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鉴于启蒙与现代性相伴生的关系，由现代文明种种弊病激发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部分地转变为对启蒙的批判反思，反启蒙遂成为显学，更有甚者以反启蒙之名否定人类社会自启蒙以来形成的文明成果。因此，亟需正确地看待反启蒙的内涵及历史地位。本文首先厘清了两种不同的反启蒙，即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启蒙———完全否定启蒙的原则，以及反对某个具体的启蒙———用启蒙的原则来反思批评启蒙的进程。明确反启蒙绝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启蒙，反启蒙与启蒙也绝非完全对立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后一种反启蒙与启蒙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启蒙内在地需要反启蒙，反启蒙是为了更好的启蒙。在这样一个启蒙着的时代，面对新的历史情境，既要反对将反启蒙与启蒙对立起来的二元论，也要警惕将反启蒙归化为启蒙的一元论倾向。
关键词: 反启蒙; 启蒙; 辩证; 二元论; 一元论
随着现代性弊端的显现，不少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思路都不约而同地将现代性问题的根源追溯到了启蒙，其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表于二战前后的《启蒙辩证法》最具代表性，“启蒙带有极权主义性质”“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1]，遂将反启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促进了浪漫主义之后反启蒙的再度盛行。同时，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也无不把启蒙作为他们批判的靶子来阐述其现代性批判的立场，其中缘由不外是启蒙与现代性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时至 21 世纪的今日，现代文明的弊病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愈益加重之势: 世界范围内的地区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袭击时有发生，民粹主义不断抬头，逆全球化初现端倪，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启蒙俨然成为了现代性反思中的一股潮流。然而，将怀疑主义推到极致难免会导致虚无主义，无视启蒙在历史层面和哲学层面的积极意义而拒斥之，可能导致的是另外一种灾难。这一点即便是著名的反启蒙思想家———以赛亚·柏林也在推介启蒙的反对者时已经清楚地指出来了，他认为德·迈斯特的反启蒙学说“大大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最后则是它最野蛮、最病态的形式———20 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学说。”[2]因此，对于反启蒙，无论是绝对的排斥，还是绝对的拥趸，都不符合辩证法的本质要求。这两种态度均是建立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范式之上，将反启蒙视为启蒙的绝对对立面，因而都不是反启蒙的真正诉求，终会导致反启蒙背离其最初的目标而陷入新的蒙昧与野蛮。因此对于反启蒙的内涵与历史地位绝不能一概而论，而是需要以辩证的方法来对其进行合理的探索。
一、何谓“反启蒙”
“启蒙”一词虽早已出现并通过 18 世纪启蒙运动成为一个影响近、现代文明的关键术语，然而“反启蒙”这个概念却是 20 世纪的产物。据詹姆斯· 施密特的考证，“英语中这个词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 1908 年，当时美国宗教研究学者 Charles Gray Shaw 用这个词来指由维柯、伏尔泰、休谟和莱辛发起的对启蒙运动的攻击。…….他在之后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文章中将反启蒙四人组改成我们更为熟悉的卢梭、维柯、莱辛和赫尔德。”[3]但是，这个词却是通过以赛亚·柏林《反启蒙运动》①一文而在 1970 年代以来广为人知。
单从语义层面看，反启蒙即是启蒙的对立面，然而实际上这两个术语本身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远没有这么简单。就启蒙自身而言，对于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历经无数思想家、哲学家的论述迄今依然没有定论。因此，作为其语义上的对立面的反启蒙也不能一概而论，而实际上反启蒙的复杂性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有必要效仿 18 世纪那个著名的提问来问一下“什么是反启蒙”?
柏林在《反启蒙运动》一文中所说的反启蒙是指秉承“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传统”[4]来反对启蒙运动的基本信条———普遍主义。柏林认为，虽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存在着种种分歧，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一组普遍而不变的原则支配着世界…..这些规律既支配着无生命的自然，也支配着有生命的自然，……支配着所有的时代和文明”[5]。柏林认为维柯、哈曼、卢梭、赫尔德、默泽尔、柏克、康德以及德·迈斯特等思想家都从各自不同的层面对启蒙运动的核心原则进行了批判。但需要注意的是，柏林把这些思想家纳入反启蒙运动之行列时先假定了启蒙的根本含义即是普遍主义，因此这些反启蒙就是反对普遍主义。然而，启蒙绝不是仅此一种形态，按照康德给启蒙的定义，启蒙是指个体有运用理性的自由且可以能动地运用理性。康德的启蒙定义使得启蒙超越了时间与地域的限制，启蒙不能局限于启蒙运动时代。同样，《启蒙辩证法》将启蒙的始源追溯到神话时期，奥德修斯即是启蒙精神的完美代表。那么相应的，反启蒙也不应仅仅止于反启蒙运动。事实也是如此，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里已经表达了对启蒙精神的抗拒，代表人类智识的俄狄浦斯最终却使特拜城陷入瘟疫的灾难中，他自己也遭遇了自我认识的危机。此外，20 世纪以来对启蒙的反思与批判也从未停止过。由此可见，述说反启蒙终需以述说启蒙为前提。
18 世纪对“什么是启蒙”的讨论虽然并未形成一个对启蒙终极意义的述说，然而可以借用 1942 年版《哥伦比亚大学当代文明研究手册》对启蒙的定义将这些彼此不同的启蒙讨论分别归属“一般意义上的启蒙”和“具体的启蒙”。
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指的是一种态度或过程，它只承认自由个体的权威，而不承认其它的权威这个意义上的启蒙没有日期来标示其开始或结束，因而不能指一个阶段的启蒙。不论何时，只要能摆脱不加怀疑的接受并学会批判性分析，那么就可以说是获得了启蒙。
具体的“启蒙”概念用来指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阶段———通常指 18 世纪，这一时期对于启蒙在道德、宗教、政治等方面的作用有着独特的认知; 这一时期的文人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将规则应用于包括喜好及哲学在内的方方面面; 这一时期的科学成为了处理公共事务和分析解决公共问题的标杆。①
这样一种对待启蒙的思路使林林总总的启蒙定义有了较为明确的旨归，可以避免在启蒙与反启蒙的问题上陷入偏颇的一元论或二元对立。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从总体上指明了启蒙的方向，具体的启蒙正是为了实现那个一般意义上的启蒙，因而它们显示出多样性和异质性。比如，康德和门德尔松对启蒙的定义都接近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他们都强调 “人的所作所为，而非他所属的时代。”[5]如此一来，在述说反启蒙时也就有的放矢了，因为同样可以把反启蒙分为两个层次: 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启蒙和反对某个具体的启蒙。也可以用 Mikkel Thorup 的话说，反对具体的启蒙是“一种忠诚的反对，是用启蒙的原则去批评其形成及推进的过程”，而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是企图用完全不同的东西来替代启蒙所有的原则”[6]那么，柏林所提到的大多数启蒙运动的反对者就可以被认为是反对 18 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反对的是启蒙在十八世纪的一个进程。因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启蒙实则要完全否定启蒙精神，这一主张无视启蒙在历史进程中曾经发挥过的巨大作用，以偏概全地抹杀启蒙精神的积极意义，拒绝承认启蒙精神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性，故此种反启蒙实不可取，本文着重论述种种反对某种具体启蒙的反启蒙。
二、启蒙内在地需要反启蒙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把那个一般意义上的启蒙看作是一个过程，是个体逐渐学会主动运用自身理性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过程，这就从两个层面决定了启蒙要面对并接受种种反启蒙，启蒙要在种种反启蒙的鞭挞下不断地自我完善从而走向那个一般意义上的启蒙。
其一，启蒙要求运用理性进行质疑、批判，那么启蒙自身也必须要接受质疑与批判，因而启蒙过程中也必然会出现反启蒙的声音。若反启蒙缺失而独尊启蒙的话，实质上已经背离了启蒙的本义，这在启蒙的实践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的。因此，反启蒙是启蒙的内在需要，启蒙天然地包含对自身的反省。所以柏林就说，“对法国启蒙运动及其在欧洲各国的盟军和弟子的核心观念的抵抗，与这场运动本身一样古老。”[7]而且，柏林所提到的启蒙运动的反对者们大多都是在启蒙运动的过程中对启蒙运动进行着方方面面的批判，这些反启蒙的言论非但没有阻止启蒙的进程，反而极大地丰富了启蒙思想，使启蒙运动成为启蒙进程中异彩纷呈的一段。此外，许多将启蒙与反启蒙的双重因素集于一身的思想家们也为反启蒙对于启蒙的必要性提供了注解。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以人的自然状态为标准来进行启蒙批判，卢梭在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已经在辩证地看待启蒙问题了，他看到了启蒙问题的复杂性。不像当时的启蒙思想家那样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会实现社会的进步，卢梭认为科技的进步不一定带来精神的进步，时代的进步总是伴随着退步; 而且卢梭在理性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强调意志与情感相对于知识和理性的不可或缺性。然而，“卢梭并没有推翻启蒙运动，他只不过移动了一下启蒙运动的重心”[8]，而且还为其后的康德等人进行辩证的启蒙批判开辟了道路。
反启蒙也是启蒙本身诉求的表现。启蒙就是提供一种选择的自由，督促形成自由选择，因此启蒙不能提供一种确定的、唯一的规范，它必然是不断被否定、被超越的过程。当某种具体的启蒙主张已经背离了启蒙的初衷或者阻碍了思想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启蒙本身的批判性自然会生发出反启蒙的思潮。在 17、18 世纪的欧洲，阻碍人们选择自由的是宗教特权及君主专制，因此当时的启蒙思想企图否定上帝这个终极本源、用理性替代上帝，认为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理性可以认识、规范和支配世间一切事实和实践的普遍而永恒的规律。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遂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特征。然而普遍主义走向极端就会导致一元论，扼杀多样性，理性主义走向极端就会陷入唯理论，使理性工具化。因此，在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后期就出现了种种针对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反启蒙思想，意在打破同一性和唯理论的束缚。维柯通过人文研究与历史研究来反对理性主义的教条，“否定存在着一个不变的人性，其特性和目标是可以先验的知道的”[9]。同样，赫尔德对文化多样性的坚持、哈曼对信仰的维护以及启蒙运动晚期兴起的浪漫主义对感性创造活动的强调都从不同的层面对启蒙运动所推崇的唯理论和普遍性进行批判。18 世纪启蒙的唯理论和同一性的弊端在 20 世纪新的时代背景中集中爆发了。上帝的统治没了，理性的统治又来了; 皇权贵族的统治没了，极权的统治来了; 有形的统治没了，无形的统治来了，个体依然没有获得选择的自由。因而以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又开始了对启蒙的批判。种种反启蒙的论述都反映了同一种实质，即对一种思维模式的超越，这是人类思维根本特征的表现，人类思维总是有局限性的，当一种思维模式的局限性成为思维发展的桎梏时，必然要被以反对的名义进行批判。
其二，启蒙是一个逐渐达到其目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的过程，我们无法给那个面向未来的、作为终点的、本质的“启蒙”一个确切的定义，只能在种种反启蒙中得知什么不是启蒙，以此来促使人类向启蒙的终点走去。正如德里达认为从本质上讲，正义只是一种愿望、一种理想，没有人经历过正义，只能无限接近正义。那么同样，启蒙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终极的启蒙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能够述说的只是在某一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种种具体的启蒙。人们都以启蒙之名说着各种话、做着各种事，但它们的含义对不同的人来讲却不尽相同，这些人不但不可能对启蒙达成一个共识，而且还往往将异己的启蒙视为反启蒙，这也解释了为何思想家们在经历了持续的讨论之后，至今依然无法形成对启蒙的定论。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认定某种观点或某件事就是启蒙的，但他们却都不可否认地是在启蒙的名义下说话、做事。由此可见，我们永远不能说启蒙是什么，一旦定义了就会彻底否定了启蒙的其它可能的面向( 事实上，这个问题确实出现了，不同的具体启蒙之间往往坚守排他性，相互否定，甚至视对方为启蒙的对立面) ，因此只能从否定的层面来定义。与德里达所言类似，“正义首先并且最终将通过与那不拥有正义的人的嵌合而获得”[10]，那么启蒙也应该总是通过与反启蒙的嵌合才能够实现。启蒙是在对其不断地批判与否定中生成的动态过程，因此，反启蒙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没有反启蒙就没有启蒙”[11]。
我们不仅需要通过反启蒙来定义启蒙，也需要通过反启蒙来使启蒙永葆活力。参照德里达在《法律的力量: 权威的神秘基础》一文中对正义与法律关系的论述以及对法律的解构，也可以认为那个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总是一种不在场的状态，总是让人等待，总是在来临的过程中，它总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具体的启蒙而在场，因此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是一个没有固定所指的能指，决定它含义的是各种各样的具体启蒙的差异化运动，这一过程要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因此不能企图将那个不在场的、一般的启蒙固化在某一个在场的、具体的启蒙上去。差异化运动的形成就有赖于反启蒙对种种具体的启蒙的持续反思与批判，由此才能体现出那个一般的意义上的启蒙的实在性。由于具体启蒙的异质性，任何一个反启蒙思想家都会有一个批判的对象，即他所认定的启蒙，而这个启蒙实际上是那个本质的、一般意义上的启蒙在不同时代环境中的表现形式，特定的反启蒙思想家其实是在反他所认定的某个具体的启蒙。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反对者们虽都是在批判启蒙运动，然而 “对启蒙运动的中心原则的否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保守主义的或自由主义的，反动的或革命的，这取决于受到攻击的是什么学说。”[12]如维柯坚持文化独特性和文化多样性，“否认了永恒的自然法学说[13]; 哈曼“谴责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用分析歪曲了实在”[14]，他攻击启蒙运动理性至上的原则; 赫尔德倡导文化民族主义，强调每一种文化的独特性; 浪漫主义者们抨击 “进步思想家所倡导的理性原则和科学知识对生活的治理”[15]，强调个体的自我表达; 默泽尔、雅各比、谢林等都强调非理性力量在个体和社会中的作用，反对启蒙思想家们用理性来规范一切社会活动; 德 ·迈斯特猛烈抨击启蒙运动倡导的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宣扬暴力权威、独裁统治以及绝对服从。这些反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启蒙进行批判，可以看成是对那个一般意义上的启蒙在启蒙运动中的歪曲表达进行拨乱反正，是对 18 世纪欧洲那个启蒙着的时代中背离了启蒙精神的种种启蒙实践进行批评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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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音乐在所有艺术门类中,最容易使人接受并产生共鸣。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音乐教育的重要性。音乐能增强人的情商、智商,它影响着人们性格的塑造,对情绪的调节和心理的调整有很大的帮助。日本有一句很有名的广告词:“学音乐的孩子不坏”,征服了无数父母的心,从而坚定了让孩子在音乐启蒙中接受情感教育、技能教育的信念。儿童音乐启蒙教育越来越受到家长的重视,也是音乐教师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