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未来“人”会敬畏“水”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二者的哲学关系从起点历经爱恨相杀又回到起点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同是敬畏，却有本质的不同。前一个是因为无知才不得不敬畏，后一个则是因为“有知”主动的去敬畏。
【关键词】历史演进;治水;水患;思想脉络;敬畏
1对“水”的认识的哲学范畴
自从人类中有了哲学，或者有了真正意义的哲学家以来，人对“水”的哲学认识贯穿二条主线，其一是对“水”本身的本质认识;其二则是对“人”与“水”的关系的认识。对“水”的本质认识，虽然冠以认识，但其实质并不在认识二字，而在本质。即人的“认识”最终还原到了“水”的本质，这是一个漫长的逐渐廓清的过程。下面还要具体讲到。如果把对“水”本身的本质认识比做早夭的孩童，那么“人”与“水”的关系”的认识则寿与天齐，随着人类历史会一直延续下去。
在这条主线中，“人”和“水”从哲学上讲是平等的，都是自然界里众多成员中的一员，不存在着从属和仆隶关系。两者又互为主客体，譬如随着水环境在内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我国癌症等病症近些年已由少发病发展成了常见病。这即是“人”在使“水”在内的生态环境患上“癌症”后反作用于人的生动例证。人与“水”的关系中，有二层意思。其一，人作为一种生物，生理上主要是由“水”组成的，水构成了人这个生命体的最重要的内环境。水在人体中所占比重从婴儿的80%以上到老年50%左右，人的生命逐渐老化的过程也是水的比重逐渐降低的过程。同样，水也是人最重要的外部环境之一，可以说，水是人最重要的生存要素。其二，人与外环境中水的关系，随着人的认识的增长，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
2对“水“本质认识的历史演进
中国最早的关于水的可靠哲学论述应该是《管子.水地篇》:水者，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又说“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稍晚的古希腊哲学始祖泰利斯也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这也许并不是巧合，东西方文明在哲学认识上实现了第一次交汇，即“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哲学命题和“世界本源”。其后，中国和希腊的哲学进一步发育，如中国的《尚书·洪范》中有最早的五行学说记载：一曰水，二曰火，三日木，四曰金，五日土，其中把“水”作为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和运动方式。古希腊的恩培多克勒和后来的斯多亚学派亦把水作为万物的根或基本元素。十七世纪的卡文迪许发现了“水”仅仅只是化学元素组成的一种化合物。
自然的，以“水”的本质为哲学命题进行的研究走到了终点，但是关于人与水之间的关系则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哲学命题。另外，在对“水”进行描述时，哲学家们常把水和人的品行相类喻，如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说：“上善若水”又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也可看作的人对“水”认识的题外花絮。
3人与“水“哲学关系的历史演进
通过人与“水“哲学关系认识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可以更直观的了解人与“水“哲学关系的变迁发展脉胳。我们知道，在远古荒蛮时代，曾经“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大多数民族传说都与治水或水患有关，中国“大禹治水”、西方“诺亚方舟”、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虽然故事的具体情节有所不同，但都含有英雄平息或逃避水患、拯救部落的主线。这些故事真伪已不重要，实际上都隐喻了人类是在战胜洪水这一可怕的灾难后，犹如凤凰涅磐，从蒙昧迈向了文明。人类从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迈向真正的人类社会的过程就是人类战胜洪水的英雄史诗，从此也就有了真正的人类历史。
远古文明都是与“水”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人类四大古代文明实质上都是农耕文明，或者可以说是河流文明、“水”的文明。每一个文明背后都有一条或二条哺育人类的河流。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干脆以河流的名称命名古代文明，如尼罗河文明、黄河文明、印度河文明等。这些河流在给人类带来洪涝灾害的同时，更保证了人的繁衍生息。中国最早的可信治水的应该是《管子.度地篇》，除五害，以水为始”。又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
五害已除，人乃可治”。稍晚有个西门豹治邺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思想脉络：一是当时人们认为洪水是超自然的神灵施法,人们惶恐无助，只能祈禳以求宽宥;二是西门豹却敢于忤逆神灵，最后建引漳十二渠造福百姓。到了孔子时则言“灾异述天道，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把洪涝等自然现象解释为上天惩戒和警示人类社会的方式和手段。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说“甚战,水之为利害也”,“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
他指出了水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水的有利与为害的两个方面，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给予“水利”一词以兴利除害的完整概念。由先秦而汉，中国哲学实现儒家学派主导和统治，如果说先前的既有入世之学，又有出世之学，那么此时中国显学已然已是入世之学，其他学派或湮没，或隐学。这时，中国哲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阴阳五行学说”成型，“天人合一”转为“天人感应”。认为只有皇帝“允恭克让”、“克明俊德”，才能使灾异芟除。也就是说，旱涝等天灾与皇帝的不端品行有关，这是自然世界与人的精神的关联。
到了中世纪，世界哲学有了显著分野。判断的重要依据就是神权和俗权的关系。中国的俗权与神权得到了高度的统一，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所谓“君权神授”，皇帝作为“天子”，代上天的意志行事。这说明，中国哲学已然成为世俗世界的犬儒。即便有张载、王充等人及佛道等出世之学，也只能是旁枝末节，而非主干巨流。对自然哲学的理解更多的是依附与服务于神权和人本身的人格和道德。“格自然之理”的目的是“明道德之善”以便“入于圣贤之域”。
因此，也就陷入了理学的窠臼中无法自拔。伊斯兰教国家神权和俗权则更加紧密，甚尔一体。“哈里发”既是精神领袖，又是最高统治者。自然哲学也就更成为了伊斯兰神学的“婢女”。而在欧洲二者则出现了明确的分离，世俗权力归于国王，神权归于教皇。表现在哲学上，西方哲学有自然哲学和神学的较清晰分阈。阿奎那坚持上帝——自然——人三者分离的思想，认为“自然”和“上帝”是人面对的两个实体。因此，也就相对的能更为独立的去思考和反映人与自然包括人与“水”之间的哲学关系，并取得进展。
从中世纪结束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归为一个发展阶段。发轫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冲破了欧洲经院哲学桎梏，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终于引发了哲学和科学的革命。康德说：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生产力水平极大的提高，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开始“向大自然宣战”，进而设想“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战胜自然”被奉为圭臬，“人定胜天”成为人类的梦想和奋斗目标。水作为大自然存在的主要形式之一，这一时期对大自然的哲学认识也反映了对水的哲学认识。
培根说：我们的思想创造将是一种祈祷，而不是诅咒。以“人性解放”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哲学带给人类极大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伦敦泰晤士河污染、滇池围湖造田即是很惨痛的教训，黄河三门峡水库、尼罗河阿斯旺大坝等水利工程给人们以深刻反思，至今争议不断。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类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上世纪七十年代，蕾切尔·卡逊第一次把米拉米奇河等的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争论的关键主要在于卡逊坚持自然的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把“人”的作用还原到它在物质世界应该有的位置，而不是大自然的主宰和征服者。1972年6月12日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环境保护事业。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念，人类应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要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要与自然建立友好的伙伴关系。同年，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的世界水与环境会议，提出的水资源统一管理都柏林原则，目标是在保持生物多样性、保证水资源数量和质量的前提下提供一个环境健康、经济可行和社会可接受的水资源持续管理模式。
美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先后出台了《自然与风景河流法案》《国家环境政策法》等一系列联邦法案，表明在法律层面实现人与“水”哲学关系的实质性转变。随后美国水坝的拆除逐渐增多，截至2015年，全美境内拆除了超过1300座大坝，仅2012年就有65座。这些拆除项目使相应的河流和渔场获得了重生，也折射出美国人的哲学观，即河流作为大自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水力发电、农业和经济增长的工具。莱茵河流经欧洲9个国家，在19世纪因为工业污染，一度被称为“欧洲的下水道”。
经过坚持不懈的治理，如今水质干净清澈，可直接饮用，成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一条河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尽量以“自然方式”治理，恢复河流自然生态系统”。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学者李国英提出了维持河流健康生命的理论体系，标志着流域综合管理从单纯水管理向流域自然-社会-经济大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流域生态学领域转变，也可以理解为对人与“水”哲学关系的转变。随着我国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水质污染和水生态退化等问题日益突出，我们要尽快从哲学上转变观念，以实现人类活动与水环境的兼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M].香港中华书局,2005.
[2]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相关水利刊物推荐：《水资源开发与管理》(月刊)创刊于2003年，是由中国水利工程协会主办公开发行的科技期刊，国际标准刊号：ISSN 2096-0131，国内统一刊号CN10-1326/TV。办刊宗旨为：关注水污染、水质评价和水环境治理领域，传播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保护和水生态治理的新成果、新技术、新经验，服务水利建设与管理政策研究和信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