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是沈光文接受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为沈光文作品的搜集、保存以及沈光文事迹的评介、宣扬作出了重要贡献。《沈太仆传》是继季麒光《沈光文传》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篇沈光文传记，该传对沈光文生平事迹的叙述更为细致、生动，增补了此前沈光文传所缺载的信息，揄扬了沈光文的遗民气节，奠定了沈光文“台湾文献初祖”的崇高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堪称沈光文接受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
关键词：沈光文;全祖望;《沈太仆传》;接受史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世称“谢山先生”，清代杰出的史学家，清代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明季遗民，莫如甬上”。明清易代之际，全祖望的家乡浙东宁波地区成为抗清斗争最为激烈的“忠义之区”，甬上遗民或投身义军抗清，或抗节不仕。在父祖辈的影响下，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他虽生于清代统治已相当稳固的康乾盛世，却鄙薄仕宦名利，倾其一生心力搜辑、整理晚明桑梓文献、表彰故国忠义，其《鲒埼亭集》就是寄托作者遗民心魂的一部不朽之作。
全祖望曾感慨道：“吾乡残明遗臣，葬于闽中者三：钱忠介公在古田，尚称内地;陈光禄在鼓浪屿，则濒海矣;沈太仆在诸罗，则海外矣。……夫三公之勋业有大小，其名亦有显晦，然其依恋故国则一也。”[1]对沈光文这位坚持抗清二十余年、卒“以东宁片壤，寄其首阳之节”的明末乡贤，全祖望极其重视与崇仰，一直渴慕得到沈公文集，曾嘱托巡台御史张湄以及同乡友人李昌潮为其寻访，并将搜集到的沈光文诗歌选录31首辑入《续甬上耆旧诗》。
除尽力搜求辑录沈光文诗文作品，全祖望还作有《沈太仆传》《沈太仆光文》《明太仆斯庵沈公诗集序》，对沈光文之生平事迹、遗民气节与文化成就进行介绍与揄扬。全祖望所作的《沈太仆传》，堪称乾隆时期有关沈光文研究的最为重要的一篇文献，也是沈光文接受史上影响深远的里程碑式的传记。本文试以《沈太仆传》为中心，论述全祖望对沈光文接受史的贡献。
一、增补此前沈光文传缺载信息
在三百余年的沈光文接受史上，最早为沈光文作传的是沈光文的晚年知交、清朝台湾诸罗县首任县令季麒光。季麒光所作的《沈光文传》，收录于其《蓉洲诗文稿》中;其所作《沈光文列传》，收录于蒋毓英、季麒光、杨芳声修纂的《台湾府志》(蒋志)之中。嗣后，《诸罗县志》以及乾隆年间所修的刘志、范志、余志等多部台湾方志中皆有沈光文传。
在《沈太仆传》问世之前，篇幅最长、记述最详的沈光文传记当属季麒光所作的《沈光文传》，全文六百余字。而全祖望的这篇《沈太仆传》，全文近千字，增添了许多此前沈光文传中缺载的内容，对沈光文生平事迹的叙述也更为细致、生动，在不失史传真实性的基础上又富有鲜明的文学性，堪称清代沈光文接受史上篇幅最长、对沈光文事迹叙述最为详细的一篇传记。
与此前的沈光文传相比，此文增添的重要信息有：第一，对沈光文来台之前在大陆抗清斗争的记载更为详细。如“乙酉豫于画江之师，授太常博士”。[2]又如沈光文辞却李率泰征聘之事，季麒光的《沈光文传》云：“督院李公闻其名，遣员致书币邀之，斯庵不就。”[3]《沈太仆传》所记则更为详细：“闽督李率泰方招来故国遗臣，密遣使以书币招之。公焚其书，返其币。”[2]
第二，此前包括季麒光《沈光文传》在内的诸篇沈光文传，均未记载沈光文来台初期(荷据时期)情况，对沈光文与郑成功的关系，也仅以“及郑大木掠有其地，斯庵以客礼相见”简略及之，《沈太仆传》则首次明确交代了沈光文入台在郑成功复台之前，并详细记载了荷据时期沈光文的生活状况：“时郑成功尚未至，而台湾为荷兰所据。公从之，受一廛以居，极旅人之困，不恤也。遂与中土隔绝音耗，海上亦无知公之生死者。”[2]
对沈光文与郑成功关系的记载，也较此前的传记更为详细，突出了郑成功对沈光文的礼遇与善待：“辛丑，成功克台湾，知公在，大喜，以客礼见。时海上诸遗老，多依成功入台，亦以得见公为喜，握手劳苦。成功令麾下致饩，且以田宅赡公。公稍振。”[2]第三，首次记载沈光文与诸罗县令季麒光的交往情况：“而诸罗令李麟光，贤者也，为之继肉继粟，旬日一候门下。”[2]遗憾的是，作者将“季麒光”误作“李麟光”。第四，首次记载了沈光文与清初在台官员同组诗社的情况：“时耆宿已少，而寓公渐集。
乃与宛陵韩文琦、关中赵行可、无锡华袞、郑廷桂、榕城林奕丹、吴蕖轮、山阳宗城、螺阳王际慧结社，所称福台新咏者也。”[2]全祖望所生活的雍乾时期距离明清之际已历百年之久，当时抗清义士的文献资料已经极为稀少难寻，为使乡邦忠义之士的遗文不致“与尘草同归澌没”，全祖望竭尽毕生心力搜讨、发掘和整理。
梁启超论及全祖望对先贤事迹的记述称：“从他们立身大节起，乃至极琐碎之遗言佚事，有得必录，至再至三，像很怕先辈留下的苦心芳躅从手里头丢掉了。”[4]沈光文自漂泊台湾之后，就与大陆音信隔绝，因而对其生平资料的搜集较之其他明季乡贤更费周折，全祖望在《沈太仆光文》中云：“予求公集久矣!张侍御鹭洲巡台时，尝以书属之而未达。今之台守乃鄞人，然狙狯下流，不足语此，行当博访闽之号古者。”[5]
在其《明故太仆斯庵沈公诗集序》中，更详细谈及其搜求过程云：太仆居海外者四十余年，竟卒于岛，吾里中知之者少矣，况有求其诗者乎?吾友张侍御柳渔持节东宁，其归也，为予言太仆之后人颇盛，其集完好无恙。予乃有意求之。适里中李生昌潮客于东宁，乃以太仆诗集为属，则果钞以来。
予大喜，为南向酹于太仆之灵。呜呼!陈宜中、蔡子英之遗文，尚有归于上国者乎?是不可谓非意外之宝也![6]全祖望对李昌潮、张湄等辗转从台湾访查到的沈光文诗文格外珍视，视之为“意外之宝”，不忍其脱落，将沈公诗作录于《续甬上耆旧诗》中，又据所得到的讯息撰写《沈太仆传》，收录于《鲒埼亭集》，对此前文献中沈光文事迹的记载作了重要的补充与完善，有助于后人更为完整、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沈光文其人其事。
二、褒扬沈光文遗民气节
《鲒埼亭集》是以表彰南明忠烈、褒扬民族气节为主旨的。《鲒埼亭集》不仅讴歌了张苍水、王翊、沈廷扬等仗节死义的忠烈之士，对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隐逸之士事迹与精神的刻画，同样曲折尽情，感人至深。全祖望之所以费尽周折、不遗余力地百般搜求与寻访沈光文的事迹与诗文，其根本原因就是出于对沈光文遗民气节的钦敬，不忍其昭昭耿耿之心为历史风尘所淹没。
故此，他的《沈太仆传》不仅对沈光文事迹的记叙最为详细，对其遗民气节的赞美也最为热诚。在这篇传记中，谢山分别从传主自身、历史人物、传记作者三个不同角度着眼，强调与赞美了沈光文的遗民气节：其一，通过传主自身的言行表现其遗民气节。如以“焚其书，返其币”这一细节详述沈光文辞却闽督李率泰征聘之事，凸显了传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
又如，《沈太仆传》记沈光文逃禅期间的状况云：“山旁有目加溜湾者，番社也，公于其间敎授生徒。不足则济以医。叹曰：‘吾廿载飘零绝岛，弃坟墓不顾者，不过欲完发以见先皇帝于地下，而卒不克，其命也夫!’[2]此前所有的沈光文传都有对其在郑经治台期间逃禅避祸的记载，但这句“自叹”之语却为此前文献所未载，可见此语定为全祖望听友人从台湾查访沈光文事迹后转述而来，因其体现了沈光文的遗民节操而被全祖望载入传记。
其二，通过姚启圣对沈光文的评价表现其遗民气节。关于姚启圣与沈光文的关系，季麒光《沈光文传》云：“总督少保姚公昔于会稽后海同王老人举事，与斯庵友善，后知斯庵尚在，许赠资回籍。姚公死，其事遂寝，斯庵亦遂不能作归计矣。”[3]而全祖望《沈太仆传》所记更详：“癸丑，大兵下台湾，诸遗臣皆物故，公亦老矣。闽督姚启圣招公，辞之。启圣贻书讯曰：‘管宁无恙?’因许遣人送公归鄞。公亦颇有故乡之思。会启圣卒，不果。”[2]
不仅记载了沈光文辞却姚启圣征召之举，更通过姚启圣之口表彰了沈光文的人格风范。姚启圣之所以将沈光文比作汉末渡海避乱辽东、屡辞辟命的著名隐士管宁，一方面是对沈光文终身不仕清廷的遗民忠义气节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沈光文在海外蛮荒之地的台湾教化之功的称颂。姚启圣是沈光文的浙东同乡，又是谋划清廷复台的决策者，在当时可谓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这样一位与沈光文“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历史人物对沈光文的评价，无疑更为有力地印证了沈光文的人格气节与历史功绩。
其三，对沈光文遗民气节的称颂。在沈光文接受史上，第一位在传文中称赞沈光文遗民气节的是季麒光，他在《沈光文传》一文中云：“斯庵之间关险阻，飘摇栖泊，视文履善、陆君实之徒，大略相似。迄于今，以悲凉去国之身，为海外遗民，斯庵之志苦，而其遇亦艰矣。”[3]嗣后，从清初蒋毓英、季麒光主纂的《台湾府志》到乾隆四十年(1775)余文仪主纂的《续修台湾府志》，清代官修台湾方志中的沈光文传，因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体现，均只有对沈光文生平事迹及著述的客观、简短、平实的记载，看不到作者的主观评价，更绝无一言称许其遗民气节。
而全祖望在其《沈太仆传》中，却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地对沈光文的遗民精神予以热情洋溢的赞美：呜呼!在公自以为不幸，不得早死，复见沧海之为桑田;而予则以为不幸中之有幸者。咸淳人物，盖天将留之以启穷徼之文明，故为强藩悍帅所不能害;且使公如蔡子英之在漠北，终依依故国，其死良足瞑目。然以子英之才，岂无述作?委弃于毡毳，亦未尝不深后人之痛惜。公之岿然不死，得以其集重见于世，为台人破荒，其足稍慰虞渊之恨矣。[2]
“咸淳”是宋度宗赵禥的年号，“咸淳人物”是指不肯仕元的南宋遗民，蔡子英则是元末明初坚决不肯仕明的元遗民，全祖望使用这样两个典故，显然是对沈光文遗民气节的称颂。在沈光文接受史上，全祖望堪称继季麒光之后第二位大力揄扬沈光文遗民气节的传记作者，他对沈光文遗民气节的赞许也得到了后世诸篇沈光文传记的继承。民国时期著名史学家连横在其编辑的《台湾诗萃》“诗存”中辑录沈光文遗诗69首，在诗集前的跋文中，连横全文抄录了全祖望的这段文字并加以评论说：“呜呼!谢山之论斯庵当矣!谢山虽为清人，而眷怀故国，景仰贤遗。忠义之士，其所著作，悉为收存而表彰之，以发扬潜德，亦天下之有心人也。”[7]对全祖望在沈光文接受史上的贡献作了充分肯定。
三、奠定沈光文“海东文献初祖”地位
全祖望在详细叙述了沈光文的生平事迹后，对其文化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公居台三十余年，及见延平三世盛衰。前此诸公述作，多以兵火散佚。而公得保天年于承平之后，海东文献，推为初祖。所著《花木杂记》《台湾赋》《东海赋》《檨赋》《桐花赋》《芳草赋》古今体诗。今之志台湾者，皆取资焉。[2]关于沈光文的著述情况，自清初以来的沈光文传记中多有记载，而“今之志台湾者，皆取资焉”则不见于此前任何一篇沈光文传记，这反映了全祖望对沈光文著作之方志特征与文献价值的高度肯定与重视，说明直到全祖望所生活的乾隆时期，沈光文的相关著述仍为台湾方志修纂所需的重要参考文献。
而“海东文献，推为初祖”八个字，则言简意赅，极为精炼地概括了沈光文之于台湾文化史的地位与贡献。全祖望的这一评价，实与季麒光在《跋沈斯庵〈杂记诗〉》中对沈光文诗文的评价一脉相承。在《沈太仆光文》一文的结尾部分，全祖望特意摘录了季麒光的这段评论：诸罗季大令麟光序公诗曰：“从来台湾无人也，斯庵来而始有人矣。台湾无文也，斯庵来而始有文矣。斯庵学富情深，浮沉于蛮烟瘴雨者三十余年，凡耳目所及，无巨细皆有记载。
其间如山水、津梁，禽鱼、果木，大者记胜寻源，小者辨名别类，真有心人哉!斯庵在台以一赋寓讥刺，几蹈不测，故著述多晦而不彰。及予来尹是邦，每出其藏以相示，谓予能读其文，而惟予能知其人也。幼常览《西京杂记》载上林令虞渊花木簿，使人兴卢橘蒲萄之感。今斯庵此诗，备从前职方所未有。
则是诗也，即古《国风》矣，乌可以不传?”③[5]《跋沈斯庵〈杂记诗〉》收录于季麒光的《蓉洲诗文稿》中，在《蓉洲诗文稿》长期失传的情况下，这段文字幸藉康熙五十六年(1717)《诸罗县志》的收录而得以流传，全祖望当是在稽考《诸罗县志》时发现了季麒光这一评论的价值，故特意将其抄录于《沈太仆光文》一文的结尾部分，这充分表明了全祖望对季麒光这一评价的肯定与重视。从《续甬上耆旧诗》对沈光文作品的收录情况来看，也印证了全祖望对沈光文“海东文献初祖”地位的重视。在《续甬上耆旧诗》所收录的31首沈光文诗作中，列于最前面的四篇依次为：《释迦果似菠萝蜜而小，种自荷兰。味甘腻微酸，夏秋间熟，亦名梨》《半线诸山中有公孙橘，与中土种异，大如金橘，肉酸皮苦，色黄可爱》《椰子类栟榈，子十数穗，累累下垂，重叠无间。
外裹粗皮如棕，内结坚壳，白肉附之，味如牛乳，中含浆曰椰酒，台人制之为油》《有柑亦由荷兰来，与橘同，状稍大，肉酸皮苦色黄，荷兰夏月饮水，取以和盐，排捣作酸浆，如吾内地所云梅水者》，这四篇诗作均具有鲜明的“海外记异”、“海东文献”的鲜明特色，反映了全祖望对沈光文“海东文献初祖”之文化史地位的高度重视。季麒光《跋沈斯庵〈杂记诗〉》云：“从来台湾无人也，斯庵来而始有人矣;台湾无文也，斯庵来而又始有文矣。”[8]全祖望将此论断概括为更为精粹简练的八个字：“海东文献，推为初祖”。此言一出，一锤定音，遂成为赞誉沈光文文化成就的不刊之论，几为后世所有沈光文传所称引，奠定了沈光文“台湾文献初祖”的崇高地位。
《沈太仆传》问世之后，清代与民国时期绝大多数方志及史乘，如陈寿祺《福建通志·台湾府》、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徐兆昺《四明谈助》、孙静庵《明遗民录》、连横《台湾通史》中的沈光文传，都引用了“海东文献，推为初祖”八个字，作为对沈光文文化开台之功绩的称颂。可以说，沈光文作为台湾文献初祖的历史地位，奠基于季麒光，而确立于全祖望。
四、对后世沈光文接受的深远影响
《沈太仆传》问世后，成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篇沈光文传记。由于全祖望在清代史学界的崇高地位，全氏此文一出，几乎影响了道光之后所有方志与史乘中的沈光文传记。从道光十年(1830)李瑶《南疆绎史·摭遗》之《沈光文传》，直到民国七年完稿的连横《台湾通史》中的沈光文传、民国十八年完稿的《清史稿》之沈光文传，皆以《沈太仆传》为基础。具体来看，后世方志、史乘对全祖望《沈太仆传》的师承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全氏之文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如同治初年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中的《沈斯庵事略》、光绪年间薛绍元与蒋师辙合著《台湾通志稿本》中的《沈光文传》。
二是传记字数虽大为减少，但基本内容未出《沈太仆传》之外，如李瑶《南疆逸史》摭遗卷四《浙东监国诸臣》、同治年间陈寿祺的《重纂福建通志》、徐鼐的《小腼纪传》以及民国初年赵尔巽《清史稿》中的沈光文传。全祖望的这篇《沈太仆传》，尽管存在一些瑕疵，①却是继清初季麒光《沈光文传》之后沈光文接受史上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篇文献，对后世产生了持久而深入的影响。人们对沈光文“台湾文献初祖”的崇高评价，正是肇端于这篇传记。
然而，意欲否定沈光文文化史地位的学者，却将这篇《沈太仆传》作为批驳的靶子，认为全祖望在“沈光文神话”的建构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有学者认为：《沈太仆传》对于沈光文入台时间的记载(顺治八年辛卯或顺治九年壬辰，即1651或1652)是错误的，正是这一“小小的破绽”导致了一个“天大的误解”——“据全祖望《沈太仆传》而以为沈光文早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十年左右就已去台湾，乃是一个天大的误解”;[9]全祖望乃是出于“同乡情结”与“政治关怀”而有意识“将沈光文的到台时间提前十多年，②将他的在台经历和对台湾文化教育发展的有限影响无限神化”，[10]从而将沈光文供上了神坛，而《沈太仆传》则是“这一造神运动的逻辑起点”。
《沈太仆传》对沈光文的述评究竟是客观公正的，还是出于“同乡情结”或“政治关怀”而有意识地“造神”?《沈太仆传》对沈光文事迹的叙述是相当谨严的，对沈光文之文化成就的赞誉也是允当的，体现了全祖望作为一代史学大家的严谨风范。如在沈光文的身世问题上，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四《赤嵌笔谈·杂著》所引季麒光《蓉洲文稿》中的《沈光文传》中云：“四明故相文恭公世孙，字文开，别字斯庵。”全祖望很可能是参阅了黄叔璥《台海使槎录》之后，并不认可关于沈光文身世的这种说法，因此才有“或以为文恭公之后，非也”这种判断，而对于“或曰布政司九畴之后”，他因没有确切的证据，因此亦未置可否。对于沈光文来台时间这一重要问题，笔者认为，仔细审读《沈太仆传》，不应从中得出沈光文是在辛卯或壬辰(1651或1652)年来台的判断。因为“辛卯”是沈光文“由潮阳航海至金门”的准确时间，但后文所叙“闽督李率泰方招来故国遗臣，密遣使以书币招之。
公焚其书，返其币”，以及“挈家浮舟，过围头洋口，飓风大作，舟人失维，飘泊至台湾”等都是“辛卯”年之后发生的事件，而并非“辛卯”之年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全祖望在“飘泊至台湾”一句之后特意强调：“时郑成功尚未至，而台湾为荷兰所据。”也就是说，全祖望虽不能明确指明沈光文来台的具体年份，但他可以肯定的是沈光文来台要早于郑成功复台。换言之，他已经明确：沈光文来台是在辛卯之后到郑成功复台之前，即1651-1661这十年之间的某个年份。因此，认为全祖望是出于“同乡情结”与“政治关怀”而有意识将沈光文供上神坛，故意在《沈太仆传》中将沈光文来台时间“造假”为辛卯或者壬辰(1651或1652)，这一论断对全祖望是有失公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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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祖望.鲒埼亭集：卷31[M]//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94.
[7]连横.台湾诗萃(上)[M].台北：台湾文献委员会，1992：289-290.
[8]季麒光.蓉洲文稿：卷2[M]//无锡文库：第4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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