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将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之一。这种势不可挡的人口结构变革是所有工业化国家应对的社会挑战，也将成为发展中国家无法回避的问题。西方国家早于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他们创造性地融汇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各要素于一体，通过运用科学技术辅助支持老龄人口生活，对缓解老龄化所带来的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国解决好人口老龄问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应当给予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的“未富先老”的特殊性以高度重视，积极推动科学技术在科学处理老龄化问题中的运用，化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危机、以期实现“积极老龄化”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科学、技术与社会;积极老龄化;适老科技;社会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人口的预期寿命在不断延长、出生率持续下降，致使全球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17年，世界上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大约为6.62亿，占全球人口的13%，而且正以每年约3%的速度增长，增长速度超过所有其他年龄的群体。就地区分布而言，截止目前，欧洲的60岁及以上人口在世界范围内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了25%。
相较之下，世界其他地区也将出现快速而深度的老龄化。预计到2030年，世界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14亿，2050年将达到21亿，并有可能在2100年达到31亿。①诚然，全球人口的老龄化即将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之一。这种势不可挡的人口结构变革，不仅对劳动力、医疗、住房、交通、社保等社会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微观的家庭内部的亲属结构、代际关系等带来深刻变化。
对此，一些学者早在上世纪末断定，②人口的老龄化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面临的社会挑战，也将成为发展中国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所谓“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在一味追赶世界潮流的奋进中，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绝非是一个好兆头，不仅仅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也会关系到未来的国计民生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面对澎湃的银色浪潮，许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严峻的挑战，③而也有人将之视为难得的机会。④
但无论是挑战还是机会，世界各国都积极面对并谨慎处理。在此背景下，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TheUnitedNationsSecondWorldAssemblyonAgeing)倡导“积极老龄化”(ActiveAgeing)理念———旨在树立和维持正常的身体、精神与社交活跃的生活方式。①尽管社会各界对该理念有不同的理解②，但主要聚焦于“健康，参与和安全”③三个方面，换言之，无论年纪多大，老年个体仍然可以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同时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
可以说，老龄化是一个多面向的复杂问题，涉及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如政府、企业、医护、家庭、邻里，当然还有本文即将讨论的科学技术领域。事实上，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科学技术的干预和辅助技术的运用，诸如信息沟通技术、卫生(护理)技术，康复技术，自主和安全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缓解和消除老年个体因年龄而引起的身心健康、社会参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点已经在美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有成功案例。因此，科学技术作为支持积极老龄化的关键力量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
基于此，本文主要以西方国家的“老龄化与科技”实践为主题，考察科学技术如何辅助与干预老龄化社会生活，对该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制定进行梳理。同时，结合人类学的内外交织的视角，笔者将对老年群体参与老龄化科技的研究与开发，探讨技术民主化与老龄化的互动实践，并对科技伦理作一番检视。总之，本文借助对科学、技术与社会观照下的老龄化的深层解读，旨在正视我国未富先老所带来的危机与挑战，并为促进和推动我国的科学技术与老龄化的结合提供借鉴。
二、“STS”聚焦老龄化
融“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缩写为STS)为一体的研究源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④一些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对科学知识、技术系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以美国科技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⑤的出版而受人瞩目。
在他的影响下，西方学术界逐渐开辟了一系列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其中就包括了STS项目。尽管同属于科学与技术研究的范畴，⑥、但“科学、技术与社会”区别于对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实践的研究，而更多地涉及科学和技术的影响和控制，特别关注科学技术对社会、安全、伦理、医疗、环境带来的可能风险、利益和机遇的研究和评估。因此，STS一般被认为是研究科学和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学术领域，反之亦然。该领域发展至今，已经涵盖了社会、政经、文化、理学、工程、医疗、城市规划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成为了一个“联合学科”。
显然，本文所讨论的老龄化问题也理所当然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主题。事实上，老龄化是人类身体中发生的自然性与阶段化的过程。⑦伴随着这个过程，人的一生由发育、成长、成熟、衰老等几个阶段组成。相应地，人类的身体、感官和认知能力在遗传、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由弱小变成熟、由成熟走向衰竭。对于每一个体而言，年老往往增加个体的健康风险，①譬如老年个体患上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等几率增大。
这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常常影响身体能力和认知功能。②纵然老年个体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并无疾病缠绕，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认知功能也受影响。③然而，依靠STS成果的介入支持，老龄人口的生活质量往往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持原有的行动自主与人格尊严的水准。例如，考虑到老年人口身心的实际状况，美国、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在过去数十年中，一直推崇居家养老的做法。④这不但有助于降低机构护理成本，减轻医疗保健系统的财务和资源负担，而且满足了老人稳健地颐养天年的愿望。⑤
然而，若仅仅依赖传统的常规做法来监测和维护老龄人口的身心健康，保障他们自由行动的安全、信息交流的通畅和认知水平的保持，恐怕难以胜任。⑥为了解决这些局限性，西方国家选择了科学技术作为支持与干预的措施。在STS研究理念的倡导下，科研机构和技术公司正视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⑦与老年学、社会学、人类学、医疗(护理)等学科交叉合作，开发了众多科技辅助技术产品。譬如，帮助老年人与外界信息交流需要的信息和沟通技术;保障老年人独立地完成生活起居等日常行动的独立生活支持技术;有效地防止老人因腿脚无力与不便而导致跌倒的预防跌倒干预。
另外，智慧之家系统能够使家庭能源和电器处在随时可操控的安全范围内;设备适应技术保障了失能者提高或替代身体功能的发挥。⑧STS的研究成果在居家老人家庭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减轻了老龄人口独立生活中许多复杂的实际负担，成为支持积极老龄化的重要力量。尽管老年人口的身体健康、行动独立和认知能力是关注的重要方面，然而一些机构的研究表明，金融生活的安全也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关系密切。⑨
由于老年人口易受认知能力衰退的影响，银行业利用STS的成果，通过语音和面部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的成像检查和“数字生物识别手触”等，来帮助老人取代PIN和密码的使用。而且为了预防老年人被诈骗，银行系统运用地理定位系统，帮助银行系统准确定位与识别老年顾客的位置和身份信息。而保险行业专门聘用了STS研究人员，?瑏瑠为老年客户提供室内感应技术、可穿戴跟踪设备、远程患者监测、远程医疗服务和认知健康技术，以监控老年人的危险行为并及早发现事故，或者监测生命体征，督导老年人按时服用药物，或者及时诊断危及生命的健康状况。
并运用收集来自这些设备的数据，保险公司进一步评估保单持有人的健康风险状况和相关保险费用，大幅度地降低了公司的索赔成本，并有效提高了老年人经济生活的质量。随着机器人技术、智能传感器、神经接口等新生技术的陆续诞生，人工智能将成为老龄化社会服务的中坚力量的梦想已不再遥远。事实证明，无论是信息技术、通讯工具、护理辅助技术、还是机器人伴侣、人工智能，在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危机方面科学技术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STS与老龄化的结合不仅能够主动地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努力改善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①而且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②
三、内外视角交织的技术民主化
尽管STS对老龄化的研究在当下西方国家显得愈加成熟，③然而在20世纪末之前，人们对老龄人口的看法或想象却并非那么正面和积极。④即使到了后来，人们借用“老当益壮”和“生活富足”的形象来消除以往的负面印象，也被证明是徒劳的，原因在于这两种看法都没有真正认识到老龄化的复杂性。而当这种偏见或是误解形成之后便难以消除，以至于影响到老年辅助与支持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思路。在这种认识下，所开发的产品从局外人看来，或许已经满足了老人的实际需求。
然而，老年群体却对这些貌似完美的产品意见颇多。⑤即使如此，设计和开发部门始终固执地认为老年人无法适应甚至抵制新技术，完全归因于他们性格古板、思想僵化、态度消极以及适应能力下降所致。⑥随着西方社会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结合，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不得不寻求消费者的客户体验，重视反馈的调查和分析成为了研发部门的工作之一。
同样，政府部门也越来越强调老年群体参与老龄科技研发的重要性，⑦鼓励寻求老龄群体的体验，以使产品与服务更具实用性。而作为主要用户群的老龄群体，参与研发服务自身的技术产品不仅表达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需求，而且满足了对草根式参与研究的愿望。事实上，之所以让老龄人口参与科技产品的开发，这完全出自于人口老龄化本身所包含的复杂性所致。无论人们对老群体的看法如何，但必须承认老龄人口的确是一个充满多样化的群体。
由于老年人口各自的经历和状况不同，包括经济收入、教育水平、社会地位、性别差异、关系网络、住房条件等等存在异质性的特征，⑧因而无法简单地用“老年人的需求”概而化之。即便是经历状况相似的老龄人口，他们在身体、心理、性情、疾病、基因等方面也有所差异，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地个体存在。因此，考虑到老龄群体的异质性，科技的研发和设计关注产品所具有的包容性，换句话说，多少比例的老龄人口能够从这款产品中获益，产品的需求量又有多大。如果付诸研发，那么仅仅依赖设计研发人员的外部视角大概会缺乏全面性的①，因此还需参考老年群体的内部需求。
科技人员的外部视角和老龄人口的内部视角相结合的思路，在文化人类学里被称作“内外视角的交织”。作为人类学学科里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一，内外交织视角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该方法发展至今存在很多形式，但主要还是以格尔茨的内外经验交织和西敏司(SideyMintz)的政经与文化交织为主要代表。②格尔茨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出自于外来的研究者和内部的在地人之间，日常持续互动而逐渐产生的视野交织的结果。
而西敏司则指出，地方的文化及其蕴含的意义，是地方社会与外部宏大的政治经济结构在碰撞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尽管两种形式存在发生学上的差异，但在内部和外部观念的交织作用的看法上却是一致的。无论是能动的结果还是客观的影响，内外视角的交织能够让我们看清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地方所发生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明白地方社会中的人们行动的文化逻辑与意义，并反身性地比较和思考研究者自己的社会与文化，真正做到对社会、对文化的理解与领会。
因此，从老龄科技开发的发展来看，他们已经在实践人类学内外视角交织的方法论了，或许已经聘请了人类学家帮助他们出谋划策了。③在人类历史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科技成为了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而在科技发展的道路上，科学研究者和技术工程师等精英们始终主导着科技创新和发展。正如费恩伯格④所指出的那样，人类所发展的技术中始终看不到弱势群体的诉求表达，但却或明或暗地体现了技术霸权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这种技术微观政治学表明，科学技术历来被少数精英分子所操纵和利用，普罗大众被排斥在公众决策之外，以至于阻滞了技术民主的前进。⑤
对此，费恩伯格反对少数精英控制和支配技术的统治论，阐述“技术民主化”的观点，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民主实践之间存在着张力。在科技日益渗透日常生活的现代社会，普通民众参与技术决策的机会逐渐增多。无论他们的参与方式如何，但呼唤着能把操控技术的权力归还公众，发挥技术开发与利用的内部潜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强调老龄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不仅仅限于生物医学方面的身体衰老现象，还涉及心理状况、社会参与、政经贡献等其他方面的衰退。
而且，老龄人口是充满多元的异质性群体，并非千人一面的同质性人群。每一个体的年龄、身体状况、心理状态、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受教育水平等等，均存在较大差异，不能笼统地使用“老年群体”一概而论。因此，在从事STS有关老龄化的研究时，应当认识到群体内部的多元性和老龄状态的多维度，重视纳入不同学科的重要性，有效呈现人类生命整体性观念，有针对性关注和满足他们的多样化的需求，避免提供单一化和同质性的产品和服务。
那么，如何做到既关注到老龄人口的多维度的状况，又能够照顾到他们多元化需求?这就需要发挥STS跨学科的优势，尤其要借助人类学中的内外视角交织的方法，从科技、政治、社会发展的外部看待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从老龄人口的内部认识他们的需求。在此基础上，研发团队不但应当涵盖科技人员、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医疗学者、护理专家、心理学家、政策制定者、市场营销者等专业人员，而且应当将产品使用主体的老龄人口纳入进来，让老龄群体充分表达诉求和需要。如此的多元主体集思广益、共同合作，为提高老龄人口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为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为实现健康中国战略而做出切实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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