愿[1，2]。在转型经济中，制度支持不但能够减少创业过程中的资源约束和经营风险，增加创业活动的制度合法性，还蕴含了各种创业机会。同时，获得制度支持在企业内外具有信号传递作用，会增加内部员工对本企业发展的信心进而主动致力于机会搜索、新产品开发等旨在保持增长和竞争优势的创业活动，还会向外部市场和机构传递本企业具有重大价值的信号进而有助于企业获得创业所需资源。因此，制度支持对企业是否做出公司创业这种重要的战略选择有重要影响。
假设1:制度支持与公司创业正相关。
2.1.2高管团队冒险倾向与公司创业
高管团队冒险倾向是指高管团队愿意从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对企业有重大影响行为的程度[7，8]，是高管团队参照系特征重要组成部分，对伴随着巨大复杂性和模糊性战略选择有重要影响[8-10]。创新、风险活动和战略更新等公司创业活动不但需要持续耐心的投资，还在其收益分布已知以前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也可能带来相当可观的回报[11]。具有冒险精神的高管团队可能对不确定性的感知较小并聚焦于公司创业活动带来的潜在收益，进而更倾向于在结果能够被充分认知之前对公司创业活动投入资源承诺。相反，厌恶风险的高管团队可能表现谨慎并过度夸大公司创业所伴随的巨大不确定性和潜在损失，进而导致整个企业墨守成规失去创业机会。此外，高管团队对风险的高容忍度，还会向下传递到各层级员工那里，进一步支持和强化企业的创业倾向。现有研究已证实高层管理团队对于增长机遇风险偏好越高，企业越倾向于进行公司创业。Gilley等[7]指出高管团队冒险倾向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积极影响。Simsek[8]发现高管团队冒险倾向能够提升企业的公司创业水平。
假设2:高管团队冒险倾向与公司创业正相关。
2.1.3高管团队冒险倾向的中介作用
高管团队冒险倾向不但取决于团队成员的个体特质，还受到企业和环境因素的影响[8]，合理的风险，对问题的熟悉度和资源冗余度都会降低个体对潜在损失和/或损失概率的感知[12]。在转型经济制度情景下，从制度视角看，获得隐含某些“游戏规则”的制度支持，会加深高管团队成员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度和熟悉度，降低战略选择可能面对的制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风险，减轻高管团队对承担此类风险的焦虑和担忧。从资源视角看，诸如信息、行业准入等稀缺资源的获得[6]，会降低企业的资源束缚，增加资源冗余度，使得高管团队能够更好地对风险举措进行协调、培训和支持，对偏离自身经历较远的大风险行动进行更全面的评估和检验[8]，从而将所承担的风险最大程度的限定在合理范围内，降低承担风险所可能面对的实际损失和/或损失的概率。此外，获得制度支持在企业内外具有信号传递作用，会增加高管团队成员对未来的信心，提升高管团队的个人和团队效能，从而增强高管团队对风险增长机遇的追求意愿[13]。因此，制度支持可以提升高管团队对增长机遇的共同风险偏好。
假设3:制度支持与高管团队冒险倾向正相关。
高管团队处于企业的边界位置，在感知外部环境，收集和处理使企业行动的信息上处于十分特殊有利的位置，是企业链接外部环境和内部行为的桥梁[14]。高阶理论指出，战略选择是高层管理人员基于自身参照系认知并有选择性解读内外部环境信息后做出的[10]，从这个意义上讲，外部环境变量必须通过高管团队成员的感知才能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Ireland等[1]指出外界环境因素变化会首先被企业内的高管团队成员感知，进而引发企业的创业行为。基于此逻辑，本研究认为作为高管团队参照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冒险倾向在制度支持与公司创业的关系中可能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一方面，制度支持作为政府引导和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是企业重要的外部“环境和资源”，获得制度支持意味着制度不确定性和经营风险的双重降低，能够增强高管团队的冒险倾向;另一方面，高管团队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主要制定者，是“环境和资源”作用于“企业决策、战略和行动”的“黑箱”，高管团队冒险倾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在合理风险范围内追求公司创业战略的意愿，制度支持这种重要的外部“环境和资源”很可能是通过高管团队冒险倾向这个媒介来提升公司创业的。
假设4:高管团队冒险倾向在制度支持与公司创业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2.1.4行业增长的调节作用
行业增长，作为企业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行业的成长机会、吸引力和盈利能力[15]，是决定环境容裕度一个主要因素[16]。当行业增长较快时，机会丰富，面对的竞争和报复更少[15]，企业的高管团队往往对行业前景有着非常积极的判断，对企业未来存在非常强的信心，越有可能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对政府所提供的制度支持做出回应。同时，这些支持所带来的合法性、信息、相关许可等稀缺战略性资源会减少高管团队所面对的制度和资源束缚，增强他们承担风险的意愿。因此，在增长较快的行业中，制度支持对企业高管团队的冒险倾向影响更大。相反，当行业增长较慢时，市场常常趋于饱和，竞争激烈，行业前景不明确，感知到威胁的高层管理团队往往更关注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进而对制度支持采取保守态度，且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出于政绩考虑很可能拒绝伸出援助之手。朱松，杜雯翠，高明华[17]调查发现在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即使政府雪中送炭对中小企业伸出援助之手，企业也不会进行有风险的扩张行为。
假设5:行业增长会加强制度支持对高管团队冒险倾向的积极作用。
创业的本质就是对环境的创造和利用[15]，环境的创造和开发依赖于对市场差异的察觉和/或获得创造这种差异所需资源和机会的把握。首先，与增长乏力的行业相比，处于高增长行业的企业更容易得到制度支持，朱松，杜雯翠，高明华[17]调查发现行业景气程度与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正相关，这意味着在高增长行业从事创业活动比在低增长行业更容易获得所需的关键资源。其次，快速增长的行业环境，往往富含新产品/新市场开发等各种创业机会，感知到增长机遇的企业更倾向于将制度支持所带来的各种稀缺资源投入到前景较好的创业活动中去。Li[15]指出行业增长与新企业的创建和成长存在显著正向关系。相反，当行业增长速度较低，感知到威胁的企业很难将制度支持这种稀缺性资源投入到风险高、前景不明朗的“破坏性创新”活动中去，制度支持对公司创业的驱动作用无从谈起。
假设6:行业增长加强制度支持对公司创业的积极作用。
2.1.5有调节的中介
基于上述假设，本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认为制度支持通过高管团队冒险倾向对公司创业所产生的间接作用受到行业增长的影响，具体来说:
假设7:行业增长会加强高管团队冒险倾向在制度支持与公司创业之间的关系中起到的中介作用。
2.2研究方法
2.2.1样本及调研程序
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数据收集方法，从1名总经理和2名副总经理两组参与者处取得了调查数据，其中制度支持，行业增长，CEO任期，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由1名总经理填写，高管团队冒险倾向，公司创业由2名副总经理填写再合成为企业层面数据。
本研究共向京津冀地区5个城市(北京、天津、保定、唐山、廊坊)的550家企业发放了问卷，回收了351家企业的问卷(63.8%的有效回收率)，剔除答题不完整和无法配对的问卷，最终获得了227家企业的样本数据。其中，企业成立年限以7-8年和9-12年为主，分别占39.65%、33.48%，在1-3年、4-6年、12年以上的比例分别为6.61%、15.42%、4.85%;来自北京、天津、保定、唐山、廊坊的企业比例分别为28.63%、36.56%、11.01%、11.89%、11.89%;企业规模以100-500人的企业为主，占39.21%，在100人以下、500-1000人、1000-2000人及2000人以上的企业比例分别为20.26%、16.30%、11.89%与12.33%;企业所有制以私营企业为主，比例为42.29%，国有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其他的企业比例分别为14.98%、9.69%、21.59%、4.41%、7.05%;企业所属非高科技行业的比例为51.98%，高科技行业的比例为48.02%。T检验结果显示，回应企业和非回应企业在规模、成立年限、所有制和产业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别，样本不存在严重的非回应偏差问题。2.2.
2变量测量
制度支持:采用了Li和Atuahence-Gima[6]所使用的包括4个题项的量表。高管团队冒险倾向:在Gilley等[7]和Simsek[8]所使用量表的基础上，采用了一个3个题项量表。公司创业:采取了Zahra[11]开发的量表，包括创新、风险活动和战略更新三个维度16个题项。行业增长:参考了Li[15]所使用的3题项量表。
控制变量:本研究将企业成立年限取平方根使之符合正态分布;将所有制形式以国有企业作为参照组设置了一个虚拟变量;将行业以非高科技企业为参照组设置了一个虚拟变量;运用企业员工人数来测量企业规模(其中0代表中小企业，员工人数小于500人，1代表大企业，员工人数大于500人);CEO任期以年限为单位，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参考了Chen等[18]使用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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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证结果
3.1样本的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量表均为国内外现有文献已经广泛验证过的量表，题项均以Likert六级量表来衡量，1代表完全不同意，而6代表完全同意，制度支持、高管团队冒险倾向、公司创业、行业增长、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2、0.79、0.93、0.78、0.90、0.80，均大于0.7，所有量表都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主要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题项均于假设的因子结构相对应，所有的因子载荷是可以接受的，拟合优度指标(χ2(284)=683.82，p<0.05;CFI=0.96，RMSEA=0.078，NNFI=0.93，IFI=0.96)都达到了可接受范围，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3.2描述性统计
表1显示所有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65，变量间判别效度比较高，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3主效应检验
表2显示:(1)模型6与模型5相比，制度支持对公司创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23，p<0.01)，且能够额外解释高达4%(△R2=0.04，p<0.01)的公司创业变异，假设1得到支持。(2)模型7与模型6相比，高管团队冒险倾向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23，p<0.001)，且能够额外解释4%(△R2=0.04，p<0.001)的公司创业变异，假设2得到支持。(3)模型2与模型1相比，制度支持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19，p<0.01)，且可以额外解释3%(△R2=0.03，p<0.01)的高管团队冒险倾向变异，假设3得到支持。
3.4中介效应检验
对比模型7和模型6，制度支持的回归系数虽都显著为正，但从(β=0.23，p<0.001)下降到(β=0.18，p<0.05)，这种显著减小表明，加入公司创业这个中介变量后，制度支持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显著降低，部分中介作用而不是完全中介作用得到验证，假设4得到部分支持。
为了进一步检验中介作用的效应值的大小，本文使用基于拔靴法(bootstrapping)的PROCLIN程序来直接估计中介作用的效应[19]，结果表明，制度支持通过公司创业到企业绩效的间接效应值为0.10，在0.05显著性水平上的置信区间为[0.05，0.17]，置信区间不包含0，假设4得到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