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启蒙运动自诞生之日起，就向人类昭示了其理性之内核，理性被置于崇高的地位。然而，在努力追求理性至上和自由的过程中，康德却提出了“什么是启蒙运动”的元问题，这无异于给沉醉于理性之中的人们带来了别样的风景。康德通过对理性的审慎反思以及对理性的批判厘清了人类理性的界限，并指出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它不能超越经验和现象界达到对超验世界的关照。马克思则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力求达到的理性自由只是停留于观念上的自由，康德对于理性的批判并未触及现实社会的根基，康德只是在认识论上对人类的理性进行了限制。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把对理性的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其实践哲学实现了对理性批判范式的转变。
关键词：启蒙运动;人类理性;马克思;康德;自由;先验;实践
启蒙运动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它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延续和发展。它代表着人类对权威的批判、对理性的渴望和对自由的追求。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获得了绝对的权威，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作为彼岸世界的神学思想奴役了人类的现实生活，人类生活在神权的统治之下，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受到空前的碾压以致尊严尽失。那时的哲学也成了“神学的婢女”，哲学的存在是为了论证上帝存在的合理性，理性被统治在信仰之下。
文艺复兴开启了现代性的序幕，它使人的世界被发现，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开始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肯定人的主体地位，主张对宗教神学进行批判。他们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人生本身”，如此，“对人道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以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完美的状态取代了人类的赎罪，以希望活在未来世代的记忆之中取代了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不朽”[1]120-121。
这是在批判宗教神学基础上的人本思想与上帝权威的一个翻转，它不再依赖于上帝的救赎，而是立足于尘世生活，通过建构一个充满人性的理性主导的王国来追求人类现世的自由和幸福。启蒙运动对于宗教的批判让启蒙高举理性的大旗向着自由迈近，启蒙的本质就在于使人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看待世界，使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回归于人。作为现代人，作为被启蒙了的人，正如卡西尔所说：“必须而且应该拒绝所有来自上帝的帮助;他必须自己闯出通往真理的道路，只有他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真理，确立真理，他才会占有真理。”[2]
125自启蒙运动以来，对启蒙之本质内核———理性的探讨一直都未间断过。可以说，我们今天依然处于一个需要被启蒙的时代。启蒙理性自确立起，其发展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受到过人们的崇拜，也受到过人们的质疑和批判，但是启蒙理性带给人类的进步却是毋庸置疑的。在上升和下降的跌宕起伏过程中启蒙理性一直走在颠簸前进的路上。
启蒙理性自身不是一个封闭的场域，它是一个向外敞开的、不断吐故纳新的开放场域，也必将在未来的无限延展中充实自身的理论内涵。只要理性自身还存在问题，理性的启蒙就仍然需要在场。理性的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理性的、批判的态度来审视理性自身，以期理性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从不成熟状态逐渐走向成熟，这也是理性自身的自反性要求所在。
一、康德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启蒙运动让理性大放异彩，以致当时的人们认为任何事情都要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只有那些符合理性的才能被保留下来。对理性的过度崇拜也造成了启蒙理性自身的弊端，从而忽视了对理性自身的反观和审思。当绝大多数人还沉醉在理性的胜利中时，康德却对启蒙自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1784年载于《柏林月刊》第4卷的一篇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康德开篇就对启蒙运动做了如下定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3]
23这是康德提出的关于启蒙的元问题。该问题让沉醉于理性胜利中的人们开始反思启蒙的真正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正是启蒙理性自身所具有的批判与怀疑精神的体现。康德对于启蒙的定义首先强调了人的主体性特征，人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3]23。不成熟状态是自己加之于自身的，不依赖于任何他人或他物。人的不成熟并非是因为自身缺乏理性，而是因为懒惰和缺乏勇气，把运用自身理性的能力让渡于他人，并甘于享受这种被监护的状态。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3]
23可见，康德是将理性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希望人们能够克服懒惰和怯懦，勇敢、独立、自由地使用自己的理智，摆脱做别人意志奴隶的束缚并做自身意志的主人。康德同时还认为只要给公众以自由，即“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3]25，那么对公众的启蒙就是可能的。启蒙就是理性的运用，康德为我们区分了理性运用的两种方式：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理性的私下运用。
理性的公开运用是指一个人以学者的身份在公众面前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理性的私下运用是指一个人在一定的职位上所能运用的理性，理性的私下运用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这并不会影响启蒙的进步。理性本身是无限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理性的运用却是有限的。理性的私下运用并不影响理性的公开运用，这更加鼓励人们要勇敢地在现实生活的一切事情上运用自己的理性。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这是一种合乎人性、充分彰显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事情，这是人类所拥有的神圣权利。超脱不成熟状态的途径即是要做一个不受他者约束、思想自由的独立者。
康德是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他肯定了启蒙运动对理性的彰显，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启蒙理性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往的哲学在还没有弄清楚理性的认识能力时就妄谈知识的可靠性，这样就难免会陷入独断论和怀疑论的泥淖之中。康德注意到了理性的认识能力问题，认为应该在合理的、有效的限度内使用理性，防止因理性的滥用而导致理性沦为遏制思想自由的“他者”。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以及对人的自由的追求是康德哲学的两大主题，康德正是通过在认识论上对理性的批判和重建实现对人自身的关照。康德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体现在他对理性效用的界分上，即“我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上，在对理性进行界分的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和有限性被彰显出来。
《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对启蒙理性进行的深刻反思，在该书中康德论证了理性在知识领域是如何行使自己的立法权的。康德一改以往哲学家所坚持的主体符合客体的观念，反认客体要符合主体，这种对主客体符合的翻转也即康德所实现的著名的“哥白尼革命”。康德吸收并综合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合理观点，认为知识始于经验，但并非都来源于经验，对于经验的认识依赖于主体的先天认识能力。任何知识的形成都是人的先天认识能力，即先天直观的纯粹形式与经验对象的相互结合，“思维无直观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4]52。
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必要条件，但起决定性和支配性的却是人的认知能力，人的先天认知能力确保了知识的必然性，由此形成的知识即“科学知识”。经验的形而上学便成为可能，它实现了主观之于客观的优先性，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在自然领域知性通过为经验立法起到先验性的决定作用，知性对经验的规定使“原本是‘综合的’的‘经验’也具有‘先天性’，同时，也使原本是‘分析性-先天性’的‘逻辑形式’也具有综合性”[5]5，这就是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
自然界是理性的认识对象，但是理性所能认识的只是现象，而不是物自体本身。因为知识的形成只能在时空这个可经验、可直观的领域才有效，经验对象通过对我们感官的刺激使我们获得的只是事物的表象，至于对表象之后的那个事物本身的认识我们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知性的立法权限———时空，超越时空这个界限知性就无法有效行使自己的立法功能;以往形而上学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让有限的存在者去追求无限的物自体。“‘知性’原本是属于‘理性’，是独立自主的，因而是‘自由’的”[5]5，但是它要在经验世界建构知识的必然王国就必然要受到经验世界的各种限制，可以说，理性在经验世界只拥有形式上的自由，在实质上是受限制的，就如同理性的私下运用会受到公职的限制一样。
二、马克思对康德启蒙理性批判的实践转向
康德对启蒙理性的界限进行了厘定，他反对不加审视就盲目崇拜理性的行为，并有力地批判了视理性为万能的观点。这对于启蒙理性自身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康德的理性是一种纯粹理性，是脱离于经验现实的抽象理性，这样的理想主义理性观所实现的自由也只能是抽象的自由。作为处于启蒙时代的马克思当然不满足于此，他虽认同康德在对理性进行批判时所主张的人的有限性和主体性，但对于康德的先验理性观却难以苟同。马克思认为理性不应该是先天的、无根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现实根基的。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实现了对康德理性批判的实践转向。
三、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对启蒙理性的现实批判
马克思在实现了对康德启蒙理性的实践转向之后，又在此基础上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启蒙理性。启蒙理性带来了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多重隐忧。在马克思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启蒙理性异化发展为资本理性，并奴役着整个人类社会。康德只是在认识论上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该批判是一种抽象的批判，不能真正触及社会现实的根基。在马克思看来，“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9]11。
因此，马克思将对启蒙理性的批判转向了实践———理性背后的物质生活关系，通过对物质基础的批判来实现对社会弊端的克服，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启蒙运动确立了理性的至上性原则，使对主体性和自由的追求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但是沉醉于理性胜利中的人们却忘记了理性自身也是需要批判的。启蒙理性本身也正是在批判宗教神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理性自身也要经得起审视，只有经得起理性审视的理性才能避免走向“非理性”。
康德对于理性的批判是对理性自身的批判，是对理性合法权限的一种规定。但是康德的理性仅仅只是一种纯粹理性，人的自由的实现只能仰望于现实世界的彼岸。马克思则让天国的自由重返人间。他认为作为有理性的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自由的，只是由于某些外在的原因使人的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异化，因而阻碍了人的自由的实现，通过消灭现存的社会制度及其物质基础，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就能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解放。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理性与自由将得到充分的、完全的实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旨归。
参考文献：
[1]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M].何兆武，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E.卡西尔.启蒙哲学[M].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3]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叶秀山.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俞吾金.马克思对康德哲学革命的扬弃[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8-34.
[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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