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从人类社会分化出了阶级和有了阶级斗争，也就有了政治。但是，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中，政治的性质和形式又是不同的。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所建构起来的是竞争的政治，我们在习惯上也将其称为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民主”一词是与农业社会的“君主”政治进行比较时而作出的命名。这是因为，在近代早期的语境中，指出新建构起来的这种政治不同于君主政治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就这种政治的性质和表现形式来看，定义为“竞争政治”才是较为准确的。在近代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竞争政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不断调整，达到了非常完善的地步。但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特别是面对着社会所呈现出来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竞争政治遭遇了难以为继的问题。如果说全球化、后工业化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也就必然会要求终结竞争政治，并建构起一种新型的政治模式——合作政治。
关键词：竞争政治,合作政治,民主政治,社会转型
在对“政府改革”进行了反思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改革理论家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变革了激励机制，改变了组织结构，改革了行政体制——可如何进行文化变革呢?怎样能使政府再造制度呢?一旦我们离去，如何才能确保组织不会重蹈覆辙呢?”①这显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思考，不过，我们也需要指出，以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形式出现的改革，并未真正实现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改革。虽然引进了企业家精神和竞争机制，对政府的流程也进行了调整，但在组织结构上，并未实现其“摒弃官僚制”的预期，更不用说行政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和制度重构了。
但是，从奥斯本等人在这里的设问来看，他们是希望制度层面能够发生变革的，只是他们并未找到合适的出发点。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进入21世纪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事实，成了组织活动以及全部社会治理活动的基本环境，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思考新型的制度模式的问题。这样一来，就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行政的政治生态方面——民主政治。
其实，社会治理体系是一个整体，对它的小修小补可以在它的某个部分中进行，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这样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运动中，必须从整体上去思考社会治理变革的问题。就工业社会中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而言，其核心地带就是民主政治，其他所有方面都或者直接地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或者以民主政治为存在的前提。所以，随着改革的深入，必然会指向政治这个核心地带。这是因为，只有在这个核心地带中发生了变革，才意味着社会治理变革取得了积极进展。民主政治属于竞争政治，它是适应竞争社会的要求而建构起来的。
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从竞争社会向合作社会转型的运动，必然会要求对竞争社会中的所有基本的方面进行改革，以求通过这种改革去建构起适应合作社会要求的社会治理模式。所以，从竞争政治向合作政治的转变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的一项基本内容。合作政治在根本上不同于竞争政治，比如，它不具有特定的形式和运行方式，也不受场所的限制，而是存在于合作行动之中的，是每一个合作行动者都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加以诠释的政治，是真正属于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的政治。
一、民主政治是竞争的政治
在工业社会中，民主政治不仅是政治生活的形式，而且也存在于广泛的社会生活之中。因为，民主政治是具有管理功能的。在社会生活中，“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②也就是说，民主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之中，而且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在每一个社会群体中，人们都希望和要求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某种模糊的民主原则去组织行动。如果说在政治生活中，“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选择领导人”③的话，那么，在社会生活中，民主则是一种组织方式。
也就是说，在民主政治所包含着的管理维度中是没有竞争的，而政治维度则是以竞争的形式出现的，而且在性质上就是竞争性的。在20世纪，民主政治的管理维度逐渐地独立了出来，剩下的是由政治维度构成的完整的政治体系及其过程，而且都是以竞争的形式出现的。所以，民主政治实际上就是竞争政治，是竞争政治的同义语。当然，在管理过程中也会把民主政治的竞争性保留下来，用以解决管理过程中一些具有政治属性的问题。
同时，这也是管理系统与其政治生态保持一致性的一些象征性做法，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根据政治的观念去认识管理和接受管理的要求。就民主政治是一种竞争政治而言，必然包含着竞争方式的选择问题。其中，斗争就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竞争方式。艾丽斯·杨说她一贯反对协商民主的一种假设，那就是认为协商对话这样一种“具有合理性的、开放的公共辩论”一定是“有礼貌的、有秩序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和有绅士风度的论证。”④
在她看来，因为“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由于不公正、贪婪、偏见与价值差异而导致的冲突。民主政治是一系列将对他人的纯粹排斥与敌对转化为在各种可以接受的规则范围内进行对抗的制度。”⑤人们之间的分歧，有一些是可以通过协商对话去加以消除的，而有一些则是不相容的，是需要通过对抗性的行动去加以表达的。对于这些，民主制度应予包容，也正是在这种包容中，把民主政治形塑成了有规范的竞争政治。
在民主制度中，政治所要做的是把“敌人”与“对手”区分开来，当对手扮演了坚定的反对者角色时，不是将其消灭，而是要予以宽容，努力理解他们的要求、主张和思想，尊重他们的表达。所以，艾丽斯·杨认为，“在一种存在着各种社会群体、差异与重大的不公正的社会中，民主政治应当是一种斗争的过程。斗争早已不是处在与敌人对抗过程中的对峙，而是一种公民的彼此进行沟通性的接洽的过程。那些具有各种不同社会地位或者利益的人为提出某些议题而进行斗争，其他人可能会由于那些议题而受到威胁，或者，他们可能只是认为那些不同的议题是更加重要的。
一旦那些涉及他们的议题被纳入到议程中，那么，公民们必须就那些相关的条款——他们将来要依据这些条款参与到那种议题中——与其他人进行斗争，他们必须斗争，以使他们的观点能够被他人听到，同时也必须通过斗争来说服他人。”⑥
至于斗争方式的选择，只要合乎法治的要求，就应得到包容。一般说来，“由于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和被排斥的群体不可能等着那种程序变成公平的，同时也由于通常会存在着很多竞争性的利益与议题，所以，在各种不平等的情况下，那些处于被压迫和不利地位的群体除了为争取实现更大的正义而进行斗争之外，别无选择。”⑦“文质彬彬的、有礼貌的、温和的协商对话”只可能发生在封闭性群体成员利益一致的前提下。
在这种封闭性群体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也许他们之间就某件事如何去做会更好这样一个问题有分歧，但对这类分歧，通过协商对话而不是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显然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然而，社会现实却不是这样的，或者说，其一，封闭性的群体在现代社会并不常见;其二，在封闭性群体的成员之间有着利益一致性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大张旗鼓地开展民主政治，也是一个可能会存在争议的问题;其三，现代社会的排斥性压迫结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制度性的不平等、不公正决定了民主政治在其制度无法充分提供平等、公正的情况下能够容许被排斥者、受压迫者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更不用说会容许他们去与排斥者、压迫者开展斗争了。
正是在此意义上，应当承认“民主斗争的过程是一种在针对各种社会问题及其被提出来的解决方案的辩论中与他人进行‘交战’的努力，也是一种在解释和证明他们观点的正当性的提议中与他人进行‘交战’的努力。在诸如此类的和他人就某些议题与结果进行辩论的过程中，那种无序的、混乱的、令人讨厌的或者令人不安的沟通方式通常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是有效的因素。”⑧在这里，艾丽斯·杨所表达的是一种关于民主的经典性意见。
可以认为，自从有了民主政治以来，人们都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只不过协商民主理论为了话语功能的最大化之目的，在其所确定的或默认的理想条件中将民主政治中的斗争忽略了。就此而言，艾丽斯·杨在对协商民主理论的反思中重新阐述民主政治的“斗争容许”功能也是必要的，是合乎民主政治的要求的。事实上，民主政治本身在根本性质上就是一种对抗性策略的应用和施展过程，是在社会分化以及存在着不同阶级和多元利益群体的情况下发明出来的一种理性对抗的活动方式。
任何关于民主问题的探讨和构想，如果回避了对抗和斗争的话，就不能视作是在民主政治的主题下所进行的思考。在政治文明化的进程中，民主政治是迄今为止公认为最好的解决社会对抗的途径。同时，也说明民主政治与对抗性社会的相关性，一旦社会对抗由于某种原因而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比如，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把人类的共同命运问题推到了更高的位置上，即把社会对抗的问题从那个位置上推了下来，那么，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前提也就消失了。
当然，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人类对抗的加剧，如果是那样的话，将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真正终结。在没有了人类的情况下，仅仅属于人类的民主政治也同样不会存在。就工业社会的情况看，民主政治的常态是，“在政治争论中，由于某些或者所有的竞争者不相信其他人会将他们尊重为政治平等的人，所以，讨论通常会进行不下去。因而，在那里仅仅存在着权力政治。”⑨正是对这一基本事实的承认，艾丽斯·扬要求协商民主理论也必须在承认民主政治是竞争政治的前提下去设计协商过程。其实，如果溯源现代议会的开端，就会看到，互相对立的两派是分别将对方称为“托利”或“辉格”的。
这已经为民主政治做了定格，即必然是以相互辱骂开场和脱帽互为致意离场。告别时的互致问候无非是为了下一次还能够在同一场所见面，以便开始一场新的对骂。所以，当协商民主希望看到一副文质彬彬、相互尊重、自愿承认他人的景象时，不仅是对民主政治的改写，而且是表达了一种否定民主政治的愿望。只要存在着利益冲突，只要存在着各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设想人们带着平和礼貌的笑容进行协商对话。即便训练有素的政治家会将其职业假面制作成和善可亲的样子，一旦进入辩论的过程，也会为了自己的职业利益转而扮出凶相毕露的样子，甚至会想出某些刁钻的骂人词语辱骂对方，以便能够通过媒体而在社会中广为流传，以求在下一次选举中获得高票。
总之，协商民主对协商对话过程的温情期望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是借了民主之名的反民主做法。“不吵不闹不是民主”，而吵闹的背后则是为了利益、权力等所进行的竞争，竞争就是民主政治的本来面目。一切对民主政治的改造，都不可能改变其竞争政治的性质。
二、竞争政治自反中的政治转型
在政治—行政二分的理论视野中，政府是被作为行政机构看待的，即要求把政府所代表的行政与政治区分开来。这样一来，我们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就看到了竞争的政治与非竞争的行政(政治)两个构成部分。虽然行政被看作是执行部门，即对政治部门通过竞争的方式形成的决策的执行，但是，行政所具有的对竞争政治的平衡职能也是一直存在的。也就是说，在民主政治以竞争的形式出现时，是让非竞争性的行政部门发挥平衡作用的。这样一种设计可以说非常完美。
事实上，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发挥着对民主政治以及整个社会的平衡作用。如果说民主政治与整个社会都是竞争性的，都是通过竞争而去证明自身的存在和获得发展动力的，那么，把行政部门打造成一种非竞争性的存在，令其在竞争的社会发挥平衡竞争的作用，在设计思路上的确是无比精妙的。但是，这只能说明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只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部门，而不是能够把它看作是政治体系之外的存在物。正如一架机器的某个平衡设置是这架机器的一部分一样。
事实上，在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是否属于政治的一个构成部分的问题上，或者说，在政治—行政二分的观点能否成立的问题上，是一直存在着争议的。就实践来看，在处理一些日常性的事务时，使得政府似乎不具有政治属性，实际上，政府在处理这些与政治距离较远的事务也是从属于政治合法性的经营的。根据这种理解，那么，可以说政治与行政的区分更多地属于策略性的安排。所以，几乎所有对政府的调整和改革，也一直都是以直接的政治行动的形式出现的。
三、在社会转型中建构合作政治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似乎不变的叙事风格，如果所探讨的是某个地域性的问题，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域外的情况，与域外进行比较，发现域外成熟的思想和操作经验。比如，威尔逊在提出“行政学”的构想时，就首先把欧洲大陆搬出来。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如果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所要解决的是一个新的问题，就肯定会问道域外或求助历史。
这一点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学者在探求真理方面明显地存在着热情不足的问题，而炫耀学识往往成了第一要务，域外以及历史为中国学者所提供的恰恰是炫耀知识的广袤空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中国的学术作品中，几乎在对现实的任何一项思考中都包含着对域外文献和历史经验的梳理。
就人类思想史来看，伟大的思想并不来源于那些科学研究或学术活动的竞争者那里，而是那些独立于竞争系统之外、弃绝名利的人的创造物。虽然那些竞争者在竞争机制的驱动下也生产出了大量貌似有思想的作品，但距离“伟大”范畴的地标，总会有着较为遥远的距离。所以，我们不认为竞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性动力，更不是唯一性的动力。
我们认为，竞争只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所开启的人类历史的新的阶段中，竞争不仅不会成为历史进步的动力，反而会成为破坏性的因素。其实，即使在工业社会中，竞争的价值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中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在以家庭为核心的日常生活领域中，竞争是有害的;在基础性的科学研究领域中，特别是对于重大的理论创新而言，竞争也无法起到积极的作用。
相反，一切能够被纳入到竞争活动中去的科学研究，虽然也可以定义为科学研究，但只能说是平庸的模仿性质的科学研究活动，至多也是诠释性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归入重大理论创新的范畴。所以，关于竞争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作用都需要在具体的分析中作出评估，而不应笼统地对竞争作出无条件的肯定性评价。在我们的世界中，只有那些被宗教尊奉为最伟大的神才具有超越一切条件的价值。如果不存在着“竞争拜物教”的话，那么，竞争的价值就需要在具体的条件下去加以认识和定义。所以，无论我们对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的竞争政治抱有怎样的感情，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也必须将这种感情放置一边，然后，去积极地参与到合作政治模式的建构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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