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西汉扬雄的文学创作甚丰，并取得了很大的文学成就。这一方面与他的儒家入世思想有关，另一方面又与他的学力高深、苦心创作分不开。扬雄还在文学理论方面取得一席之位，他对汉赋的批评标准一直影响着后人对汉赋的看法。无论是他的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对文学发展都有一定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扬雄,辞赋,文学发展,贡献
西汉末年的扬雄是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是学术巨子,对文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扬雄所处的时代是西汉后期政局动荡之时,王莽新朝初建未定之时,是扬雄文学著述活动的高峰期。社会的动乱不安和政治的黑暗深深影响着他的思想和创作,当时是一个儒学"经学化"的时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用来维护大一统中央集权下的政治统治。
扬雄作为一个怀有济世之功的儒者,明确将"明道、征圣、宗经"作为自己的文学主张,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儒家的文学思想;同时吸收了道家的思想,强调因循革化,崇尚自然。他对文学价值的探讨全面而辩证:尚"用"重讽谏,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教化作用;同时又不废"丽"言,认识到了文学的本体意义。其文学思想集中于《法言》《太玄》等作品和《汉书·扬雄传》之中,对于先秦以来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都有所阐释,并形成了自己富有创建性的文学思想体系;他将"文"与"质"的关系问题引入到文学层面,强调"文质相副"、"事辞相称";又探讨了关于"言""能否尽"意"和解决言意矛盾的方法;发表"心画心声"、因循革化的见解。
此外,他的"丽以则"、"文必艰深"等创作观念,对后世文学理论发展与文学创作走向自觉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扬雄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辞赋方面,本论文旨在依托扬雄的创作实践,作文学与史学的互相印证,从而将扬雄的文学思想落实到他的辞赋创作之中,探讨其丰富的内涵。西汉扬雄的文学创作甚丰，并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就。这一方面与他的儒家入世思想有关，另一方面又与他的学力高深、苦心创作分不开。扬雄还在文学理论方面取得一席之位，他对汉赋的批评标准一直影响着后人对汉赋的看法。无论是他的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对文学发展都有一定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扩大了汉大赋的题材领域
扬雄以前的汉大赋，通常描写的天子或诸侯王的宫殿、林苑以及田猎、游宴、礼仪等生活场面，如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夸饰苑囿，摹山范水，描绘宫殿，排比物产，渲染田猎，这些题材为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所继承，但扬雄又扩大了摹写的领域，一是写祭祀，如《甘泉》、《河东》二赋;二是把笔触从京师移到外郡，从苑囿、田猎发展到都市、郡邑的繁华，如《蜀都赋》，其中写道：“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阓齐楚，而喉不感慨。
万物更凑，四时迭代。……财用饶赡，蓄积备具。”铺写出了成都这个西南最大城市的商贸繁华。在这片土地上，“苍山隐天，岎崯回丛”，“漆水浡其匈，都江漂其泾，乃溢乎通沟，洪涛溶洗，千湲万谷，合流逆折，泌乎争降”。翠木繁茂，覆冈蔽野，一望无际，“从风推集，循崖撮捼，淫淫溶溶，缤纷窈靡，泛闳野望，芒芒菲菲”。蜀锦等织品名扬天下：“系乃其人，自造其锦……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其布则细絺弱折，绵茧成衽，阿丽纤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筩中黄润，一端数金”;还盛产银铅锡铜，丹砂石青，玉石钟乳，还有“火井”(天然气井)、“盐泉”(盐井)等。
此赋以铺张扬厉的笔法，尽情描绘了家乡的富饶美丽，描写了蜀郡的风土人情，写出了蜀郡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扬雄首先以文学的形式展示了蜀郡的独特魅力，可以说一篇艺术化的方志，对于开拓辞赋创作空间，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积极尝试。这篇赋在汉代都邑赋的创作演进过程中具有首开以都邑为创作题材先例的功绩，成为“都邑赋”的滥觞。这对于后世京都大赋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左思的《蜀都赋》影响更大。
《文选》刘逵、李善诸注家多次引用扬雄的《蜀都赋》的材料，于此可见一斑。还有扬雄的赋跳出了宫廷生活的圈子，举凡贵族生活，官僚的内幕，以及古代历史人物等等，无不摄入赋内。如《长杨赋》中对汉高祖、文帝、武帝的功绩所作生动、朴素、中肯的叙述，开创了叙事赋的端倪;又如《逐贫赋》、《解嘲》、《太玄》或大量注入哲理成分，或干脆用赋辩说哲理，是受到贾谊《鵩鸟赋》的影响而又有所发展，也是值得一提的。
二.对汉大赋体制有所突破
过去的大赋，自枚乘《七发》以降，多用宾主问答形式，后来竟成定格，子云四篇大赋打破了这个陈规，他的四篇大赋都写有序言，先在序中说明讽谏之意，开门见山，给人以清新之感。《羽猎赋》开头设为或人之问，然后驳之以发议论，但这与宾主回答之体绝异。这是设问以为引起，从反面取势而渐深入，这是司马相如赋所没有的。扬雄赋的讽谏之意也在加强。
三.对四言诗体赋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扬雄以前的赋家多写骚体赋，故骚体赋较盛，而四言诗体赋望尘莫及。说理如《酒箴》、《逐贫赋》、《解嘲》、《解难》等，对四言小赋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酒赋》是一篇咏物赋，最早的咏物赋有屈原的《桔颂》，其后鲜有继者。纯以四言为体的赋，今见较早的有汉代刘安的《屏风赋》和孔臧的《鴞赋》，但因前者见于《古文苑》，后者见于《孔丛子·连丛上》，二书所出较晚，其可靠性多为后人所怀疑。即令是真的，其内容单薄，远不如《酒箴》之托意弘深。
因此，一般认为四言诗体赋始于扬雄的《逐贫赋》，如清人浦铣《复小斋赋话》谓“赋四字为句，起于子云《逐贫》”。扬雄《逐贫赋》设为扬子与贫问答，用以表现自己仕途失意、生活困顿的遭遇和安贫乐道的思想，此赋的表达方式是以四言为体而弃骚句特色的“兮”字不用，通篇以整齐的四字句构成，自始至终有规律的用韵。可见四言诗体赋的体式兼辞赋与骚赋的某些特点而有之，是汉赋家在探求赋的新体式时的一种创获。贾谊《鵩鸟赋》与扬雄《逐贫赋》体制相类，然《鵩鸟赋》重在说理，《逐贫赋》则融说理、描写、抒情于一体，手法多样，内容也丰富得多。
至于《解嘲》、《解难》，皆缘事而作，在形式上可能受了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是这两篇皆语言清利，很少奇文怪字。因为是自由言志，便显得特别生动活泼。扬雄的赋作，至少有两种不同的风格体式，一种是庄重的带有庙堂气氛的大赋，另一种是自由抒情言志的小赋。大赋尚典雅古奥，小赋则浅近自然，幽默生动，二者都能极尽形容刻划之能事，这较司马相如以来，是赋体艺术的进步。自从扬雄以四言作《逐贫赋》和《酒赋》以后，四言诗体赋即代有所作，不绝于后。
其中著名的，有蔡邕的《青衣赋》、曹植的《蝙蝠赋》、左思的《白发赋》、柳宗元的《牛赋》、李商隐的《蝎赋》等。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体式在历代赋中自成一已格。可见，他们受扬雄四言诗体赋的影响之深。扬雄创作四言诗体赋，对后来四言小赋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四.创造一种新文体──连珠扬雄是连珠体的首创者。梁沈约在《注制旨连珠表》中说：“窃闻连珠之作，始自子云，仿《易》像《论》，动规经诰。班固谓之命也，桓谭以为绝伦。连珠者，盖谓辞句连续，互相发明，若珠之结排。”刘勰《文心雕龙·杂文》篇说：“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璅语，肇为连珠。”任昉《文章缘起》亦云：“连珠，扬雄作，是连珠非始于班固也。嗣后，潘勖拟连珠，魏王粲仿连珠，晋陆机演连珠，宋颜延之范连珠，齐王俭之畅连珠，梁刘孝仪探物作艳体连珠。
”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谓：“盖扬雄综述碎语，肇为连珠，而班固、贾逵、傅毅之流，受诏继作。”他同时指出，连珠体的特点是“借物陈义，以通讽谕之词”，篇幅短小，语言凝炼，大多骈偶而有韵。从扬雄现存的几首连珠来看，内容主要是阐述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都是为了规劝皇帝而作的。自扬雄之后，继作者甚多，有演连珠、拟连珠、畅连珠、广连珠等名称。由此可见，“连珠”不但为扬雄始创，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建立汉大赋蕴藉的风格
在扬雄以前的大赋多抒情言志之作，故文笔比较恣肆。扬雄的四篇大赋是写给皇帝看的，意存讽谏，故辞多隐约，旨意深婉。如前面所论述扬雄赋的艺术特点──运用多种多样的讽谕手法，使属辞委婉含蓄，表现出扬雄大赋的蕴藉之风。刘勰评论说：“理赡而辞坚。”我们可以称之为赋的蕴藉派的滥觞。也正因为扬雄的文学创作如此之丰，又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因此，他在文学创作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扩大了赋的题材，特别是他的抒情小赋独具一格，为东汉文学的发展起了示范作用，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技巧。可以说，扬雄是两汉之际文学发展过程中起承前启后作用的大文学家。
六.扬雄的文学理论对文学发展的贡献
首先，扬雄从理论上奠定的明道、征圣、宗经的原则，上承孟荀，下开刘(勰)韩(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正统文学观。先秦时期，孟子在《滕文公下》中自称他并非好辩，而是为了保卫和宣传先圣之道，所言已有明道、征圣、宗经的意思，后来，荀子在《正名》、《正论》、《儒效》等篇中要求文学和言辞必须符合礼义和道，以圣人及其经典为准则，这些比孟子之言更加清楚，初步提出了明道、征圣、宗经的思想。扬雄将这些主张加以系统化的论述。这以后，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等篇，明显乃是对于扬雄这一创作原则的发挥。而韩愈阐述的“文”与“道”的关系，仍然可以看出扬雄的影响。
其次，乃是其文质相副、以质为主的文质观，成为儒家文学理论中的经典思想。扬雄文质副称说改变了西汉重质轻文观，为东汉重文思想创造了转机。如王充《论衡》“大人君子以文为操”、有“好文之声”(《佚文》)、“人无文德不为圣贤”、“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书解》)等观点即是发展了扬雄的文质观。到了刘勰，则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质先于文、质文并重的文学主张，比较全面地说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他在《文心雕龙·征圣》中说：“志足以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又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指出：“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盻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成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很明显，这种观点和扬雄是一脉相承的。正是明道、征圣、宗经的原则和文质相副、以文为主的文质观，构成了正统儒家文学理论的基干。此后中唐的李翱说：“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1]晚唐的杜牧说：“凡文以章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之兵卫。”[2]
北宋的欧阳修说：“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3]明末的陈子龙说：“盖词非意，则无所动荡，而盼倩不生;意非词，则无所附丽，而姿制不立。”[4]这些论述从不同的方面谈到了情意事理和语言文辞，说明内容与形式的依存情况与主次关系，反对注重内容轻视形式和注重形式轻视内容的倾向，主张情文并茂，语意两工，文章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从而充分反映了古代文学理论关于文质问题的辩证见解。
在这方面，扬雄华实相副、事辞相称的文学主张吸取了前人的长处和当代的经验，丰富了西汉文学思想的内容，有益于后世人们继续研究和深入探讨。扬雄对文学最重要的贡献乃是他的赋论。当汉赋方兴未艾之际，他根据前人的经验和自身的实践，就已经痛切地感觉到汉大赋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而加以反对。因为按照汉大赋形式主义的要求，就必须“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奢巨衍，竟於使人不能加也”，但这样一来，帝王们的注意力便完全被吸引到华美的辞藻和奇巧的结构上去了。
虽然在赋的结尾处还稍微显露出一丝讽谏之意，然而“览者已过”，根本收不到讽谏的效果，反而是“劝而不止”，最多只能起到“欲讽反劝”、“劝百讽一”的作用。在《汉书·扬雄传》中记载了司马相如就是这样：“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
”扬雄本人也有亲身体验：“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仙，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5]扬雄从儒家文学尚用的观点出发，深深认识到，形式的过分丽靡，辞藻过分的华丽，完全会损害到辞赋的思想内容。加之，扬雄还有耻于类似俳优的卑下地位，于是便辍而不复为。他的主张是，写赋要应“文质相副”，因此他提出了一条对辞赋进行批评的标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个标准直接影响了后世文学家对辞赋的看法。当然，对于扬雄的赋论，后人或赞成或反对，无不受到影响。
特别是他提出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原则，更为人注意与称颂，清程廷祚就大为称赞，发出“善乎”之叹，认为“以理胜者，虽则弗丽;以词胜者，虽丽弗则;不则不丽，作者不为”，指出“后之君子，详其分合之由，察其升降之故，辨其邪正之归，上祖风雅，中述《离骚》，下尽乎宋玉、相如、扬雄之美，先以理而后以词，取其则而戒其淫，则可以继诗人之末，而列于作者之林矣。”[6]由此可见，扬雄赋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扬雄及其文学理论，在两汉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东汉文学理论发展影响不小。如他潜心著书立说，自成一家之言，言中包含文学见解，这常常为东汉的人们推崇。桓谭在《新论·闵友》中称赞扬雄“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强调“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7]
王充也多次在《论衡》中称赞扬雄;班固也在《汉书·扬雄传》中指出“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他们都受到了扬雄的影响，并在研究扬雄的著作中继承了他的许多文学理论。扬雄尚用的文学主张也在东汉文论中发展成更为详明的理论，他的文质观也不同程度地为桓谭、王充所继承和发展，可以说，扬雄是两汉之际文学及文学理论发展中起承前启后作用之伟大文学家及学者，他对文学发展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李翱《.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载言书》.上海书店.1989年
[2]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三《答庄充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外集》卷十七《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
[4]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十五《佩月堂诗稿序》.簳山草堂.清嘉庆八年刊本
[5]王充《.论衡·谴告》
[6]程廷祚《.青溪集》卷三《骚赋论》.金陵丛书本[7]班固《.汉书·扬雄传》，中华书局，200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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