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该文对比论述了三国时期曹操和曹丕用人制度的差异。曹操用严刑峻法抑制豪强，立国、治国做到德法术并用，随时致宜，推行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使各领域化乱为治。曹丕对外采取战略防守政策，抚边优降、轻刑薄赋，大兴儒学，实施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开创了士族政治，巩固了统治。
关键词：曹操;曹丕;用人制度;差异
汉末权贵弄权，祸国攘民，传统的“天命论”与“德主刑辅”观念发生动摇。“名法”思潮兴起，为曹魏集团新的政治思想和人才观念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曹魏集团的官方政治思想是德法术并用，随时致用，[1]曹操深明事理、谋略出众，用严刑峻法抑制豪强，任人唯贤，对人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2]
李世民赞赏曹操：“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3]曹操凭借人才资源的优势奠定了魏国立国的基础。曹丕对外采取战略防守政策，抚边优降，轻刑薄赋，大兴儒学，实施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开创士族政治，使魏国走向了繁荣发展的道路。
一、曹操：德法术并用的政治思想和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
在政治黑暗的汉末，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4]全面推行法治政策，既用严刑峻法抑制豪强，又任人唯贤，做到了政治清明、百姓喜悦，天下慕德，毛泽东称赞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5]
(一)官方政治思想：德法术并用，随时致宜
曹操立国、治国、理政做到了德法术并用，随时致宜。早期，曹操与汉室利害一致，以此扩大“挟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建安十三年，曹操废三公，恢复丞相制度，自任汉朝丞相，开设霸府，任人唯贤，壮大了实力。大权在握后，曹操野心膨胀，逐步清除拥汉派，要求人才惟命是从，这使他成为功过参半的历史人物。曹操早期用人亮点较多，选拔人才的渠道多样，察举、征辟等方式相互贯通，综合运用。他征辟了很多谋士：破袁氏，领冀州牧后，征辟崔琰为别驾从事;临兖州，征辟毛玠为治中从事;平荆州，征辟韩暨为丞相士曹属。
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质、出身下层的人，曹操也注意提拔。王夫之称赞：“曹孟德推心以待智谋之士，而士之长于略者，相踵而兴。孟德智有所穷，则荀彧、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算无遗策。”[6]曹操说：“夫刑，百姓之命也”[7]“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用严刑峻法抑制豪强，选用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
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4]173，做到了吏治清明。经济方面，曹操兴修水利，颁布法令，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扶植自耕农经济。他采纳枣祗、韩浩建议，安抚流民，在各州郡兴办屯田，使“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4]225，逐步恢复了社会经济。
用兵方面，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北破袁绍定燕、冀，南虏刘琮占荆州，东擒吕布收济衮，西夷张鲁取汉中，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在一系列战斗中，曹操和谋士们尽显兵家风采，灵活运用各种战略战术，谲敌致胜，九州百郡，十并其八，最终统一了北方。朱敬则：“昔魏太祖兵锋无敌，神机独行，大战五十六，九州静七八。”[3]曹操依靠正确的政治思想和英明的用人政策，群策群力，拨乱反正，最终统一了北方。
(二)三次颁布求贤令
东汉时期，选举、征召等拔取政治人才的制度，一变而被扭曲为“道德比赛”的工具，成为士族猎取官位或沽名钓誉的凭借。曹操吸取了东汉的教训，认识到国家的兴衰败取决于用人制度的好坏。从公元210年到217年，曹操下了三次“求贤令”，采用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方式公开求贤于天下。曹操“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4]26选拔了一批有战功、有才干的将吏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地方政权。
“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4]25改变了不良社会风气，可是当时有人抵制这一政策，议论“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公元203年，曹操颁布《论吏士行能令》，批驳上述论点，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思想。
曹操鼓励谋士们推荐人才，汝颖士族荀彧曾将汝颖士人荀攸、郭嘉、戏志才谋士推荐给曹操，郭嘉也推举过参谋刘晔，这样促成了“汝颖多奇士”的局面。公元208年，赤壁战败后，三国鼎立局面基本形成，曹操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阻力非常大。为稳定内部，公元210年，曹操颁布《求贤令》，希望谋士们举荐更多的埋没在下层的“贤人君子”，来共治天下。
公元214年，曹操颁布《赦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对于德才无法兼备的“进取之士”，要求主管人事部门予以“弃瑕录用”。事实上，谋士们参差不齐的品德举止的风评并没有损耗曹魏集团的战斗力，陈寿说：“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虽清治德业，殊于荀攸，而筹画所料，是其伦也。”[4]
214虽然在品德举止的风评上，程昱和郭嘉等人不如荀攸，但在军事谋划上，郭嘉是首屈一指的。郭嘉屡献奇谋，屡立军功，官渡之战前，他提出著名的“十胜十败”论，帮助曹操拟定了远期和近期的作战目标，打消其顾虑。
郭嘉不守封建礼法在曹操看来只是白璧微瑕。曹操引郭嘉为知己和奇佐，称赞他“自在军旅，十有馀年，行同骑乘，坐共幄席，东禽吕布，西取眭固，斩袁谭之首，平朔土之众，逾越险塞，荡定乌丸，震威辽东，以枭袁尚”[4]200在征战生涯中，他们随时切磋，见机行事，共成大业。
公元217年，曹操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要求各人推举所知道的人，只要有文武才略，即使名声不好，缺少封建道德品质(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行)，也可以被推举。虽然曹操选材不拘品行，但他看重大节的忠，他曾褒扬郭嘉尽忠为国，忠良贤德;称赞崔琰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
赞扬乐进、于禁、张辽“质忠性一，守执节义。”开明的用人政策既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又展示了曹操聚才、知才、爱才的真心诚意。在戎马生涯中，曹操提拔了很多庶族和平民阶级里有能力的人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如刘祁所言：“士大夫各欲择主立功名，如荀攸、贾诩、程昱、郭嘉，争以智能自效。”[3]魏国凭借人才优势逐渐成为三国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二、曹丕确立九品中正制，开创士族政治
曹丕对于魏国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壮大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后世对他的功过得失,抑扬褒贬不同。叶嘉莹赞扬说：“魏文帝在即位后，曾下了息兵诏，下了薄税诏，下了轻刑诏。他实在是一个很有理想的皇帝，希望能够把天下治理得更好。”[8]
(一)政治思想：战略防守，抚边优降，轻刑薄赋，大兴儒学
曹丕称帝后，三国鼎立的局势已稳固，他实行战略防守的政策，在军事、经济、文化上采取各种举措，进一步巩固魏国的统治，使魏国逐步走向繁荣发展的道路。在职官用人方面，曹丕改革官制，加强皇权，有鉴于历史和乃父作为丞相擅权的经验与教训,废丞相而复三公之制,复三公官,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改奉常为太常,郎中令为光禄勋,大理为廷尉，大农为大司农,皆为荣职,不与朝政。
同时，设立中书省，开创了政归中书的新体制，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机要之权渐移于中书省。曹丕轻刑罚，除禁令，禁止私仇，整肃朝纲：严禁宦人干政、宦人为官，最高只能充任“诸署令”，从制度上铲除宦官干政的根源。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
郝处俊称赞：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9]曹丕先后颁布《日食勿劾太尉诏》、《禁诽谤诏》和《百官不得干预郡县诏》，革除无辜归咎股肱大臣的弊端，改变相互诬告与朝臣颐指的世风。
文治方面，曹丕认识到儒家思想对巩固政权的重要作用,在各地大兴儒学，尊孔复礼。黄初五年，封孔子后人孔羡为宗圣侯，享食邑百户，重修孔庙，立太学，置五经课试之法，设立春秋谷梁博士。经济方面，曹丕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继续推行屯田政策,兴办水利灌溉事业,修造陂堨,广兴稻田，薄赋税,与民休养。施行谷帛易市，稳定社会秩序。
轻关税，促进了各地人民之间的贸易和交流,加快了商业的发展，使北方地区重现安定繁荣局面，黄初末，魏国国库充实。他关心人民疾苦，黄初三年,“冀州大蝗,民饥,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廪以赈之”。曹丕的诏令虽不是带有普遍性的政策,但是对人民是有益的。曹丕的军事建树有：平定叛乱，收复失地，抚边优降和三次征吴。
第二次征吴以曹真、张郃、夏侯尚从襄阳攻打荆州始，曹军诸军并进，诸路大捷，夺据江陵中洲、击败孙盛、火烧诸葛瑾。东吴战线或溃或败，仅朱然守江陵获胜，曹丕胜利在望，不料遇到疫疾，孙权乘机遣使纳贡言和。第三次，曹仁率兵攻濡须，但曹仁不听蒋济劝谏，大贩。公元225年，曹丕再出舟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率十余万,大有渡江之志,但因冰封江面无法行舟而回师北上,被吴将高寿率兵冥夜偷袭,弃车惊驾。可见征吴均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
但田余庆评价说：“曹丕在广陵之役中最终解决了青徐豪霸割据一方的问题……广陵之役解决了青徐问题，使东方归于一统，魏国国势更加强大起来”。[9]曹丕继位后，在洛阳的青、徐兵发生骚动，曹丕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稳住了青、徐一带以臧霸、孙观等为首的割据势力，控制了局面;公元222年，曹丕以孙权不纳质子为由，三路伐吴，借机剥夺了臧霸的兵权。
公元224年、225年，曹丕两次亲自督师伐吴，均止步于广陵，未与吴军交锋，却平息了利城兵变，彻底解决了青、徐的隐患，充分表现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小心谨慎又不失坚决果断的素质。各领域的举措处处显示了曹丕是一位旧式的明君典型，但平心而论，曹丕也有气质才性方面的缺陷，他刚愎自用，不听谋士劝谏，不善于把握出兵时机，这导致曹魏政权长期无法统一全国。公元221年，刘备讨伐孙权，孙权遣使向曹丕称臣，送还降将于禁，群臣道贺。
侍中刘晔却认为：吴蜀“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大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4]205可是曹丕听不进去，错失灭吴的天赐良机。胡三省评论说：“若魏用刘晔之言，吴其殆矣。”毛泽东曾说：“曹丕也有些才华，但远不如曹操。曹丕在政治上也平庸。”[9]这个评价是客观的。
(二)推行九品中正制，开创士族政治
曹丕即位后，为巩固政权，改革了官制，用尚书陈群之议，出台并实施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开创士族政治之先河。“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流程为：在各州郡选择有识见、有名望、善识别人才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分成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州置“大中正”，郡置“中正”，均山本处人在中央任职者担任。各郡中正将所能了解到的人才状况集中汇报给大中正，大中正便根据这些情况来品定人才，得到的品位称为“乡品”。
中央司徒再根据乡品授予其具体的官职，得到的品位为“官品”。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将用人权从地方收归了中央，使魏国的人才军团一直保持着清新的活力和旺盛的战斗力。但它本质上却是曹魏政权与门阀世族妥协的产物，是门户制度的护符。它作为乱世选择官员的权宜之计，但却被持久运用，滋生了腐败：它为大贵族官僚地主的复辟创造了条件，又使出身低微的官员基本上升迁无望。寒门子弟徐庶与石韬只能充当中下层官吏。
魏文帝时，徐庶官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韬仕历郡守、典农校尉。诸葛亮出陇右，闻韬、庶仕财如此，叹息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4]412曹丕还规定取士不限年资、户口但纠其实，黄初二年，下令人口十万以上的郡国每年察举孝廉一人，如有特别优秀的人才，可以不受户口限制。黄初三年又颁布《取士勿限年诏》，提出无论老幼只要“儒通经术，吏达文法”都可试用。
曹丕重用老臣旧将和心腹密友，前者如：贾诩、蒋济、王郎等，后者多涉入争储之事，如：曹真、曹休、夏侯尚、朱铄、陈群、司马懿、吴质、刘桢等。曹丕对汉献帝和杨彪做到了盛德以待。如张溥所言：至待山阳公以不死，礼遇汉老臣杨彪不夺其志，盛德之事，非孟德可及。”[10]曹丕“在政治家的风度上有时还可以说是胜过他的父亲。”[9]曹丕提拔以“博古”和“高才”闻名的新秀，如严苞以高才入为秘书丞，数奏文赋，文帝异之，出为西平太守。
薛夏以“博古”在黄初年间做了秘书丞。曹丕对曹植、曹彰等兄弟，既予以封王封侯：他继位后遣曹植就国临淄,曹彰就国鄢陵。同时，他又有防诸弟谋为不轨之虞，避免重蹈汉朝诸侯国作乱的覆辙，实行削夺藩王权利的政策，并且频繁徙封,使无常封之地。由于封地时常变更，藩王没有治权和兵权，因而空其名而无其实，且举动受到严格监视，形同囹圄。这导致曹氏宗亲势单力薄，日后无力阻止外臣夺权。
后世对此指刺较多：史学家刘知几认为：“文帝临戎不武，为国好奢，忍害贤良，疏忌骨肉。”[11]郝经也贬斥说：“轻薄佻靡，未除贵骄公子之习，不矜细行，隳败礼律，刻薄骨肉，自戕本根，乱亡基兆，已在于是。孔明谓为土龙刍狗，宜哉!”[12]虽然贬斥较为苛酷，但都言中了曹丕对宗亲的过度防范。曹丕才性气度也有缺陷，他气量狭小，对待私敌和降敌者很残酷，没有古代贤主宽容大度的作派，主观方面导致了政治上无大作为。
性情刚正的鲍勋因数次直谏，得罪并激怒了曹丕，被收付廷尉处死，类似的还有曹植的谋士丁仪、丁廛兄弟。对降将于禁，曹丕“欲遣使吴，先令诣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薨。”[4]240上述做法显然欠妥。综上所述，曹操和曹丕由于攻守形势各异，用人政策也相应不同。
曹操借助德法术并用，随时致宜的政治思想来治国，推行任人惟贤的用人方针，选拔了大量的士族、庶族和平民阶级中的人才，奠定了魏国立国的基础。曹丕实行战略防守的政策来巩固统治，推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开创了士族政治，也留下了某些隐患。
参考文献：
[1]王晓毅.因循与建安至景初之际曹魏官方政治哲学[J].南京大学学报，200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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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百度百科曹操[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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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夫之.舒士彦，点校.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
相关刊物推荐：《南京大学学报》创刊于1955年，是年共出版1期，为文、理科综合版。自1956年起，分人文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出版。此后，人文科学版(1973年改为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改为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每年出版一卷，期间，1960-1961、1966-1972曾两度休刊，1975年经教育部批准公开发行，2000年起改为双月刊，至2002年共出版39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