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王阳明生前，弟子遍布大半个中国。从明代中后期到现在，阳明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五百年的历程，近代阳明学在其中占有重要一席。近代哲学家基于各自的哲学理念、政治诉求和价值旨趣审视王阳明的思想，以不同范式解读、诠释阳明学，形成了六种不同的阳明学研究范式和形态，为阳明学研究提供了多种样式和选择。与此同时，近代阳明学研究带有与生俱来的时代烙印和鲜明特征，反思近代哲学家的阳明学研究，既有助于直观感受阳明学在近代的传播，又可以得到诸多启示和启迪。
[关键词]王阳明,阳明学,近代哲学
近年来，阳明学研究持续升温，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这些成果反映了学术界对王阳明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对于推动阳明学研究的深入和完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大致说来，阳明学传播的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阳明学在国内的传承，其中包括王门后学即明清之际和现代新儒家的阳明学研究;一是阳明学在国外的传播，以日本为主。
前者主要侧重于阳明学对明清之际和现代哲学的影响，后者则侧重于阳明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在对阳明学从明代到现代的传播历史的研究中，近代一段最为薄弱，有些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学术界对于近代哲学家的阳明学研究很少问津，即使有关注也将阳明学作为孟子陆王心学的一部分笼统论及，鲜有将阳明学作为独立对象予以审视、梳理和研究的论作。
问题的关键是，近代的传播轨迹是阳明学传播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将近代纳入其中，才能全面展示阳明学在历史上的沿革和影响。有鉴于此，探究近代哲学家视界中的阳明学无论对于阳明学研究还是近代哲学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本文借助近代哲学家对阳明学的研究，在还原阳明学对中国近代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影响的同时，概括和归纳出不同的研究路径和范式，进而对之进行宏观透视和反思。这无论对于阳明学研究还是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都是必要的，也是意义非凡的。
一、近代阳明学研究的意义和特点
作为传统文化热的一部分，哲学、国学、实学和政治学等不同领域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都倍加关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的思想更是成为各个学科共同关注的“显学”。在对中国近代哲学和思想的理论来源的挖掘中，近代哲学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解读和诠释被纳入了研究视野。在此过程中，先秦诸子和儒道墨法各家与近代哲学的关系以及在近代哲学中的命运备受关注。
有些学者将之称为近代的诸子学复兴，并将近代的诸子学复兴视为乾嘉学在近代的延续。尽管宋元明清哲学以及陆王心学也被纳入视野，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宋明理学家的思想并没有像先秦诸子那样成为近代哲学研究的焦点。在这个前提下应该看到，与包括朱熹在内的其他宋明理学家相比，王阳明在近代受到极高礼遇。
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到章炳麟、孙中山等都对王阳明推崇有加，乃至情有独钟。王阳明在近代哲学中的际遇是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朱熹和陆九渊等宋明理学家无法比拟的。近代哲学家对王阳明的关注和解读共同汇成了近代哲学的阳明学研究，也使近代阳明学研究之研究变得至关重要起来：第一，对于阳明学来说，近代哲学家的王阳明研究是阳明学传播史中不可缺少且至关重要的一环。只有将这一阶段的阳明学研究充实起来，才能使从明清到当代的阳明学研究史完整而完备。
第二，对于近代哲学来说，探究近代哲学家的阳明学研究，既有助于直观把握近代哲学的理论来源，又有助于深刻理解近代哲学的内容构成。中国近代哲学与文化是古今中外各种思想学说的和合，最大特点便是“不中不西即中即西”。心学在近代哲学中占有绝对优势，是近代哲学、文化的主流和归宿。近代心学的理论来源和内容构成包括三大部分，即中学、西学和佛学，中学则以孟子、陆九渊和王阳明的思想为代表。这表明，尽管恪守心学不是近代哲学家推崇王阳明的唯一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
综观近代哲学可以发现，除了严复之外，近代哲学家大多都在心学的维度上对王阳明顶礼膜拜。作为中国古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的思想与孟子、陆九渊一脉相承，又与后者不尽相同。这从三人哲学思想的基本命题、逻辑构架和致思方向等各个方面具体而直观地展示出来，三人在近代哲学中的不同命运和近代哲学家对三人思想的不同解读、评价也印证了这一点。
正如都秉持心学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一样，近代哲学家都对阳明学高度关注，并且沿着心学的逻辑和意趣审视、解读、评价王阳明的思想。在这方面，即使是对王阳明思想颇有微词的严复也不例外。这使阳明学成为近代哲学特别是近代心学与文化的主要来源和内容构成，对近代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近代哲学和文化处于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带有与其他时期不同的鲜明特质和阶段特征，对于中国哲学史、文化史研究不可或缺，并且至关重要。
与古代国学指与私学相对应的官方之学即国家之学不同，近代国学指与外入之学相对应的中国固有之学、本土之学。当下的国学思潮发端于近代，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西学大量东渐之后才出现的，旨在以西学这个“他者”凸显中学这个“我者”。正因为如此，国学一词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始于二十世纪初，其酝酿却开始于鸦片战争，形成于戊戌维新时期。
这至少说明，国学是近代哲学家以中国传统文化应对全球化的产物，他们的国学概念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评价和内容转换息息相关，也与中国近代的哲学重建和文化形态密不可分。概而言之，救亡图存、思想启蒙、西学东渐和国学理念构成了近代哲学家解读阳明学的四个基本维度。这四个维度决定了他们对阳明学的解读和诠释是多维的、丰富的，对阳明学的评价也是变化的、复杂的。
事实上，近代政治的波谲云诡和学术思想的日新月异是近代阳明学研究复杂多变的客观条件，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开放多元共同促成了近代阳明学研究的异彩纷呈、形式多样。这是近代阳明学研究的特点，也是近代阳明学研究的魅力和独特的价值所在。
二、近代阳明学研究的范式和形态
透过中国近代的阳明学研究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对阳明学大加称赞乃至情有独钟的不是专门的阳明学研究专家，而是具有政治诉求的政治家和富有学术底蕴的启蒙思想家。集政治家与启蒙思想家于一身是近代哲学家的共同特征，也是近代哲学同时肩负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使然。与纯粹的学问家的研究意趣和套路有别，近代哲学家往往根据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术意趣诠释王阳明的思想，不仅拥有各自的研究范式，而且建构了迥然相异的阳明学研究样式和阳明学形态。归纳起来，近代哲学家的阳明学研究是在六种不同的视域下、沿着六种不同的思路和逻辑展开的，由此形成了六种类型的阳明学研究范式和形态。
第一种是孔教视域下的阳明学研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孔教视域意为在推崇孔教的前提下审视王阳明的身份归属，并基于这一思路解读、评价王阳明的思想。结果是，康有为不仅将王阳明视为孔子后学，以孔子后学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透视、梳理王阳明的思想以及阳明学的思想特质，而且循着这个逻辑对王阳明的思想进行历史定位和态度评价。
康有为指出，王阳明和陆九渊一样与孟子的思想一脉相承，传承了孔子的心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不止一次地断言：孟子，传孔子心学者也。孟子之学，心学也。宋儒陆象山与明儒王阳明之学，皆出自孟子。这一界定意味着康有为对阳明学的解读关注王阳明与孟子、陆九渊以及朱熹等人的关系，围绕着与孟子、陆九渊的渊源和与朱熹的争教两条线索揭示王阳明在孔子后学中的传承谱系和思想特质。康有为大声疾呼的孔教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孔子的思想是宗教，孔子是创教的教主。第二，孔子托古改制，三世三统是孔教的核心教旨。
因此，孔教视域下的阳明学研究秉承公羊学范式解读、阐发王阳明的思想，以思想发微为主而不是注重训诂或考证。对于康有为来说，公羊学范式既是解读王阳明思想的方法，也决定了他解读王阳明思想的儒家立场。这使康有为的阳明学研究在孔教的视域下，沿袭公羊学的传统，秉承儒家立场展开。由此，他建构了阳明学的儒学样式，或曰儒学形态的阳明学。
第二种是孔学视域下的阳明学研究，代表人物是谭嗣同。一方面，孔学视域与孔教视域都关注王阳明与孔子的关系，因而呈现出某种相似性、一致性。例如，都在推崇孔子的前提下审视王阳明的身份归属，并且都肯定王阳明是孔子后学。另一方面，孔学与孔教视域下的阳明学研究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二者之间不可同日而语：第一，在王阳明的思想传承上，孔学视域下的阳明学研究不是彰显王阳明与孟子思想之间的传承关系，而是将王阳明说成是庄子后学。这意味着谭嗣同并不像康有为那样将王阳明的思想界定为心学或侧重对王阳明心学的阐发，而是沿着庄子的思路——具体地说，在庄子思想与佛学的互释、和合中解读王阳明的思想。
第二，孔教视域以立孔教为国教为目标，强调孔教的传播过程是一个争教的过程。因此，康有为孔教视域下的阳明学研究突出王阳明与朱熹等人在孔教内部的争教。孔学视域没有了争教的主题，不再关注王阳明与朱熹的关系。事实上，谭嗣同不像康有为那样为立孔教为国教奔走呼号，甚至不再像康有为那样彰显孔教的至高权威，而是将佛教置于孔教之上。在这个前提下，谭嗣同对阳明学的阐发不惟不再服务于立孔教为国教，甚至不再以孔子思想为制高点。
可以看到，谭嗣同习惯于在庄子与佛学的互释中挖掘王阳明的思想内容，下面这段话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意趣：“远羁金陵，孤寂无俚，每摒挡繁剧，辄取梵夾而泛观之，虽有悟于华严唯识，假以探天人之奥，而尤服膺大鉴。盖其宗旨岂亶，无异孟子性善之说，亦与庄子于道之宏大而辟、深闳而肆者相合。至于陆子静、王阳明，其有所发，尤章章也。嗣同以为苟于此探其赜，则其所以去尔蔽，祛尔惑，浚尔智，成尔功者，诚匪夷所思矣。”
就研究范式而言，孔学视域下的阳明学研究走的依然是公羊学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谭嗣同的阳明学研究在近代哲学家中与康有为最为接近。尽管如此，由于将佛学纳入其中，特别是声称佛教高于孔教，加之反对以儒家代替孔教，谭嗣同的阳明学研究并没有像康有为那样建构阳明学的儒学形态，而是最终建构了阳明学的佛学样式，或曰佛学形态的阳明学。基于中国近代全球多元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近代哲学家将阳明学置于世界多元文化的视域下，为王阳明找到了诸多外国的同调。在这方面，梁启超的阳明学研究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梁启超并非偶尔将王阳明与西方哲学家联系在一起，而是一贯对王阳明的思想与西学进行互释。
一方面，他在讲外国哲学时，以王阳明的思想进行解读。例如，梁启超在介绍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学说时，反复提到王阳明。在此过程中，他不仅肯定康德在知行关系(“以空理贯诸实行”)方面与王阳明的观点相似，而且以王阳明的良知标准解读康德的自由意志，断言康德所讲的真我就是王阳明推崇的良知。以康德比诸东方古哲，则其言空理也似释迦，言实行也似孔子，以空理贯诸实行也似王阳明。又案：王阳明曰：“一点良知是汝自家的准则。汝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些子不得。汝只要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善便存，恶便去。”
是亦以良知为命令的，以服从良知为道德的责任也。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另一方面，在解读王阳明的思想时，梁启超搬来了众多的西方哲学家。于是，梁启超说道：“泰西古代之梭格拉第，近世之康德、比圭黎，(或译作黑智儿。)皆以知行合一为教，与阳明桴鼓相应，若合符契。”在这里，梁启超不仅将王阳明比作康德，而且将之与苏格拉底和黑格尔相提并论。饶有趣味的是，不惟具有中西文化比较视域的梁启超对王阳明与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互释，即使是具有国粹情结的章炳麟也将王阳明的思想与西方哲学家相比附。
章炳麟这样写道：夫其(指王阳明——引者注)曰“人性无善无恶”，此本诸胡宏(胡宏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完具，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辩，不可以是非分。”又曰：“性者，善不足以言之，况恶邪?”)，而类者也，陆克所谓“人之精神如白纸”者也。章炳麟在这里大讲特讲王阳明的良知无善无恶说来源于胡宏，引经据典，言之凿凿。末了，他却话锋一转，肯定王阳明的这个观点与洛克的白板说类似。
上述内容显示，近代哲学家在将王阳明与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相提并论的过程中，提到了苏格拉底、康德、洛克和黑格尔等人——从年代上说，有古希腊的，也有近代的。从国别上说，有希腊的，也有德国的和英国的。从思想上说，有先验论，也有经验论;有可知论，也有不可知论。透过这些不同的人物和学说，可以直观感受近代哲学家解读王阳明思想的多元视野和开放心态。这表明，以西学为参照解读王阳明的思想是他们的共识，也由此形成了近代阳明学研究的主要特色。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近代哲学家对王阳明思想的解读和诠释拥有前所未有的多元的文化视野，并且与古代哲学家拉开了学术分野。更有甚者，尽管近代哲学家选择的与王阳明相互观照的西学人物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得出的结论出奇一致。可以看到，近代哲学家异口同声地肯定王阳明与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相同而不是不同。从思想启蒙的角度看，近代哲学家的做法旨在借助中西互释为王阳明思想代表的中国本土文化注入西学要素，以此推动王阳明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转换和现代化。
从救亡图存的角度看，近代哲学家的做法具有借助王阳明思想与西学之同提高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进而激发爱国心和自尊心的意图。中国的当代哲学、思想和文化均与近现代一脉相承，当下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和学术争议大多肇端于近代。就阳明学研究来说，当代的阳明学研究是近代阳明学研究的延续，近代哲学家的阳明学研究对于当代弘扬阳明精神、诠释阳明学说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他们对王阳明思想的诠释和研究本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始终围绕着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两个历史使命和立言宗旨展开。
这使近代哲学家的阳明学研究虽有时代局限，但却有恒常意义，可以为当代提供不可多得的历史资鉴。事实上，无论近代哲学家乐此不疲的古今中西之辨还是富国强国之梦都在继续，仍然是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建构的主题。正因为如此，近代哲学家的王阳明研究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财富，他们的经验和教训足以给今人以启迪和警示。
[注释]
《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古今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古今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致唐才常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29页。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45页。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0页。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78页。
《诸子学略说》，《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85页。
《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4页。
《遣王氏》，《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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